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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吕思勉说三国至52%
“政治不是最好的事情。”因为政治本来是社会上有了矛盾然后才有的，所以政治家所对付的，全是些贪婪、强横、狡诈的人，毫无手段是不行的。一个大政治家往往是一时代大局安危之所系。因为政治总是用这一种势力去压服那一种势力的，这虽然不必是战争，其性质实和战争无异。政治上的首领，就和军中的主将一般，失掉了他，阵容是会散乱，甚而至于要崩溃的。所以一个政治上的首领，往往是敌方危害的对象。魏武帝说：“我失败了，国家也要有危险。”这句话，是不能不承认其有真实性的。有人说：既然如此，所谓政治，总不过是用这一种势力，去压服那一种势力罢了，和不参加政治斗争的人，根本没有关系，又何必去帮这一方面压那一方面呢？殊不知政治的斗争虽非人人所能直接参加，政治的好坏是人人要受其影响的，并不能置诸不管。而各个人，只要能明于政治的好坏，也并不要丢掉自己的事情去做政治工作，只要站在自己的本位上，对于当时的政治家，或者帮助，或者制裁，就很可以决定他们的胜负了。因为政治看似是另一件事情，实在是用社会的力量做基础，而多数人合计起来，其力量是非常伟大的。政治固然是两个阶级的斗争，然在一定时期内，总必有一个阶级，是代表国利民福的，我们于此，就不可漫无别白了。
政治上的斗争，既然和军队作战一般，则不但对于敌党的手段，有时是不得不然，即对于本党，亦是如此，因为要整顿阵容，就不能不把有害于团结的人除去，这正和军队里要讲军纪一样。所以政治家的功罪，只能问其根本上的主义如何，并不能摭拾这一件事，或那一件事，用简单浅短的眼光去评论。譬如魏武帝杀伏皇后，就是一个例子。这件事情，在建安十九年（ 214 ），据《三国志》说，是伏皇后曾写信给她的父亲伏完，说汉献帝因董承被杀，怨恨魏武帝，话说得很丑恶，这时候，这封信被发觉了，所以魏武帝把伏皇后杀掉。
封建时代 ，是有其黑暗面，也有其光明面的。其光明面安在呢？公忠体国的文臣，舍死忘生的武士，就是其代表。这两种美德，魏武帝和诸葛武侯，都是全备了的。他们都是文武全才。两汉之世，正是封建主义的尾声，得这两位大人物以结束封建时代，真是封建时代的光荣了。
从魏武帝到司马懿可以说是中国的政局，亦可以说是中国的社会风气一个升降之会。从此以后，封建的道德，就澌灭以尽，只剩些狡诈凶横的武人得势了。魏武帝死的一年，他的儿子魏文帝，就篡汉自立了。明年，刘备也在四川自称皇帝。这时候，只有孙权还称为吴王，到魏文帝篡汉后的十年，才自称皇帝，然而在实际上，东吴亦是久经独立的了，天下就分作三国。
魏文帝篡汉后七年而死。他的儿子曹叡即位，这便是魏明帝。魏明帝是很荒淫奢侈的，魏朝的基业就坏在他手里。他在位共十三年。死的时候，魏朝开国刚刚是二十年。魏朝的政局就在这时候起了一个变化。又经过十年，而政权全入于司马懿之手，离魏朝的篡汉，刚好是三十年。
当曹操做魏王的时候，设立了一个秘书令。魏文帝篡位之后，将秘书改称中书，设置了监、令两个官，用刘放做中书监，孙资做中书令。在文帝、明帝之世，足足做了二十年。这是帮助皇帝处理一切文书的官，地位很重要的。自然他们两个人都有相当的权力。人的脾气，有了权力总是不肯轻易放弃的。魏明帝虽继承文帝，任用刘放、孙资，又另有几只小耳朵（俗语，谓暗中使人侦察他人，或爱听他人的这类报告），像秦朗等一班人都是。明帝病重了，有权的人各想树立自己的党羽。明帝有两个儿子：大的封为齐王，唤作芳，小的封为秦王，唤作询。据《三国志》说，这两个都是明帝的养子，其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也无从知道了。明帝病危时，齐王被立为皇太子。他只有八岁，自然不会管事的，秦朗便保举魏武帝的儿子燕王宇辅政。刘放、孙资却保举了曹爽和司马懿。曹爽是曹真的儿子，曹真是魏武帝族中的侄辈，曹爽便是魏武帝同族的侄孙儿了。司马懿本是文官，在明帝手里才渐渐地带起兵来。此时他正削平了辽东回来。明帝病危时，自己做不得主，据说是刘放、孙资两个人强挟着他发命令的，把燕王、秦朗等都免官，而用曹爽和司马懿辅政。
曹爽所用的，都是当时的名士。据《三国志》零头碎角的材料看起来，他们是颇有意于改良政事，厘定制度的，实可称之为文治派。文治派对于军队，自然不如武人接近的，要利用军队，自亦不如武人灵活，曹爽和司马懿成败的关键，大概在此。从此以后，魏朝的文治派没落，只剩武人得势了。
