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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商人的社会地位
儒家正统蔑视商人，恰恰是因为商业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
在儒家重农主义者眼中，商人的社会地位是最低的。农民和手工艺者生产粮食、制作手工艺品，商人却不事生产，专以交换他人货物而得利。农民之所以值得称颂，是因为他们构建了社会的经济基础，并用自己的劳动成果养活广大民众。商人之所以社会地位低下，是因为他们的贸易行为不仅鼓励无妄的浪费，还会让农民偏离本业。在中国，重农主义者向来都努力维系着这种经济上的自给自足。然而，金钱却似乎妨碍了这种自足。
这种贬低商人的做法与社会现实是矛盾的。事实上，儒家正统蔑视商人，恰恰是因为商业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著书立说之时，正是强大的商人开始挑战既有的贵族秩序之际。因此，他对商业的轻蔑意在垂范未来，而非描述现实。换句话说，商人社会地位低下，并不意味着他们就真的为农民和手工业者不耻。后者也仅在名义上比前者优越而已。到帝制晚期，商人在国家专卖行业中起关键性作用时，即便普通商人，也被视为有价值的社会成员。然而，农业方面挥之不去的偏见，仍会不时对政府的商业政策产生不利影响。而文人们，当然也会继续空谈“士农工商”的旧秩序。
商人从街头小贩到巨贾，分类范围颇广。中国人通常将其分为三类：一般的贸易者（坐贾）、掮客（牙商）和富裕的寄销商（客商）。10世纪后，与这种功能上的分类随之而来的，还有贸易的发展。此时，修建运河促进全国市场的建立，对外贸易扩大，人们开始使用纸币和汇票，大城市也开始向旧的行政中心之外扩张。
（www.earm.cn/田成杰2017-7-7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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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帝国的衰落》，魏斐德/著，梅静/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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