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从“造东西”看毛泽东的英明

是 否 +2 论坛币

k人 参与回答

经管之家送您一份

应届毕业生专属福利!

求职就业群

赵安豆老师微信：zhaoandou666

经管之家联合CDA

送您一个全额奖学金名额~ !

立即领取

感谢您参与论坛问题回答

经管之家送您两个论坛币！

+2 论坛币

<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2 width="100%" align=center border=0>

<TR vAlign=center align=middle>
<TD height=40><FONT size=4><b>数学：从“造东西”看毛泽东的英明</b></FONT> </TD></TR>
<TR align=middle>
<TD>［ 作者：数学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160    文章录入：<a href="http://www.wyzxsx.com/ShowUserInfo.asp?UserID=31" target="_blank" ><FONT color=#3d5a83>乌有之人</FONT></A> ］</TD></TR>
<TR>
<TD>
<TABLE cellSpacing=5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

<TR>
<TD vAlign=top height=200>
<P><FONT size=3>从“造东西”看毛泽东的英明 </FONT></P>
<P><FONT size=3>数学 </FONT></P>
<P><FONT size=3>本文继续说明，为什么在建国初期搞不了资本主义，或者说搞了资本主义取得不了毛泽东时代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本文谈两件事情，一件是不造东西的诱惑，一件是对知识的劫富济贫。 </FONT></P>
<P><FONT size=3>先说不造东西的诱惑。通常人们会被诱惑去做某件事情，而这里我提的倒是“不作为”的诱惑。也就是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这实际上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争论之一。 一方面，在建国初期，一个一贫如洗的中国，财政上空空如也的中国，要想赶超世界，要想实现现代化，就必须造东西。有人说我的“造东西救国”等同于“科教兴国”，这是不同的，因为造东西救国可以认为是科教兴国中的具体细节，将这个细节专门提出来，就防止了一些打着科学家旗号的骗子们骗吃骗喝，在国际知名刊物弄了几篇论文，什么东西也搞不出来，就获得科学界很高的位置。 </FONT></P>
<P><FONT size=3>我还是坚持我的这个观点，看一个国家是不是现代化的，就看它能不能制造现代化的东西，能不能制造其它国家制造不了的现化化高科技产品，如果能，它就是现代化的，如果不能，它即使富裕，也称不上现代化。而毛泽东是中国几千年以来唯一重视造东西的国家领导人。所以在毛泽东时代，中国能够制造出第一辆汽车，第一辆坦克，第一辆万吨巨轮，第一辆军舰，第一艘核潜艇，等等。 </FONT></P>
<P><FONT size=3>但是，如果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从一般的经济学角度看，造东西就是愚蠢的，造船就是不如买船，买船就是不如租船。尤其是私企，是决不会想到能够买到反要去造的。比如香港的董建华在当特首之前也是个船王，他就决不会想到去自己造船来搞运输。即使富裕如李嘉诚者，敢不敢现在就投资几百个亿搞一个造船厂，从无到有地研究造船？我认为他这么做一定愚蠢，甚至血本无归。因此，从经济学角度看刘少奇是正确的，毛泽东是错误的。任何的私企如果要追求利益最大化，就一定受到“不造东西”的诱惑，就不能够违反价值规律。就说台湾吧，宁可花上几百亿美元去买美国武器，也不会想到自己造，因为自己造的代价就更要大得非常多，可以达天文数学。 </FONT></P>
<P><FONT size=3>但是，有时候就是这样，笨到极处就是聪明，一个高级棋手下的棋在中级棋手看来是极愚蠢的棋，可是高级棋手仍然下得出来，尤其是开局更是这样。比方说现在有个人有了一点钱，他想开汽车，那么按经济学的观点到市场上买一个汽车来开就是了。如果他想开汽车，决心自己造一辆汽车，而且并非拼装，是每个零件都自己造，这从经济学的观点上看，他是一个傻子。可是如果他傻到底，就为了开这么辆汽车埋头苦干了几十年搞出来那么一辆，这个人就是成千上万的人中少见的能人，企业都会竞相聘他，别人都失业了他都会有饭吃。 </FONT></P>
<P><FONT size=3>比如现在国内的VCD和DVD的生产，主要起作用的是机器里的大规模的集成芯片，这个芯片占机器总值的一半甚至还要多。因此而让外国人（其实就是日本人）挣去中国十几亿美元。那么有网友批评说为什么不自己研制，是因为自己研制即使投入五十亿美元未见得能够研制出来，即使研制出来质量有可能不如人家干了十几年的好，在这种情况下，哪个私企资本家会干这种愚蠢的事？根本就无可能。只要价值规律在起作用，只要市场经济在起作用，私企们决不会去想到自己制造这样的芯片。国内的电脑界也完全想不到会自己从现在开始从无到有地搞一个奔腾，搞一个自己的中文视窗。</FONT></P>
