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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1日张维迎教授在北大国发院2017届毕业典礼上发表了有关自由的高论。他试图通过中国与外国、古代与现代之科技成果的多寡表达自由对科技发展的重要性。他说：“从旧石器时代（250万年前）到公元2008年之间产生了1001项改变世界的重大发明，其中中国有30项，占3%。这30项全部出现在1500年之前，占1500年前全球163项重大发明的18.4%，其中最后一项是1498年发明的牙刷，这也是明代唯一的一项重大发明。在1500年之后500多年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似乎在他看来现代中国人匮乏的发明创造源于当下不自由的制度环境，如此难道古代中国人多产的发明创造难道源于自由的制度环境？貌似今天乃专制社会，古代乃民主社会似得。
事实上，今天我们谈论自由多见于社会科学领域，而与自然科学无关。纵观人类史，无论是专制的还是民主的，没有哪个统治者会阻遏科技的进步。即便是秦二世，你若发明一个电灯泡，他也会给予你自由。因为科技产品可受益于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所有人，没人不会给予科学的自由。故而，那种把科技进步与自由嫁接的论调皆是站不住脚的谬语，没有任何逻辑可言。诚然，只有当你所搞的科研涉及到某种影响统治者利益的价值判断时，统治者才会干预你的行为，但这种情形较为少见。如，教廷为了自身利益禁止日心说的传播。一种行为，只要不涉及到他人利益，没人会限制你的自由。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一般地，政治行为极易与人的现实利益发生牵扯，而科技行为则很少能妨碍人的现实利益。故而，科技的自由，统治者一般是会给予的。当年大清大搞洋务运动，对西方世界的科技成果几乎是来者不拒，而对可能影响自身利益的西方政治体制的引进却极力排斥。
很显然，我们对自由的诉求主要体现在社会科学领域而非自然科学领域——体现在财富分配领域而非财富增加领域。统治者之所以限制自由，是因为自由妨碍了其在社会利益分配中获得最大份额，而他从不限制可使自己也受益的社会总财富增加的科技创新的自由。自由不从社会科学领域切入而从自然科学领域讨论无异于张冠李戴。
在张维迎的表述中，事实上也并未给出中国古代科技成果之多和现代中国科技成果之寡与自由之间的必然关系，没有论证过程而仅是一些数据的罗列而已。古代比现代更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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