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大众文化的时空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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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后现代大众文化的时空嬗变</B> 评王彬【关键词】后现代 大众文化 时间 空间 解构 整合【价格】0【点击次数】1【阅读次数】1
<P>　　后现代大众文化的时空嬗变　


<P>　　王彬 　</P>
<P>　　（山东大学 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P>
<P>　　内容提要：在铺天盖地的全球化、现代化浪潮面前，当代中国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震荡与裂变，对现代性的拥抱与反思成为当代中国不同的文化景观，在两种时空维度的冲击与撕扯中，当代大众文化的大众成为真正的缺席者，精英知识分子的呐喊亦被时尚所淹没，文化产业与大众传媒的结合促使人类文化时空的商品化与消费化。于是，大众文化以其特有的文化品格解构着人类文化时空，人类文化时间零散化，在一个个瞬间中，人类的生存意义遭到放逐；人类文化空间碎片化，人们成为处于“无根”状态的匆匆过客。但是，碎片与瞬间不可能是人类永久的生存状态，被解构的人类文化时空必然为大众文化重新整合。　</P>
<P>　　关键词：后现代 大众文化 时间 空间 解构 整合 　</P>
<P>　　所谓“后现代主义”是与“现代主义”相对而言的，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它兴起于二战后的西方，九十年代在中国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堂皇登陆，在此可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信息时代或者是大众时代。所谓大众文化（mass culture）是在工业社会产生，以都市大众为消费对象，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无深度、模式化的、易复制的、按市场规律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所谓“大众”首先是量的概念，其次才是质的概念，即指工业化社会中迅速崛起的中产阶级（市民阶层）。如果说，“后现代”是一时间范畴，那么“大众文化”则是一空间范畴，所谓“后现代大众文化”即指九十年代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众文化的特定时空境域。　</P>
<P>　　一、 解构——后现代主义语境下大众文化的文化品性 　</P>
<P>　　大众文化的迅速崛起极大的扰乱了传统与秩序，民族的与世界的、传统的与现代的等各种新旧文化形式裹挟着各自的价值观念体系在众多的文化舞台上闪亮登场，一度造成了文化领域的阡陌纵横的格局。在许多人看来，大众文化现象无疑是当代社会一道黑色风景线，面对大众文化的霸权势力与征服意义，面对精英文化的萎缩与退却，众多的人文知识分子满腹忧虑的发出了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慨叹，他们苦心经营起来的、自认为日臻完善的知识体系和话语方式被富有反叛与消解意味的大众文化潮水般的吞噬着，最终被消解殆尽。大众文化的消解功能如此强大以致于传统的、权威的知识领域越来越呈现出萎缩态势，知识体系的失效使人文知识分子愈感失落，他们只好给予大众文化以白眼和非议。不可否认，大众文化有过度的突出娱乐性与消遣性，缺乏深度与理性的一面，但也具有文化平等、解构权威的进步意义。大众文化的解构性特征及其他品性是与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密切相联的，其中后现代主义思潮与大众文化的广泛流传有直接意义。后现代主义曾在欧美各国七八十年代盛极一时，到八十年代末呈式微趋势。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涌入中国，并且很快获得了一定文化阶层的回应。后现代主义与新时期人们的价值重建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追本溯源，尼采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的鼻祖，作为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的海得格尔、维特根斯坦、福柯、德里达等都对尼采的思想产生过承继性的倾向。后现代思潮的基本特征和核心精神是解构主义和反逻各斯中心主义，超越、否定和反对“现代”是其基本旨意。可见，消解与解构传统是后现代主义首要而基本的功能。尼采曾经自诩为“太阳”，因为他否定一切，怀疑一切，挑战一切，尤其贬低和否定理性，消除人类所固有的价值和意义。在近代理性主义盛行的哲学氛围中，尼采首先以智者之识和强者之音宣言：“上帝死了！”“重估一切价值！”海德格尔凭依其存在主义直接向绝对真理提出非议，从柏拉图到笛卡尔，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无不成为其清算的对象。德里达是最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他认为传统文化精神的本质特征在于囿定于一种逻辑中心主义，它设定世界存在是一种供认识永恒追寻的终极价值和绝对真理，因而解构哲学的任务在于从根本上否定逻辑中心主义。总之，后现代主义者的哲学主张极大的启蒙和开掘了人们的批判精神，诱发了价值重建的主体性冲动。　</P>