<P><FONT size=3>因此，资本主义的市场运作规律就一定会使马太效应起作用，就是越是高科技的国家，就越是科技突飞猛进，而越是低科技的国家，越是放弃对高科技的真正追求，实际上是早就已经在高技术方面对高科技国家投降了，或者说早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国家成为现代化国家的梦想。一直买着人家的高科技产品自己造不出，能够成为现代化国家就是一个笑话，是不可能的事。在高科技方面的投降势必导致自己国家的受制于人，进而在其它的方面，如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全面投降，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实际上，知识上的贫富悬殊，是最终导致全世界各国的贫富差距拉大的根本原因。</FONT></P>
<P><FONT size=3>而如果中国真的还有理想，并不是只盯着经济效益，什么人均产值，什么GDP，真的还想制造出外国人能够造的高科技产品，就必须逆市场经济规律而动，逆价值规律而动。那么，国家的干预就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只有国家才有可能干出违反价值规律的事，明知造船不挣钱也要造，正如毛泽东所说：“要算政治帐，不要算经济帐”，经济上造船一定比买船亏本，因此私企一定不会做，一定要国家来做。象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这样的事情一定是国家做，私企决无可能做。互联网的诞生也是源于美国的国防。但这个时候，一些个经济学家们跳出来大喊“裁判员不能够当运动员。” </FONT></P>
<P><FONT size=3>现在再来讨论在建国初期为什么不能够实行资本主义的原因。这里面要提到对知识的劫富济贫的问题。我们知道，1949年的革命（注意，1949年的革命是简称，是说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夺取政权的过程）是一场穷人翻身当家作主人的革命，革命的结果是产生工农政权。这场革命的基本特征并不仅仅是暴力夺取政权，而是在夺取政权以后进行大规模地劫富济贫。</FONT></P>
<P><FONT size=3>首先是对土地和财产的劫富济贫，将地主的土地没收，分给穷人，将地主的财产也分给穷人，这个过程按美国的标准就是侵犯人权，因此，我们不必理会美国的人权概念。</FONT></P>
<P><FONT size=3>但是，财产上均贫富了能够实现现代化吗？当然不可能，如果生产力没有一个很大的提高，财产上的劫富济贫只能够导致一时间的人民对政权的拥护。而生产力的提高是知识的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而当时的中国只有少量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也都出身于豪门家庭。因此，也要想办法来一个知识上的劫富济贫，将知识夺过来分给广大的穷人。 </FONT></P>
<P><FONT size=3>可是，想要将知识分子们将他们的知识交出来可就不容易了，如果要买，那是买不起的。因此毛泽东给知识分子指出了一条所谓的金光大道，就是与工农相结合。当然，许多知识分子去与工农相结合，为工农服务，当然为社会作了许多有益的事情，为我国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是做为个人利益的计算，与工农相结合对知识分子来讲一定是，比如当时的一个高级大夫给穷苦人免费看病，就是一种知识上的劫富济贫，那个穷人原本根本就看不起这样的大夫。 </FONT></P>
<P><FONT size=3>这里再说一个劳动力的价值规律问题，我所说的劳动力的价值规律其实也就是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中的一种。说白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劳动力在市场中也是商品，也可以用来交换，在交换中体现它的价值。因此，按市场规律进行劳动力的交换势必出现这样一种趋势，就是一分钱一分货，一个月薪五千元的警察和一个月薪五百元的警察相比质量就是不一样。一个年薪一百万美元的软件工程师和一个年薪只有二万元人民币的程序员的质量就是不一样。</FONT></P>
<P><FONT size=3>而且，在中国加入世贸加入经济全球化之后，全球的劳动力价格也一定遵从劳动力价值规律，有拉平的趋向，我指的并不是大家的收入接近，而是指的在美国的同样技能的人和在中国的同样技能的人的收入水平趋向于一样。 </FONT></P>
<P><FONT size=3>可是美国是阻止低技能的人入境的，这就保护了美国的低技能的人的工资。而美国则不禁止高技能的人入境，因此美国吸纳全球的高级人才就成为必然的趋势。</FONT></P>
