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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经出现了人口下降的趋势,出生率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到现在大幅下滑。根据有关部门和有关学者的判断,我们国家即使放开二胎后,按照人口出生率下滑的趋势,人口峰值和过去的判断依然会有比较大的差距。 90 年代美国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提出疑问:中国未来的耕地是否能养活 16 亿人口?为了这个判断,我们实行了大范围、非常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来促进粮食增产,保障粮食供给。 16 亿到现在看基本上不可能实现了,最近有很多的观点说中国的高峰会到 15 亿。根据有关部门的判断,全面放开二胎和原来的维持一胎,大概差 1700 万 ~2000 万。维持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变,到 2030 年峰值会到 14.3 亿,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后的峰值是 14.47 亿 ~14.5 亿。
根据官方统计的数字来看,国际公认低生育率是总和生育率 1.3 。我们目前是 1.5~1.6 ,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比,还是相对较低,都快接近日本了,日本是 1.34 。这主要是什么原因?第一,科技手段、避孕措施的普及率跟过去比有非常大的改进,所以科技手段导致生育率下降是原因之一。第二是生育成本越来越高,现在城里人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在城市,从出生一直到上学的费用,一般普通家庭根本承担不起,所以影响了我国城市生育水平。第三是养儿防老的观念渐渐被社保取代,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普遍观点是,孩子越多对自己未来的保障越强。可能到现在,还有人认为,将来解决老龄化的问题大部分还要靠家庭,实际上养老的问题已经通过社会保障来解决了,社会保障的覆盖率已经达到 8 亿多人。这个观念发生了变化,也使我们的生育观点发生相应的改变。第四是制度现在彻底根绝了通过增加子女来扩大土地供给的可能性。按照户籍统计,在我们国家,农村的人均耕地是 2.31 亩,在发达地区、人口稠密地区人均不到 1 亩地,甚至几分地。而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形成的土地方式是生不增死不减,生再多孩子也不给地,土地分配的规模固化,人均两三亩地的规模也不会再扩大。我们知道人口生育最快的地区主要是农村,为了多生孩子多占地,然后通过农业来维持家庭的繁衍,这个时代已经过去。第五是农业机械化已经逐步替代传统劳动手段, 2014 年农业机械化综合利用水平达到 61% ,是 1998 年的近 4 倍,相对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就不知道是多少倍了,过去靠人海战术来解决农业发展问题,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既然不靠人海战术,生太多的孩子也就没有太大意义了。第六是失独家庭问题越来越突出,几百万失独家庭的补偿问题、养老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调整。所以解决计划生育问题,调整生育政策,也是在制定政策时就埋下的伏笔。目前看,对形势的判断尤为重要,我们怎么来认识我国的人口政策。
目前,中国虽然已是制造业大国,但产业大而不强、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基础制造水平落后、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问题依然突出。不可否认,中国制造业最突出的问题是处于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低端,制成品大多为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价格低的“三低”产品,在国际经济贸易利益分配中处于劣势。从产品竞争力看,国内市场急需的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技术装备和产品则长期依赖进口。作为研究开发主体的大型企业或大型企业集团,科研开发能力与国外先进水平有较大的差距,用于制造业研发的投入远远落后于英美等发达国家。中国虽然有华为、联想、中兴等创新投入很大和创新能力很强的企业,但整体上中国制造业企业研究开发经费投入严重不足,仅占销售额的 1% 左右。技术落后、创新能力不强已成为影响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严重障碍。同时必须看到,尽管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诸多挑战,但仍处于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具体来看,我们至少有以下几大优势。一是中国有着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尽管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但 2014 年经济增量达到 8000 多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这一增量已经超过中等发达水平的土耳其 2014 年全年的 GDP 总量;我国每年货物进口额为 2 万亿美元左右,约相当于世界第十大经济体的经济总量;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旅游输出国, 2014 年出境游超过 1 亿人次,海外消费额达 1648 亿美元。这些数据表明,只要制造业企业能够开发生产出安全、高质量的产品,我国有足够的市场潜力。二是中国劳动者的素质不断提高。我国每年大学以上学历的毕业生超过 700 万,另有 200 多万人在电大和成人高校接受继续教育。人力资本的质量优势会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人口数量红利的下降。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能够满足跨国公司用人标准,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选择在我国建立研发总部的一个重要原因。高素质人才队伍业已成为我国制造业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三是中国有全球最完善的工业体系。根据 IBM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统计,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联合国工业大类目录中,拥有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拥有 39 个工业大类、 191 个中类、 525 个小类,具有全球最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配套能力。这是我国实现制造业强国宝贵而难得的坚实基础。四是中国在拓展新兴市场方面也具有较强的优势。许多新兴经济体正加快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园区发展是重点。