<P>　　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品格致使大众文化极尽自我展现之能事，“后现代”（严格说，“后现代”与“现代”是相对的文化范畴，二者并无时间界限，在此用作一般意义）亦为大众文化的鼎盛时期。由于后现代主义的盛行恰恰是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逻辑展开，所以欲探求大众文化的渊源关系必然追溯到现代主义的文化主张。作为工业社会高度发达的产物，大众文化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现代化历史紧密相连，现代工业文化以其强大的社会化生产性能造就了科学理性主义文化的一统天下的局面——这为大众文化的历史出场提供了鲜明的靶子。工业化历史表明人类的征服意义导致了人的自由和感觉的丧失，回归自身必然成为人类的当代文化理想。于是，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以反思和检讨科技理性、消解传统为宗旨应运而生，而这恰恰是大众文化产生的原动力。丹尼尔·贝尔将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直接合二为一，统称现代文化，现代文化的特征就是“不断的表现并再造‘自我’，以达到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它尽力扩张，寻觅各种经验，不受限制，遍地掘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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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贝尔所描述的正是大众文化现象，对个体经验的无限度扩张显示了文化本身的平民化、世俗化倾向，一切传统的理性主义的东西被个体的心理、意志、激情、欲求所刷新。大众文化盛行的时期也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高度发达、历史进入“后现代”的时期，可以说，正是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逻辑推进导致了后现代主义在六十年代的盛行，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逻辑对接也正是大众文化发迹的历史过程。　</P>
<P>　　二 碎片与瞬间—— 人类文化时空的破碎　</P>
<P>　　“什么是时间？——或许会认为《存在与时间》的著者一定知道这个。但他不知，所以他今天还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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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时间和空间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或者毋宁说是人类存在本身。人类时空意识的每一次演变都是人类文化变革的标志。人类最早的时间观是一种神化的、缓慢的循环论时间观，几乎在所有原始社会中，“时间看来并不是以中性的坐标形式出现的，而是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神秘的力量操纵着万事万物、人的生命，以及诸神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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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种时间观中的人们感觉不到危机和焦虑，只有对时间之神的敬畏。后来，犹太基督教传统“把线性（不可逆）的时间，一下子直截了当的建立在西方文化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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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督教时间观认为时间是不可逆的线性的矢量，有开端和结束，世界将在创世和末日的框架中构成一个完整的圆。于是在宗教中人对时间的恐惧和焦虑被缓解。工业革命以降，宗教基础的动摇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线性时间观大大强化，人们被彻底抛入线性时间之流。英国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形象的称之为“时间之箭”；17世纪中叶，惠更斯发明钟摆，赋予时间以理解力和表达力，“时钟技术的发展把时间从人类的事件中解开，使我们更相信独立的科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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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和自然的机械性。牛顿则提出的绝对时间观是其典型代表：“绝对的真的及数学的时间，是自身在那里流，因而其性质，是等速的，且不与外界任何对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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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推翻了绝对时空观，认为时空能够弯曲化，似乎验证了康德的“时空是人的先天直观形式”的观点。热力学第二定律和宇宙大爆炸理论则认为时空有始有终，始于大爆炸，终于热寂，给人类提供了一幅可怕的前景。　</P>
<P>　　与传统时间观对应，传统空间观有以下特点：（1）狭隘性和封闭性：这是由各民族、国家交往的有限性决定的；（2）确定性：个人、社会、民族对空间位置有较确定的感知与体认；（3）圈层性：以自我为中心，向“他者”辐射，形成一个个同心圆，如“中国”观念，西方的“远东/近东/中东”观念；（4）次序性空间的前后方位及中心/边缘关系有明确的规定；（5）稳固性和连续性。　</P>
