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司机点只烟的经济学分析
——哈佛书简之一 韦森
这年头,要判别什么是经济学的真玩意,说来可也真不容易。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牵涉到对经济学本身的理解,以及对经济学主要任务的把握。经济学是干什么吃的?各人有各人的说法,各派有各派的解释。其中一派的解释是,经济学是解释真实世界的学问。要解释真实世界,就要观察世界,就要下去调查。关在自个的书斋中,从国外高人那里借个把模型,再从网上档些数据,放在一起,检验检验,实证实证,那可不是对真实世界的解释!要解释真实世界,就要下去看看这世界是否真实。其要领似乎是:先观察到一个真实故事,然把它上升到的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如果我没弄错,这是五常大教授和其仁兄近年来不断倡导的治学套路。
经济学人要真正走出书斋,下到工厂、农村和市场中去,做点调研什么的,可不是件易事,也不是每个学者都能做得到的。大家都这么忙,还有时间做调查、下去走走?开玩笑!为所不能为,那是学过经济学最大化原理的聪明的经济学人所不会为的。不能下去观察真实世界,就只能观察身边的小世界。这眼界内的小世界,能解释得了,也不得了了。可惜,在国内,就连偶尔观察到一些可以给出——且应该给出——经济学解释的事例,都无时间给出自己的解释。对这一点,笔者体感甚深:一件观察到的新鲜事,当时觉得应该有经济学的道理在其中,并多次想给出点理论解释,可就是没时间!这件事,憋在肚子里痒了几年,非得出差到国外时,才有点时间把它梳理梳理。何哉?一方面没有教授和其仁那观察世界、解释世界的本事和了得功夫,更因为那弥漫在复旦上空的难以推诿的“忙”字!
还是从讲故事开始吧!首先说明,这故事,可不是虚构的。不然,那还叫什么“真实世界”?
大约在2003年五一前后,我们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的全体教师要到合肥去集体指导单考班的硕士研究生。去前,大家合计了一下,觉得还是租辆车去较好。租辆车,一是节省费用,比较经济;二是一路可开开停停,游玩方便。于是,我们租了个南京Iveco,并连带雇了位司机。这真实故事,就发生在司机身上。 (
早上8点多,车子开出了上海。那天,我恰好就坐在前面的一个坐位上,斜对着师傅。坐在这位置上,不但可以一路观赏窗外江南水乡风景,也能观察到司机师傅的一举一动。我还记得非常清楚,这司机师傅,是个40出头的中年人,操一口我几乎一句也听不懂的上海话。 (
车子开出上海两三个小时后,快到江阴时,我观察到,司机师傅一只手开车,另一只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蛮熟练的从中抽出一只,叼在嘴上。对任何坐过长途汽车的人来说,会觉得这很平常。我即时也没在意。但奇怪事很快发生了:3分钟过去了,师傅没点那只烟;5分钟过去了,还没点;15、20分钟过去了,师傅还是只叼着那只香烟,仍没点着。我在后面看着,实在吃不住劲了,就用从来没能改得过来的山东话问司机:“师傅,你要打火机么?我这里有。” (
司机师傅倒听懂了我这口音蛮重的山东话,随即用蛮标准的普通话回答道:“不用。我有。谢谢!”说着,继续开他的车,嘴角上仍旧挂着那只没点着的烟。又二十多分钟过去了,那只烟还是没有被点着。我更吃不住劲了,就问师傅:“你不点着烟抽,那你把烟叼在嘴上做什?”师傅回答道:“我有烟瘾,但我不能抽,因为抽烟不好,会影响你们这些教授们的身体健康!” ( )
他这话一出口,我甚为震惊,即为之感动不已。2003年五月,那时保先运动还没开始吧!但我当时就想,这司机,八九不离十是个党员。不是党员,他哪能会有如此高的觉悟和如此强的自制力?一个有烟瘾的人,竟为了我们这十几个大学教书匠的身体健康,一路上叼着只烟不点,你说这叫人感动不感动?你能说他没有先进性? (
故事还没完。车子在师傅的熟练驾驶下,继续朝着扬州方向飞驰。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师傅嘴上的那只烟还挂在那里。这时,我在感动不已之中,经济学理论推理就有开始在肚子里涌动了。