《晋书 · 宣帝（宣帝即司马懿）纪》说：晋朝的明帝，曾经问王导：“晋朝是怎样得天下的？”王导乃历述司马懿的事情，和司马昭弑高贵乡公之事。明帝羞得把脸伏在床上道：“照你的话，晋朝的基业哪得长久？”可见司马魏的深谋秘计，还有许多后来人不知道的，王导离魏末时代近，所以所知的较多了。而且他很为暴虐，他的政敌被杀的，都是夷及三族，连已经出嫁的女儿，亦不得免。所以作《晋书》的人，也说他猜忌残忍。他一生用尽了深刻的心计，暴虐的手段，全是为一个人的地位起见，丝毫没有魏武帝那种匡扶汉室、平定天下的意思了。封建时代的道德，是公忠，是正直，是勇敢，是牺牲一己以利天下，司马懿却件件和它相反。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也都是这一路人。这一种人成功，封建时代的道德就澌灭以尽了。然而专靠斗力，究竟是不行的。互相争斗的结果，到底是运用阴谋的人易于得胜。所以封建制度的腐败和衰亡，也可以说是封建制度本身的弱点。
当曹爽被杀的后年，有一个魏朝的扬州都督王凌，要起兵反抗司马氏，给司马懿出其不意地捉去了。这事亦无足深论，然当王凌设谋时，曾派人去告诉自己的儿子，而他的儿子谏止他，所说的话，却深可注意，其大意是说：曹爽所用的人，确是一班名士，他们的意思，也确是想做些事情的。然而所做的事情，都是自上而下，所以人民不能接受。而司马懿，自推翻曹爽之后，却颇能“以恤民为先”。所以曹爽之败，“名士减半”而百姓并不哀伤他们。于此可以见得自上而下的政治，贻害于人民如何深刻猛烈了。真正的恤民，司马氏自然也说不上，然而他当时剥削扰害的程度，大约人民还可忍受。所以在大乱之后，人民只求活命，别无奢望之时，也就勉强相安了。何以能将对于人民的剥削扰害，减轻一些呢？那么他对高贵乡公事变的善后，也是深可注意的。原来对于人民剥削扰害得最深刻猛烈的，就是武人。因为武人总是粗暴的，他们所做的事情，文官到底做不出来。当政局变动之际，最后的成功者，看似由于得到少数武人的拥护，其实总是由于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的。因为苟非广大的人民承认你，与你相安，变乱就无时而会息，你的政权就无从成立。所以创立政权者的能否成功，就看他驾驭武人的能力的强弱以为断。观于司马昭对于高贵乡公被弑以后的措置，就可见得他对于武人控制的力量的强大了。
这件事是这样的：高贵乡公死后，司马昭聚集了一班大臣共谋善后，这件事，在专制政体之下，总不能没有一个说法。正和民主时代杀死了人民，不能没有说法一样。然而要给怎样的说法呢？当时有一个陈泰，是有资格又有名望的，司马昭便请教他，他说：只有杀掉贾充，稍可以谢天下。这贾充乃是司马氏的死党，司马昭如何能杀掉他呢？于是愣了半天，对陈泰道：请你再想个次一等的办法。陈泰却斩钉截铁毫不迟疑地答道：我的办法，只有进于此的，没有较此退步的。司马昭就不再问了。下令说：本来命令成济不得逼近皇帝所乘的辇舆的，而他竟突入阵内，以致造成大变，这都是他一人之罪，按律大逆不道的，父母妻子兄弟都斩。于是把成倅、成济和他们的家属一齐收付当时的司法官廷尉。这样办，成济是冤枉的吗？自然是冤枉的。但我说：冤枉或许只有一半。因为不许伤害高贵乡公的命令，或许司马昭在当日是当真发出的，至少没有叫他伤害高贵乡公，因为这根本用不着。而成济当日，杀人杀得手溜，竟把他刺得胸背洞穿，这也只好算作蛮性发作，自取其咎了。然而成济弟兄想起来，自然总觉得是冤枉的。于是到逮捕之时，他弟兄两人就登屋大骂，大骂而要登屋，这大约是所以延缓逮捕的时间，以便尽情痛诋的。逮捕的人，乃发箭把他们射下来。于是成济兄弟本因怵于司马氏失败则自己也不得留种，而替他效劳的，反因此而自绝其种了。他们都灭绝了，自然没有地方去申冤。
然而俗话说“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司马昭下如此辣手，难道不怕其余的武人看着寒心吗？然而他竟不怕。而其余的武人也竟不能对他有什么反响。这就可见得他对于武人控制力之强，“政治不是最好的事情”，是非曲直，原无足深论，然即此亦可见得成功者之非出于偶然了。谁能驾驭武人，谁反被武人牵着走，这是时局变动之际，居于领袖地位的人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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