<P>　　19世纪末资本主义社会的高速发展打破旧的时空秩序，时间的不可逆性和流速加快、密度加大，折磨着人们的心灵。时间丧失了永恒、神圣的意义，在“时间就是金钱”的口号下，真正的时间缺席了。一方面人得到有限的自由，一方面却被抛入无边的焦虑和虚无。现代主义文学大师欧·尤内斯库咏叹道：“速度不仅犹如地狱一般，它就是地狱，是自由坠落的加速。现在已逝，时间已逝，不再有现在，不再有时间，几何级数的坠落将我们抛入虚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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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不能倒流的时间判定我们将永远漂泊异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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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我们亲历的只有时间中的瞬间、现在，然而瞬间、现在又是稍纵即逝的点，未来从虚无深渊中象洪流一样涌过现在之点，涌入过去的无边深渊。本世纪中期以来的新科技革命更为迅速、彻底的改变了我们的世界。由于运输革命和通讯革命带来了运动、速度、光和声音的新变化，导致了人们时空感受的错乱和失衡。有人曾对电话、录象机和互联网从诞生到1000万用户的普及速度作过比较：电话30年，录象机7年，互联网只用了1——2年！用欧文·豪和丹尼尔·贝尔的话说：“吓人的裂缝，横在传统的过去和遭受震荡的现在之间……历史的线索遭到扭曲，也许已被折断了。”“在制造这种断裂并强调绝对现在的同时，艺术家和观众不得不每时每刻反复不断的塑造或重新塑造自己。由于批判了历史连续性而又相信未来即在现在，人们丧失了传统的整体感和完整感，碎片和部分代替了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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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P95　</P>
<P>　　1995年引进的美国大片“speed”有一个很有意味的译名《生死时速》。的确，在高速、高效、高节奏的时代，时间和速度已和生死相关，不少人出现了“晕车”症状，难怪崔健唱到：“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过去我幻想的未来可不是现在。”科技专家的研究、政治家的承诺、企业家的口头禅、商家的广告都早在喋喋不休的喊着一个字：快！人们前所未有的忙碌起来，逐渐丧失了时间感受，变得麻木和迟钝（因为在没有什么刺激让人震惊），所有情趣、欣赏、幸福同传统一样“过时”了。甚至上帝赋予人们的休息娱乐权利也成了不可忍受的重担，人们在忙、累、烦中忘记了时间本身就是生命。欧洲人把一些忙忙碌碌的人称为“Japanese tourist”（日本旅游者），因为他们在小旗带领下鱼贯而入又鱼贯而出，就象索尼公司生产的产品，以精确和紧张的方式旅游，其实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呢？更为严重的是，形象的复制和批量生产，在强化人们的即时享受的同时，却从根本上导致现实感的丧失，因为我们不知道现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历史的列车，在知识加速度的推动下将要脱轨。人类越来越无法解决他与日俱增的问题，因为变化步伐中的加速度正把我们推进能量的极限，我们将无法对未来的挑战做出创造性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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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P205总之，人类文化时间由丰富、整体、混沌、永恒的形态越来越挤压、收缩成一条直线，最终被越来越强的压力压缩以致断裂，成了一个个瞬间――零散化的时间。　</P>
<P>　　后现代大众文化的空间嬗变表现为空间的碎片化，即距离的消蚀与断裂，界限的消解与次序的错乱。由于空间距离的缩短，“地球村”的出现，传统理性宇宙观开始崩溃，审美和社会心理的距离消蚀、断裂，充满本能冲动的梦境和潜意识手法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文学中意识流手法打破了时空次序；绘画中抹杀了画布上的“内在距离”；音乐中破坏了旋律和节奏的平衡，强调永不停顿的“原创性”和“喘息间断”；电影中蒙太奇手法打破了时空单元结构，故事的叙述任意穿插、拼贴，表现了现代生活的断裂与破碎。1996年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的《云端外》（beyond the cloud ），讲述了四个不连贯的故事，从每个故事到整个影片，无处不在向人们展示“隔”：门、窗、空气、电话以及人的心灵。我们每天擦肩而过，却素不相识。发轫于西方80年代初，90年代风靡中国的装置艺术是一种无法归纳入传统绘画和雕塑的先锋艺术，它“注重空间的异在性，媒介材料的权充性以及展示方式的有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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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P251如1995年7月在中央美术学院废弃的校园和教室里，隋建国等人实施作品《新王府井广场》：把一些丢弃的小型裸体雕塑作业汇聚在一起，并施染粉红颜色，与蒸蒸日上的高楼大厦形成特殊景观。现代摄影艺术在“消费主义推陈出新的虚假需要下”，“向大众炫示了他者人情事物的千奇百怪，以满足社会的猎奇心理，来调剂枯燥、庸常的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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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P259空间的嬗变最深刻的体现在后现代建筑上，后现代主义的建筑作品是无法解读的迷宫，如果说西方后现代主义建筑还有标新立异的特色的话，九○年代中国大都市建筑则已非个性化、“无名化”。人们“毫无诗意的栖居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计算着梦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苏芮的《蜗牛的家》则唱出当代都市人的感受：“在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找不到我的家/在人来人往的拥挤街道浪迹天涯/我身上背着重重的壳努力往上爬/却永永远远赶不上飞涨的房价。”　</P>