我国在这些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已经形成了完备的工业体系和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由于处于同一发展阶段,消费和技术偏好相似,我国在国际产能合作和拓展新兴市场方面具备更强的竞争力,这一优势有利于我国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过程中实现平滑转身。五是中国制造业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具有良好的政策环境。为了提高制造业竞争力,推动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我国 2015 年 5 月推出了《中国制造 2025 》。这一战略将通过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完善财政金融支持政策、扩大制造业对外开放、提高制造业创新能力,为传统产业的升级、新兴产业的崛起创造良好的条件。随着这一规划的实施,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产业将有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政策支撑。与此同时,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也会得到更有力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在制造业获得更多发展机会的同时,服务于制造业的第三产业,也会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推动结构转型升级,首先必须明确结构调整的目标和方向。我认为,结构调整的目标和方向是建立更加均衡的结构关系,使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更加均衡,使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传统产业的发展更加均衡,使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发展更加均衡,使经济增长更多依靠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使我国经济成功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优化的阶段演化。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代表工业 4.0 方向的智能制造将是中国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目标,是国家战略,但同时,我们也要补好工业 2.0 、工业 3.0 的课,在技术标准、质量控制等方面全面提升中国制造业的能力。实现这些目标将是一项艰巨的工程。在“三期叠加”的经济新常态下,我们同时面临着转方式、调结构、稳增长的任务,必须把握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和平衡,既要在结构调整中实现经济较快增长,也要在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条件下实现结构调整。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加快科技进步和创新驱动,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要通过加快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构建起与结构调整的目标和任务相适应的体制机制;要通过加快新一轮对外开放,实现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和资源在更大空间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推动中国制造业和中国经济发展迈向中高端水平。
加快制造强国建设,不仅是时代赋予制造业的历史使命,更是适应中国国情的战略抉择。要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必须进行重大战略和政策安排:第一,做强传统优势产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可以看到,上一轮,中国制造业靠的是“大”,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一位;下一轮,中国制造业必须靠“强”,打造先进的制造业是做强中国经济的脊梁。如何理解这个“强”?或者说达到什么标准才算是真正的制造强国呢?重要标志是“三个转变”: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具体来说,必须做强传统产业,推动传统产业由加工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专利、融资、投资、品牌构建、商业模式、物流体系延伸;必须掌握核心技术,促进制造业向产业链的高端发展,推动加工贸易实现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发展。中国只有处于价值链高端地位和产业链核心环节,中国企业核心竞争力变强了,存活下来的制造业更强了,中国才能算是制造强国。第二,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制造企业,以及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专、精、特、新”专业化生产企业。在 2014 年公布的全球 10 家最赚钱的企业当中,中国有 4 家企业入榜,全部是国有商业银行,没有一家工业企业。而入榜的另外 6 家外国企业中有苹果、三星、微软三家电子制造企业。这种差别发人深省,对中国来说,工业是中国经济的基础,也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支柱。如果没有强大的工业体系(尤其是制造业),没有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企业,很难说中国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强国。现在我们类似华为这样在国际上叫得响的跨国公司太少,如果能够形成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和较强国际影响力的企业,那么中国经济转型就可以说成功了。第三,为制造业发展与转型创造法治、诚信、公平的竞争环境。这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核心,尤其在环境创造中,知识产权保护应该得到极大的加强。今后,制造企业靠“山寨”这种方式已行不通了。在新的发展阶段,企业要形成竞争力,必须通过建设更加完善的创新制度体系和市场环境,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显著提升对知识创新的保护水平,改善企业创新发展的政策环境。真正放开市场准入,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制造业领域,同时政府要提供配套政策和政策引导,鼓励企业在制造业领域的创新发展。政府只有放手让企业成为市场化创新的主体,多提供支持,少进行市场干预,才能迸发出强大的经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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