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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第一次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年）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年）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在义律的指挥下，一直到1841年夏天和平谈判破灭为止；第二阶段从1842年春新任驻华商务总监璞鼎查上任，一直到中国战败为止。在第一阶段，义律北上行军，先占领了宁波附近的舟山，然后直逼离京、津不远的大沽口炮台。北海出现敌舰，让直至当时仍不断收到广州战事捷报的朝廷大为恐慌。林则徐的“误导”让道光大为震怒，后者立刻派出新的钦差大臣——琦善。琦善在大沽口会见义律，并轻易劝服了后者。琦善称英军若返回广州展开谈判，他就能满足义律的要求。义律被琦善的友善触动，于是决定返回南方。1841年1月，二人敲定《穿鼻草约》。然而，他们各自的主子——英国的巴麦尊和北京的道光帝——都拒绝接受草约中的条款。巴麦尊认为义律没有从中方得到足够赔款，反而拿舟山换了崎岖贫瘠的小岛香港，实在有违他的初衷。而道光不仅无法原谅琦善同意割让中国领土的做法，还轻信从广州传回的谣言，认为他的钦差大臣接受了英方的贿赂。两人都受到了惩罚——义律被剥夺了指挥权，琦善被押解回京后，所有家产尽数充公。
璞鼎查指挥的第二阶段，更像一场有计划的军事冒险。他的计划是基于伦敦中国游说团的建议，以长江为界，将大清帝国一分为二，断绝华中、华南对北方的粮食供应。1841年下半年，英国的海、陆部队在广州集结，然后缓慢北上。一场血战后，他们再次夺回舟山，继而攻下了大城市宁波。然后，璞鼎查决定等援军抵达后，再继续往长江以北推进。
中国人期待已久的机会，随着英军对宁波的占领悄然到来。他们认为，英军一旦登岸，就肯定不是大清步兵的对手。1842年春，皇帝的表亲——儒雅博学的怡良受命率军反攻。为了夺回舟山群岛，朝廷不仅从远在西边的四川调兵，还让水兵们苦练两栖登陆。结果，清军却在这场战役中一败涂地。怡良用卜卦算出的出兵吉时，正是雨季的高峰时期。因此，他的主力部队都深陷泥泞的道路中，被补给马车所阻，无法顺利集结，而且素以善战为傲的水师竟然晕船。于是，指挥官们只得避开舟山，一边沿着海岸线来回转悠，一边假传捷报。少数民族川勇精锐误解军令，仅配备大刀，便在宁波冲入英军的炮火之中。最为讽刺的是，本应支援的后备军，却因惊恐万状的指挥官躺在轿子里抽鸦片，而未奔赴战场。无数中国士兵倒在炮火之中，血流成河的惨状让几欲作呕的英国官兵想起了最近西班牙战争中的巴达霍斯大屠杀。
不过，并非所有中国人都不愿奋勇作战。前一年夏天，农民民兵就在广州附近的三元里村，大胆袭击了英国军队。在随后的1842年，不仅八旗驻防军死战到底，他们的妻子也宁可自杀，誓不投降。尽管英军长驱直入的步伐并非完全畅通无阻，但清军不仅军事装备锈迹斑斑，武器和士兵也无法与英国的击发式毛瑟枪、密集队形、重型火炮和明轮炮艇抗衡。1842年夏，长江流域直至南京一线，都已暴露在英国人面前。8月，英国军舰便抵达这座前明都城的郊区，做好了大炮轰城的准备。
道光明白，若这座极具象征意义的城市被敌军攻陷，或许他的统治也就岌岌可危了。皇帝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英国的要求，签署议和协定，耆英率领的特使团赶在璞鼎查进攻故都前，表示中国愿意投降。最后，双方签订《南京条约》，结束了这场战争。这个中国签署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不仅让中国向西方敞开了大门，也标志着帝国主义剥削时代的来临。
不平等条约
《南京条约》，以及随后补充的《虎门条约》、与法国和美国分别签署的两份条约，都迫使战败的中国做出了巨大让步。
1.割香港岛给英国。
2.向外国领事、商人和传教士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
3.向英国赔款两千一百万银圆。
4.废除公行垄断制度。
5.协定关税，限制内地厘金税。
6.外国官员可以直接面见中国官员，且地位与后者相等。
7.承认外国人的治外法权，外国人在中国犯法，须交由该国领事审理。
8.与西方国家签订外交协议时，采用最惠国原则。
这场战争虽然始于鸦片走私，但事实上，英国的胜利却没有令鸦片贸易合法化。相反，这场战争迫使中国放弃传统的朝贡外交体系，以西方国家主张的方式与其交往。上述所有条款中，最后一条最能体现中国与西方的新关系。根据最惠国条款，中国给予某国的特权，也自动惠及其他条约签署国。如果英国获得在上海设立领事馆的权利，那法国、俄国和美国也将同时享受这项权利。原则上，这份西方与大清帝国签署的外交协议允许各国利益均沾。列强们宁愿在此划分独立的殖民地，也不愿让一个国家独霸中国。这些不平等条约共开辟五个新的通商口岸，因此，所有的商业权利也由各国共享。
一般而言，列强都齐心协力确保中国的完整。这样，它才不会像土崩瓦解的奥斯曼帝国那样，成为欧洲各国的征战场。19世纪末，在一种全新模式的帝国主义热潮结束利益均分的通商口岸时代前，中国一直都未从属于某个独立而排他的势力。
炮舰外交背后蕴含的精神就是蔑视中国传统的外交政策。一开始，即便最敏感的中国政治家，也未能意识到这些不平等条约彻底否定了他们的外交设想。即便鸦片战争后，中国仍采取过去千年来处理华夏与蛮夷事务的老一套做法来从事外交。正如汉朝官员们讨论应付匈奴的最佳办法，在如何应对欧洲人这个问题上，清朝官员们也为两个截然相反的观点争执不休。
（www.earm.cn/田成杰2017-8-23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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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帝国的衰落》，魏斐德/著，梅静/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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