<P>　　在后现代文化中，都市/乡村、传统/现代、中心/边缘、东方/西方、在场、/不在场、公共/私人、艺术/生活、精英/大众等等的界限被消解、抹平了，客观世界被零散化直至解体，成为一系列文本和碎片，主体则非中心化，空心的人失去大地和天空，人作为匆匆过客关注的只是他自己的在场状态，世界对他来说不过是生命无意义的放逐自己的场所。人们失去了“高空的自由空气，精神的敞开领域”（海德格尔语）。如果说现代主义是孤独、苦恼、疯狂和自我毁灭的话，“后现代主义的病态则是‘零散化’，已经没有一个自我的存在了。在后现代主义中，一旦你感到非爆发出来不可的时候，那是因为你自己无法忍受自己变成无数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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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P196正如英国社会学家鲍曼一部近著的标题所示“生活在碎片中（Life in Fragment ）”。　</P>
<P>　　造成上述时空嬗变的根本原因在于时空的商品化和消费化。文化产业与大众传媒的结合，使文化几乎完全大众化了。阿多诺认为，大众文化不是个人的精神和灵性的活动，它已蜕变为一种大批量生产的工业，大众产品成为可以交换的产品。“在后现代主义中，由于广告，由于形象文化，无意识以及美学领域完全渗透了资本和资本的逻辑。”“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开来，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了消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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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P162文化的传播和承载方式由书籍—印刷向电脑―电视转变，我们已进入“商品化的信息时代”。在信息时代，我们所面对的是“数字化生存”，人本身也成了符号化产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的身份、财产乃至我们的一切被一系列号码所标示。在大众文化中，一切走向表面，时空深度消失，被加工、切割、包装成各式各样的产品在市场上出售。这种符号化中介把现实和形象完全隔离，现实被抽空，只剩下一堆形象、文本，就象“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即使借我一双慧眼，也无法把这纷扰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在视听艺术中过程和结果都消失，有的只是当下、瞬间的体验。阿多诺认为大众文化是欺骗大众的谎言，使人忘掉现实，陶醉到虚幻中去，“文化工业培养它的牺牲品在划归它作精神消费用的空闲时间里不愿用脑，而感觉器官被到处弥漫的流行曲调弄得麻木不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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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P14于是，“当今人的根基持存性受到了致命的威胁。更有甚者：根基持存性的丧失不仅是外部的形势和命运所致，并且也不是由于人的疏忽和肤浅的生活方式。根基持存性的丧失来自我们所有人都生存于其中的这个时代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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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P1235　</P>
<P>　　在90年代初期，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短暂的空场，启蒙意旨的作品不仅与激进的启蒙立场无关，而且也缓解了文化市场商品稀缺的紧张。同时，自80年代以来，激进的创新运动一直在亢奋中进行，传统的文化制品中断了生产，需求在积聚中膨胀，人们无法忍受“无根”、“悬浮” 的状态，迫切需要一种心理慰籍，于是，在有效需求市场规则的操纵下，一举导致了怀旧文化的成功。大众传媒不失时机的制作了“怀旧”和“归根”的形象，一种是从空间上归，即家国之恋和乡愁，一种是从时间上归，即童年和历史的回忆与怀旧。正是在充满裂隙、混乱、错位的时空语境中，九○年代中国都市涌动其一股浓重的怀旧和乡愁情调。“跨世纪”的希望与世纪末的彷徨交错杂揉，统统被包装成诱人的商品，成为一种流行文化。现代主义时代，人们借助诗歌表达人类的还乡意愿与漂泊感，然而，阿多诺说过，在奥斯特新集中营后，写诗是野蛮和残酷的，他的断言表达了一种对现代文明的绝望意识，一种伴随着20世纪技术扩张而弥漫在世界上空存在的悲哀之场。“后现代人”只好把乡愁寄托于精心制作的乌托邦，于是人们对“精神家园”、“人文精神”开始追寻。而当今中国的怀旧时尚只是以记忆的构造与填充来抚慰今天，其刻意渲染的乡愁更意味着对前路的彷徨。影视艺术的怀旧把过去固定化、形象化，在这种转换中，我们失去了真正的过去，我们拥有的只是对过去欣赏口味的选择。在文化市场上，无论是港台歌曲《故乡的云》、《水手》、《把根留住》，还是大陆歌曲《绿叶对根的情意》、《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等事实上都成了MTV或卡拉OK的流行样式；无论是《廊桥遗梦》、《阿甘正传》、《泰坦尼克号》在中国的风行，还是《老房子》、《老照片》系列图书的出版，共同构成了一种“拟历史”的时尚。一旦现实生活苍白而缺乏亮色时，虚构对于历史的记忆就成了难以抗拒的蛊惑，于是，崔健、王朔、王小波创造了迥异于顾城、北岛、舒婷亲历的历史，并被姜文命名为《阳光灿烂的日子》，完成了“利比多”的转移与释放，实现了积聚以久的“暗怀的渴望”：“那时的天比现在的蓝，云比现在的白，阳光比现在的暖。我觉得那时好象不下雨，没有雨季。那里不管做什么事情，回忆起来都挺让人留恋，挺美好。”从《渴望》、《过把瘾》到《东边日出西边雨》等最为有力的通俗叙事，成功的改写了革命和神圣叙事，创造了小布尔乔亚式的矫情与感伤。而《废都》、《白鹿原》则高举欲望的旗帜，表达了对历史和现实的消解与戏谑。　</P>
