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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尤其是智识青年们，大都是爱好文艺的。这种情形，在落后国家特别普遍而显著。因为青年人不但富于情感，而且特别喜爱具体的故事；而文艺（如小说及戏剧）正是具体地描绘着人世间各种各式的悲喜剧的故事，充满着喜、怒、哀、乐、爱、恶等等的情感的。在落后国家里，由于种种“落后”的条件（如经济、政治及文化各方面的落后等），致使青年人处处感到不满、烦闷、痛苦、甚至迫害，因而他们的感情更需要有所寄托和发泄。而文艺在一定的限度内颇可以满足青年人这一需求。正因此，在落后国家中文艺对于青年们便往往起着重大的作用，甚至常常是“启蒙”的作用了。
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但丁、薄伽丘、乔约和莎士比亚们的作品对于当时及往后几代青年人发生了何等重大的影响，凡是稍通西方社会文化思想史的人们都能知道。即以俄国而论，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直至本世纪初，好几代的青年人都是受了西欧及俄国文学作品的感染，最初获得了近代的启蒙知识和思想，因而在各种各式的社会运动中扮演了推动的或领导的作用。例如前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到民间去”的运动中，成千成万的青年学生们差不多都是受了果戈尔、墨尔岑及屠格涅夫等的文学作品的影响而行动起来的。就是往后参加了甚至领导了俄国三次革命（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许多人物，最初也是或多或少地受过文艺作品的启示，然后才更进而走上社会主义思想的道路的。
在中国，五四运动以来的智识青年一代人，更明显地多多少少是在西方文学的、特别是俄国文学的影响下最初获得了某种启示而踏进社会解放运动的潮流里去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只须回忆“五四”前后一个时期内青年学生们对于易卜生、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之表示如何热烈的爱好，就可明白了。固然，中国经过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之后，整个社会的政治的情况已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变化，那种带原始性的文学启蒙影响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新起的许多青年们仍然期待着什么新的文学作品来满足他们某种情感上的要求。而事实上，确有无数的青年人在所谓新的文学作品中寻求他们被压抑着的情感上的寄托和发泄，有时甚至希望从那些“新文学作品”中探索人生的慰藉和出路。因此，我们觉得对于青年与文艺的关系，特别是关于青年对文艺应有的认识和态度，是值得重新来检讨一下的。
首先，我们应当指出：在过去，绝大多数的青年们对于文艺的态度都是带些原始性的，主观的，不自觉的，甚至是盲目的。因为他们大都不曾懂得文艺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文艺与社会生活有何关系，它在人类的意识形态中占据何种地位，对于人们的生活能起何种作用？一般青年人爱好文艺，往往是出于主观的喜悦，或一时的兴趣，很少能从文艺的本身上，用批判的眼光探求社会的和艺术的评价。因而他们不能以独立的见解，根据社会学和艺术学的客观标准去欣赏文艺，创作文艺，而是不自觉地成了某一文学流派，甚或某些文学家乃至某些文学作品的追随者，模仿者或俘虏。对于文艺的这种态度，有时固然可能从好的文艺作品中获得某种进步的启示，发生某种高尚的情操，但碰到坏的文学作品时，也就可能受到坏的影响，养成偏激、错误、颓废、甚至反动的情感和意识。
或者人们要说，对于文艺的这种原始、主观、不自觉、盲目和缺乏批判性的态度，乃是早已过去的事。现在的青年们已经大大地进步了，他们已经懂得文艺是什么，懂得用社会学和艺术学的客观标准去欣赏文艺，评价文艺乃至创作文艺了。也许有少数青年进到了这一境地，但绝大多数的青年人，甚至是自命为前进的青年们，却仍然是沉溺在主观的盲目的浓烟密雾里，不自觉地跟随某些自命为前进文学导师的人们兜圈子。关于这一点，我们只须回忆最近十余年来人们关于文艺理论和创作态度上的“朝令夕改”，混乱纷纭及对于某些文学家的盲目推崇，就够清楚了。人们总还记得：有一时期某些“文艺理论家”曾大吹其“普罗文学说”，反对“民族文学说”，认为凡是不赞同前者的都是反动或反革命。但曾几何时，那些曾经坚持“普罗文学说”的同一人物，忽然置“普罗文学说”于脑后而一下转到曾认为反动的“民族文学说”，乃至“国防文学说”的沼泽里去了。现在“国防文学说”又已成过去，而什么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说正在开始抬头哩！此外，还有什么反对技巧的“大众文艺说”，反对古典文学的“新写实主义说”，“宣传文学说”，“改良旧戏剧说”，“罗马化文字的文学说”等等，不胜枚举。一些天真而头脑简单的青年们，在这些变来变去的五花八门的文艺“理论”和主张号召之下，不是弄得头昏眼花，无所适从，就是盲目地跟着转来转去，瞎闯瞎碰，结果除了浪费光阴和精力外，就是养成了一些牢不可破的谬误见解。