我在国外待过十几年,也常常有连续开七八个、甚至十几个小时车的时候,故深知长时间开车的的滋味,更知道抽只烟对一个长途驾驶员驾车的作用。那时,我还在复旦教微观。长期教什么,就往往信什么,更容易不自觉地为所教方法所左右,不是么?微观经济学,不是通篇讲均衡么?这均衡,那均衡;局部均衡,一般均衡;静态均衡,动态均衡,纳什均衡,贝叶斯均衡,等等,等等……。可是就在那当下,我实在算不出来司机不点那只烟这选择的均衡点到底在哪里?当然,我当时想算出的均衡,并不是司机师傅脑子里决策计算的均衡。因为,我又不是他脑子里的精灵,怎知道他是怎样计算“主观均衡”的?〔1〕 我所考虑的,是司机抽只烟对我们十几位教授的尼古丁污染的负效用,与司机打瞌睡车开到路边沟里或撞车什么的可能伤害几率的负效用之比。算了半天,我头大如斗,还是没算出均衡点应在哪里。于是我就转身向我们世经系的系主任华民教授说:“华民兄,我们还是让司机师傅抽那只烟吧!我计算了一番,虽然没算出均衡点在哪里,但直观觉得,相比我们十几位教授的生命安全来,司机点只烟所带给我们的尼古丁污染的负效用,要小得多”。华民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我转身问同车同事:“让司机点着嘴上叼着的那只烟吧!”大家都表示赞同。可是,那位好心的师傅,一路上就是一直没点着那只烟,直到我们的车开到扬州停下来休息。 (
以上讲的,是个真实的故事。这故事,一直保留在我的记忆中,但其中的经济学道理,我一直没搞透;那飘忽不定的均衡点,一直也没能计算出来。令人更为悲哀的是,在国内,在上海,在复旦,就连把这真实的故事诉诸于文字的时间都没有。 (
感谢上帝!现在到了哈佛,终于有时间和空间想点经济学问题了。到哈佛这世界名校,在这大师林立的学术圣殿,我还没敢造次想那深刻的或重大的经济学问题。我首先想到的,还是几年前那位司机点不点那只烟的经济学道理。想了几年,都没想出那司机师傅该不该点那只烟,弄不清他的选择对我们在座的十几位教授的福利影响的均衡点到底应该在哪里。你说,是我这教了十几年的经济学教授没用,还是自己教过的十几年的那经济学没用? (
现代经济学,还是有用的。经济理论分析,可以想象,可以联想,可以扩展,才能有点用。不想象、不联想、不扩展,就那几条干巴巴的公式,有嘛用?平时,喜欢想象,喜欢联想(可不是吞并IBM的那家“联想”)、更喜欢丁丁式的发散性、扩展性思维。于是,从司机师傅嘴上叼着那只不点着的烟,我浮想翩翩:想到了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格局,想到了如何治理官员腐败这蛮头痛的问题。 (
经济学可以做比喻,经济教师在大学讲堂中学讲课时做些比喻,大概不违宪。我们的主席、省长、市长、县长、镇长,不就像一位位驾驶着一辆辆“公共大巴”的司机?这司机,可重要着呢!他要打不瞌睡,更分不得心,倒蛮辛苦的,是不?司机打了瞌睡,或分了心,不会翻车、撞车,也有可能会开到沟里、壕里去,那还了得?!如何刺激他们不打瞌睡,不分心,这可是个重大的理论经济问题。这可不是送两条中华烟、提几瓶五粮液那么简单的事。 (
腐败,在当今中国,已经成了街谈巷议的公开话题。报纸、电视、英特网、还有那街里坊间书画摊上琳琅满目的杂志封面中,你想避开不见“腐败“两个字,这年头可还真不容易!腐败来了,就要治。先不说如何治,就说该不该治,好像国内国外经济学界还在争论。这道理,说起来不难,简单到几乎和我讲的真实故事中司机师傅嘴上叼着的那只烟该不该点一样。当然,你也可以说这问题蛮复杂。这取决于你咋看。官员腐败了,事干成了,经济增长速度上去了,他腐败一点,碍着谁了?微观经济学不是讲帕累托最优么?如果某地方官抱几个妞,盖几栋别墅,腐败那么一点,却好心地并有能力地放出了个市场,腐败出了高速度,那还不是个帕累托增进?抱妞付钱,算交易;盖别墅雇工人,用材料,属于城建;这难道不都在创造GDP?经济学家能这样推理么?我真不知道。但有坚持效率至上的经济学家们坚持问:“我为什么不能这样推理?”你说能用什么理由驳倒他们?实证实证,计量计量,在加上点时间序列分析,就能驳倒这种推理逻辑? (
看来,光实证(经济学),不规范(经济学),不行。若讲规范,就要讲价值判断,讲道德标准。讲价值判断,能讲清楚?讲不清楚,也要讲。不讲,那还了得!不讲,那不成了腐败有理论?那还有平民百姓过的?
从规范经济学讲,腐败,不是件好事。不好,就要治。如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