<P>　　对于当代中国微观层次的时空嬗变，只有联系宏观的时空境域才看的更为真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短短十几年走过西方人几个世纪的思想历程，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时空聚变共时并存于当代中国，使人们承受了难以承受的冲击、震荡与裂变。真所谓“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一方面，对进步史观、现代性、工业化的热烈拥抱已经构成独特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在铺天盖地的现代化、全球化浪潮面前，又总是感到内心深处的隐隐作痛，这与西方发达国家对现代性的反思及后现代思潮暗合。在这两种时空维度的冲突与撕扯中，人们无奈向尘封的记忆寻找安抚，将这种非自觉的文化心理反抗加以合法化，制成一种万能膏药，贴在现代化造成裂痕的与伤口上。然而在和世界保持一致的潮流中，生命是缺席者，在当代大众文化中，真正的大众是缺席者（沉默的大多数），老百姓的声音被一片流行时尚和经济机器的汪洋所淹没；精英知识分子由于承自传统的使命意识与几乎出自本能的社会责任感，对当代中国文化的状况颇为敏感。他们处于东方/西方、普遍性/特殊性、主体/他者、现代/后现代、保守/激进的二元对立及自身知识/权力地位的危机中，艰难的寻找着前方的路。其实，“问题不在于谁‘有权’或‘有幸’去‘阐释中国’，而是我们每一个仍对‘中国’有一份关切与承担的知识分子都必须面对中国所出现的变化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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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P185重要的不是简单的伦理批判，而是真诚的沟通与对话。“无法找到提供相互交流最一般基础的‘元话语’，并不意味着不可能建立对话和沟通的形式化的元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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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也就是说，“要在宽容、开放、自由的原则下引导人民大众自己创造属于自己的、为自己、自己享用的健康向上的新型大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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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P>
<P>　　三 诗性转向——大众文化的当代追求与整合功能　</P>
<P>　　人不能总是生活在碎片与瞬间中、废墟和荒原上，虽无意但也不可能回到原初的“天人合一”的理想状态，但碎片要重组，瞬间要重新连接。人既要有对在场状态的世俗关怀，又渴望超越。对自然、生命、时空的僭越也许能带来当下的成功与快感，然而最终胜利的往往是后者。后现代大众文化是一场狂醉的盛宴，然而“狂醉终究要过去，接着变是凄凉的清晨，它随着黎明无情的降落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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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P97如果说大众文化是以消解为始端，征服与整合乃至实现新的意识形态则是接下来的事情。大众文化强大的整合力最耐人寻味，它可以粘结各种各样、纷繁芜杂、既对立又共生的不同语流。在感性经验的层面上，大众文化旨在使人们获得“即刻反应、冲撞效果、同步感与煽动性”，其结果是经验与感觉的高度一致性；而从理性逻辑的结果上，大众文化则有“无言的结局”——凭借特有的文化叙述方式掌握大众形成富有意识形态和话语霸权性特征的整套“知识体系”。　</P>
<P>　　不必局限于对大众文化现象本身尤其是负面影响的观照，当我们把价值评判的坐标置于整个人类文化史之时，亦正是大众文化施以理性与宽容的开始。而且，我们将以开放的心态，进入崭新的语境去撇开对大众文化的种种偏见，去发现大众文化现象在社会转型时期和人类文化发展中的价值意义。这样，我们首先获得理论文化形态的新生点，获得认识和研究中国今日正在发展的巨大文化变革的新视角。考察历史，大众文化的出场往往是以人的生存境遇的恶化为背景的。五十年代的西方社会，由于二战给人们造成的精神迷失和工业发展给人们带来的生存压力，思想放松与休闲时光成为人们难以企及的奢望。因而大众文化便乘机侵入大众生活，富有享受性、娱乐性、趣味性的作品受到人们的青睐，例如，美国的《love story》竟发行到千万册。与此相反，所谓传统的、富有严肃意义的，阳春白雪般的文化产品却受到冷落，人们的文化努力亦在追求高效迅捷中失去了确定性的标准，社会文化似乎出现了大规模的新层——而这恰恰为新型文化形态的出现提供了契机。由于大众文化生于大众、传在平民、趋向世俗，因而具备提升为文化理想的现实基础，周作人先生曾经讲过，平民作品是文艺作品的基础，再经过贵族化的洗礼，就可以成为“真艺术”。这种艺术具备高于日常生活的理想境界，是一种诗化的世界。大众文化无疑具有平民精神，只要对它进行高层次的提升可以成为葆有人文精神底蕴、具有现代人生存价值的新文化形态，这种新文化形态无疑会把人类引入到诗化世界中去，这为大众文化的诗性追求提供了可能意义。　</P>
<P>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现代化、全球化构成了一般世界现代文明进程中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冲击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这样的时代，一切文化的变迁和发展迫使人们不断调整自己的感受和经验、逻辑与理智，为曾经的生活和价值送行而迎接日新月异的新生事物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在这样的时代，怀旧与追忆将变的不合时宜，我们只有面对现实，面对一切，送走过去，拥抱明天。对于精英文化的日薄西山，对于大众文化的异军突起，面对现实才是我们的勇敢态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基于社会文化现实去开启文化创造新的走向，从而最终实现富有科学精神和人文意义的文化理想。更何况，大众文化本身包容着许多价值性成分。首先，大众文化宣告了中国泛政治化时代的终结，使人们从政治的羁绊中解脱出来，真正开始拥有自己的日常生活；其次，大众文化引导人们从区域中走出，在信息技术的传播系统中加入具有全球意义的文化系统，使人们超越了狭隘的的乡土意识和陈旧的社会心理，使人们可以借此分享世界各种文化的价值，并置身于一个与传统文化迥然不同的文化氛围，逐渐拥有现代化的开放心态；再次，大众文化使独断性文化转向平等性文化。在传统社会中，少数“文化人”借助于意识形态拥有特殊的文化霸权，广大人民则处于蒙昧之中。大众文化的兴起一反这种独断状态，人们在大众传媒中平等的消费着一切文化成果；再次，大众文化的娱乐消遣性和商业化深刻的冲击着传统小农式的生产方式，改变了生产和生活的内容，逐步形成了现代化新模式；最后，大众文化实现了大众的个性张扬，人们不再受传统思维定势和习惯的束缚。大众文化的价值性意义为社会的文化追求开辟了一条通往诗化世界的人文途径，只要对大众文化进行高层次的提升，就可以成为具有人文精神底蕴，现代人生存价值的新文化形态。　</P>