<P>
<FONT size=3>那么，假设美国的能够制造火箭导弹的人年薪为五十万美元，那么作为经济全球化的结果，中国的能够制造火箭导弹的人的年薪也必须趋近于五十万美元，否则他就会移民美国。如果这个人的年薪只有五万美元，他也不会满意，因为，一分钱一分货，五万美元年薪的人制造出来的导弹质量就是不如五十万美元年薪的人制造出来的导弹的质量。</FONT></P>
<P><FONT size=3>有人可以大谈爱国主义，其实，爱国主义从整体上是不敌劳动力价值规律的。市场经济的游戏就是如此。比如九一一袭击以后，能不能建议美国的各股东爱国主义努力将股市抬上去？这是不可能的。当然，总有人能够指出一两个个案，一两个先进事迹，一个明明值月薪五千元的警察在边境的地区待遇很差也工作，或者一个医术高明的医生在一个少数民族地区长期奉献。个案永远找得到。可是大系统控制不能够靠个案来实现。</FONT></P>
<P><FONT size=3>因此，一些留学人员学成不归，也是劳动力的价值规律在起作用，你可以找到一两个爱国的留学人员归国的个案，但你无法制止这种总的趋势。因此，近些年由于劳动力价值规律的潜在作用，势必使中国的航天事业受到极大的打击，人才可能都走空了，可能又得不到补充，因为报考大学的考生中的高才生眼睛也都盯着出国。只有低材生留在国内服务。北大清华也都成为出国留学的预备学校。一分钱一分货，留下的的人质量不行创新能力差。载人航天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也就是这个原因。而如果要大规模提高航天人员的工资，国家的经济要麻烦，我国的航天科技队伍少说也有一百万人，每人工资提到月薪一万元人民币，其实并非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数字，就每月要拿出一百亿元人民币来发工资，国家能够受得了吗？国家的军费开支也不过每年三百亿美元。 </FONT></P>
<P><FONT size=3>因此，美国是很高兴中国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范围内的，因为劳动力价值规律会起作用，这使得中国的航天事业因为承受不了大量高科技人员的工资而早晚会垮掉。</FONT></P>
<P><FONT size=3>再说毛泽东时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制造上的奇迹，这在很大的原因上也是一时间消灭了资产阶级所致。如果保持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允许资产阶级长期存在，那么资产阶级和共产党和国企争人才就是必然的事，劳动力的价值规律就一定会起作用，这种作用一定会将高科技人员的工资抬高到共产党根本承受不起付给那些在戈壁沙漠大干苦干搞国防科技的那些科技人员的工资，什么制造洲际导弹核潜艇这样的事情就一定会成为泡影。而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会想到要去造汽车的。</FONT></P>
<P><FONT size=3>因此，就必须在一段时间内关闭市场，消灭资产阶级，使价值规律不起作用，当然也就使劳动力的价值规律不起作用，通过知识分子以极低的个人利益为国家服务，也就是知识上的劫富济贫。我国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在1958年中国造出第一辆汽车。以后制造出来的东西源源不断。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劳动力的价值规律起作用，中国的科学技术开始向西方投降。 </FONT></P>
<P><FONT size=3>当然，知识分子在经历过那段时间之后，个人利益一定是受损的。可是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给我们提供的核弹洲际导弹，美国的巡航导弹可能早就飞到北京了。我们享受着毛泽东时代给我们制造的安全，反而大骂毛泽东时代，这从道德上讲，是属于道德论丧的行为。 </FONT></P>
<P><FONT size=3>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必然能够造出东西，在市场上能够看到它造的东西。比如我们在市场上能够看到日本的电器，德国的电器，美国的计算机，软件，瑞士的手表。印尼有什么希望吗？印尼有一个万里望花生在中国卖得不错。泰国有什么呢？有红牛饮料和大米，但这不能够使泰国成为现代化国家。香港经济前景我是不看好的，香港能够制造什么东西？能够造一些好易通，但能造的东西还是少。香港原来是商业城市，通过转口贸易发了财。可是中国进入世贸以后内地就直接和国外作生意了，香港怎么办？董建华有没有一个将香港改为制造东西的工业城市的办法？这在短期内是实现不了的，但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不然香港就是要完蛋的。台湾这些年好歹制造一些小东西，如软件游戏，如一些电器的质量还算不错。
</FONT></P></TD></TR></TABLE></TD></TR></TABLE>

