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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说，即将过去的2005年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的一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股份制改革的道路上迈出了各自具有节点意义的步伐；多年来阻碍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股权分置问题，也终于被推入全面改革的轨道；此外，包含衍生产品在内的一些现代金融工具也被谨慎地引入内地金融市场。
然而这些都并不足以让我们感到乐观，审慎分析当前形势，潜在的金融风险仍然是中国经济运行所面对的最直接威胁。无论是去年“中行哈尔滨河松街大案”、“证监会发审委王小石案”，还是近期浮出水面的“华源债务危机”、“股改投票门丑闻”等等，都从不同侧面揭示出我国金融监管存在的制度性缺陷。另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普遍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的呆坏账比例、证券市场中大量存在的上市公司侵害中小投资者利益行为和保险业内人尽皆知的寅吃卯粮的不可持续经营模式，都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中国金融体系能否经受“后WTO时代”开放外资进入以后的竞争的忧虑。
今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未来5年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作出了全面部署；而上周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明年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重点是“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强化内控机制。”
应当为上述积极信号感到鼓舞，但我们还要进一步指出，金融体制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基本前提就是要扫除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决策层面在认识上存在的严重误区。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这个产业具有独一无二的重要性———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金融就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最重要的手段。
改革开放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一直将金融体系视为国有经济脱困的主要手段，在银行信贷、证券市场直接融资等各方面采取明显向国有企业倾斜的政策导向。这种观点认为，国企普遍存在的效率低下、缺乏竞争力的根源在于历史包袱沉重，自我积累不足而导致无法进行技术更新等。应该说，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通过改革产权制度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一味地通过“输血”不仅不可能扶持国企做大做强，反会使原来就存在的道德风险严重放大。
从国企内部看，“输血”的结果很可能使国企经理人“挟持”银行和证券市场的整体福利———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少国企服从于局部“理性”，就会有更强的动机积极地去争夺资金输入，而不是去改善自身的经营效益。从金融行业来看，既然政策的天然倾向是贷款给国企，即使最后变成呆坏账也不需要承担责任，银行在放贷时首先考虑的自然不是企业效益，而是所有制；而批准国企在证券市场上市融资的过程大体也是如此。难怪有经济学家曾异常尖锐地指出：在改革时代，中国的金融体系却一直在竭力地维护计划经济体制的残余。近来还有评论人士颇具见地地追问：如果顾雏军和陈久霖的角色对换一下，恐怕结果会大不相同。
上述的政策导向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资源配置的扭曲。这种做法并不能真正改善国有企业经营效率，就算通过“输血”帮助一些国企存活下来，它们也仍然是无效率的。我们更应当看到，通过扭曲资源配置而产生国有经济的局部效益，其代价是整个市场体系的发育不健全和社会总福利的损失。
从这个意义上看，与其他一些领域不同，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具有双重的艰巨任务。一方面，我国的金融本身就是建立在高度行政垄断基础上的传统国有经济，它们需要像其他的国有企业一样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然而，为什么我国金融业不能像其他所有行政性垄断国有行业那样每年都取得令人艳羡的丰厚利润呢？这里就牵出了更核心的问题，要改革金融体系，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长期以来将金融视为国有经济脱困工具的认识误区必须被破除，必须还金融市场有效配置社会资源的正常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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