<P>　　面对大众文化的霸权势力与征服意义，我们无须将其视为洪水猛兽，不能让我们人文性的焦虑伤害理智；面对大众文化的整合功能，我们只有宽容、自由、开放的原则去引导它进入一个诗化的世界。当代的知识分子只有既怀有对彼岸文化理想的向往，又拥有对此岸人生世界的关照；既怀有对人生变故与社会变迁的警觉与灵感，又拥有兼容并包、吸收多元的胸襟与宽容，才能成为新时代的摩西!　</P>
<P>　　参考文献：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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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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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北京：三联书店，1996.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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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海德格尔.什么唤叫思，转引自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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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北京：三联书店，1995.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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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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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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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耿占春.唯一的门――时间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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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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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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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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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彼得·柯文尼、罗杰·海菲尔.时间之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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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江涛等译，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5.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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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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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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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邓太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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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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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岛子. 95艺术：未遂话语与多元市场，中国文化蓝皮书（1995——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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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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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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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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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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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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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阿多诺.新音乐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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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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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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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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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北京：三联书店1996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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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张颐武.95文学理论的状态与视野，中国文化蓝皮书（1995——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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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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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许纪霖.既令人兴奋又充满遗憾——近期文化批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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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东方，1996（2）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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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邹广文、常晋芳.日常的非日常化与非日常的日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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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求是学刊，1997（1）　</P>
<P>　　Abstract: In the course of globalization, contemporary China is confronted with great strike from modernity.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attitudes including advocacy and consideration towards modernity. In the two different dimensions, the mass is absent from mass culture; the outstanding persons’ calling is opposed to popular things, however, cultural industry combining with mass media makes human beings’ culture just like commodity. Therefore, mass culture deconstructs human being’s culture; culture is just like fragment and moment. At last, human being’s culture will be rebuilt by mass culture.　</P>
<P>　　Key words: post-modern; mass culture; time; space, deconstruct, conformity　</P>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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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众文化 后现代 contemporary outstanding Dimensions 山东大学 当代中国 大众文化 知识分子 大众传媒

比较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