扫码加我 拉你入群

请注明：姓名-公司-职位

以便审核进群资格，未注明则拒绝

分享0 收藏1 回帖

关键词：毛泽东 社会主义改造 少数民族地区 劳动力价值 经济全球化 资本主义 毛泽东 刘少奇 文章 两件

正如毛泽东所说：“要算政治帐，不要算经济帐”

现代文明为什么不能产生于中国,因为中国人的智慧代表毛泽东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崇拜，知道他晚年不对了，却屈从之，如周恩来，这是典型的封建社会文人的特征

理论是一种抽象，按照理论对应的去处理现实问题，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脱离对具体实践的关注、研究，理论也就失去了其本身的意义。

按照当代主流学术标准，这篇文章没有使用数学、公式等重要工具，而且谈及和政治有关的内容，所以，其价值大大降低。建议你使用数学公式、函数构建一个模，成为一篇优秀帖子。

毛并不生活在他那个时代,一般而言,他要比他同时代人所思所想早几年;然而当他更进一步,生活在他那个时代几十年后,或者上百年后,他的人民和曾经的亲密战友就再也没人理解他了.

哲学家治国. 柏拉图的理想在历史上只有一次实现过,就是毛.

经济学说到底是在讨论三种关系:

其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他涉及到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的个人之间的合作与竞争.与之相关的概念有:分工,交易,企业,市场,要素,契约等等.

其二,是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他涉及到组织社会的基本原则,制度的起源与变迁.与之相关的概念包括:分利集团,强化市场型政府,公共产品,管制等等.

其三是政府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他设计到一国内部各级政府之间以及各国政府间的博弈问题。

毛可能不算是个纯粹的经济学家，但他对以上三种关系的调整幅度，是几千年来无人可比的。

他亲手摧毁了两个巨大的分利集团：蒋集团与他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庞大的官僚集团。他之后，有个人之所以那么顺利实现变法改革，进行制度变迁，与毛已经清除了已经形成了共谋的官僚集团有关。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2-10 12:00:53编辑过]

以下是引用醉花阴在2005-12-10 11:53:02的发言：

他亲手摧毁了两个巨大的分利集团：蒋集团与他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庞大的官僚集团。他之后，有个人之所以那么顺利实现变法改革，进行制度变迁，与毛已经清除了已经形成了共谋的官僚集团有关。

毛可没摧毁ZG内部的官僚集团,你可按搞复辟的都是旧的集团的成员,并且,在没有新的管理模式(所谓的人民委员会之类的,那要人民觉悟达到很高的程度)出现之前,贸然要取缔官僚集团,靠谁来治理国家?