现在的青年们，要想真正自觉地接近文艺，认识文艺，欣赏乃至创造文艺，总而言之，对文艺采用一个正确的态度，首先必须从那些自称前进文艺导师的先知们的欺蒙和混乱束缚下解脱出来，重新从文艺的理论上学习一些最基本而正确的智识，然后以批判的精神去研读一些古典的名著和现代的重要著作。只有如此，才有可能避免变成任何文艺流派，任何文学家及任何文艺作品的盲目的追随者，模仿者或俘虏。
文艺究竟是什么？先进而光辉的文艺理论家（如普列汉诺夫）早已提出了正确的答案：文艺不过是现实社会生活之反映。文艺的内容是否具有真实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就全看该文艺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是否真实和有无意义来决定。但文艺本身既是一种艺术，那就不仅仅以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为限，它还必须具有艺术的技巧。否则便不成其为文艺，只能算是一种单纯的记事或记叙而已。所以文艺，从艺术的观点看来，又可以说是社会生活之“升华”，或社会之花。如果从社会学的观点看来，文艺不但和其他的艺术（和音乐、舞蹈、绘画、雕刻等）一样，而且和一切科学，哲学乃至宗教等一样，同是属于社会的意识形态之一。假如我们透彻地理解了文艺所含有的这几个最基本的要点，那就不但以前人们所渲染着的什么文艺是理想的化身，是天才神秘的流露，是人类唯一最高精神的表现，都变成了无稽之谈，就是我们的先知们十几年来应声虫式的或自行捏造的关于文艺的许多“理论”和“主张”，也就迎刃而解了。
倘然你理解了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之一，那只要你的文学作品真能反映社会生活中某一有意义的故事（客观上可能的故事），或社会运动与事变中某一有意义的部分，某些起着一定作用的人物之行为和心理状态，且能用文艺的手法表现出来，烘托出来，那你的作品就自然而然地会具有某种社会学上的艺术学上的客观价值了。同时，假如你真能反映客观的社会生活，能依客观事实的逻辑去处理你的作品，那也就会自然而然地将进步的写成进步，将反动的写成反动，那时你的作品自然会与社会发展的逻辑和社会进步的动力（阶级）相吻合，即使你不标榜普罗或前进，也自会吻合于普罗或前进的观点和利益。否则不论你口头喊些什么进步的口号，说些什么漂亮的名辞，其结果总是背道而驰的。因此，文艺只要忠于写实主义的方法，真能将社会生活各方面有意义的部分反映出来，则这种作品自会具有它的社会学上的价值的。伟大的巴尔扎克正是如此。虽然他的主观上的意识是同情反动的王党和天主教，但因他最忠于他的写实主义的方法，因而其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社会生活，描绘出来的典型人物，都违背了他的主观意识而完全符合于社会发展的动向。
至于写实主义本身，原无所谓新与旧，只有真与假及彻底和不彻底之分。像现时某些自称前进的文学家们，虽然口头上曾大吹大擂过新写实主义，但他们的作品所表现出的内容却往往是矫揉造作，歪曲或远离事实的。同时，真正的写实主义，自然会暴露社会的黑暗面而显现其光明面，——这样，所谓文学的宣传意义或教育意义，无须你特别去标榜或提倡，自会含蕴在你的作品之中。否则，一味鼓吹宣传文学，结果常是成了不三不四的标语口号或政治论说，与文艺风马牛不相及。文学既是一种艺术，如果因为要求大众化而否认其艺术上的技巧，那就无异于根本否认文艺本身。凡是真正有价值的文艺作品，可以说是大众化的（因为真实地所反映出的社会生活是大众可能了解的），同时也是艺术的。在文艺上冠以“新民主主义”的头衔，等于以前被冠以什么“民族”或“国防”的头衔一样，同是一种应时而投机的装潢物。假如文艺是写实的，在民族受压迫和被侵略的当中，自会反映出这些受压迫和被侵略的事实，以及争取民族解放的各种可能的故事。假如民众在实际生活上感受到了专制主义的压迫而需要民主，写实的文学也自会反映民众这类的意识和情感出来。说到民主主义本身，原是近代历史的产物，是含有一定的阶级性的。从社会学上说来，所谓一般的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工人阶级的民主主义却与社会主义不可分离。所以民主主义绝无所谓“新旧”，只能有阶级的性质之区分，旧戏剧的改良说，不但与以前的文言改良主张同一荒谬（因为旧戏剧无论在内容上或形式上都是反动的，腐朽的，只有对它革命，绝无改良之可能），而且在话剧已逐渐抬头的今日，不去积极推动话剧的发展，反而干些什么改良旧戏剧的勾当，这在文艺上是一种不可饶恕的倒退行为。至于提倡以罗马字母拼音的文学来代替现时的汉字文学，则正有类似于以前某些人们（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者）提倡以世界语代替汉文，是同样地远离事实，同样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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