严重支持楼主的观点，造核心东西是国家进步的保证

以下是引用crazyorc在2005-12-10 12:28:09的发言：

毛可没摧毁ZG内部的官僚集团,你可按搞复辟的都是旧的集团的成员,并且,在没有新的管理模式(所谓的人民委员会之类的,那要人民觉悟达到很高的程度)出现之前,贸然要取缔官僚集团,靠谁来治理国家?

如果不是毛领导的中国革命铲除了中国的军阀、豪强地主等各种利益集团，中国的土地改革、经济改造、集中国力建设经济基础根本不可能完成。抗战前的国民党政府能够实际控制的不过是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下游的几个省份，东北有张学良、山西有闫锡山、陕西有冯玉祥、湖南有李宗仁、四川有刘湘、云南有龙云，新疆有二马等等，到处是军阀身割据，身后均有世界列强作为靠山，高层国民党政府根本无法控制，内部矛盾尖锐、斗争你死我活，中原大战，蒋介石领导的所谓合法政府一度岌岌可危，如果没有东北易帜，领导各路诸侯，坐稳合法政府地位的是哪个高层，恐怕就很难说了。这种情况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挟抗日大旗以令诸侯，天下军阀莫敢不从，所谓的中国高层结构才初步稳定下来（目前史学界更愿意讨论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多少利益和机会，对蒋介石的高层结构得到的利益似乎不愿谈及）。从经济上看，国民党南京政府执政十年期间，在拥有大量外国援助的情况下，其经济成就还不如清朝末期的发展。而从其高层结构的管理来说，其核心领导集团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大肆侵吞国有资产，积累的财富触目惊心，其腐朽的程度连支持国民党的美国人都难以容忍。而这个高层结构对于其人民大肆屠杀，一九三八年，为阻止日军进攻，竟然有目的有组织地在郑州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坝，淹死平民几十万人。一九四二年在河南饥荒之时，不仅不赈济灾民，还强令征集粮食，死于饥饿的贫民高达百万以上。这样的高层结构和社会基础有可能有效地完成中国经济建设吗？有可能完成中国现代化建设吗？

历史证明，一个腐败而庞大的政权是无力自我改革的，晚清政府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面对国家民族危亡的中国，需要的就是进行彻底的高层改革、底层改革。而国民党南京政府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它无力完成这个任务，所以中国共产党走农村包围城市、从底层改革到高层变革的道路，取而代之。

毛比张维迎英明得多，大家看看张维迎起草的北大改革方案吧，形式主义的东西太多，不符合实际的条条框框太多，不利于北大增强发展后劲特别是大型科研项目的做法太多。

北大改革方案起草者张维迎：废除北大隐性合同

---

2003年07月01日 11:30

　　中新网7月1日电 向来敢为天下先的北京大学，又一次因改革成为焦点。北京青年报今天报道称，在这个非凡的春夏交替之际，一场被北大师生称为“大地震”的人事改革，不但使封闭的校园激荡起争论的火花，也引起了全社会教育学界的讨论日趋白热化。

　　“我国现行的大学人事制度是在过去长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从这个特定的意义上说，它是计划体制的最后一座堡垒。”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这样向记者描述改革备受关注的原因。

　　而改革方案主要起草者之一的经济学家张维迎，自然而然地被推向了这场改革的风口浪尖。

　　为什么是张维迎

　　北大的人事体制改革其实在1999年已经开始，当时，北京大学曾在教学和行政体系内部试点人事体制的改革，这就是著名的“九级岗位聘任制”，教授有“为”才有“位”。所有岗位分为3类(各3级)，共9级。达不到一定的教学科研成果将被降级，而每一级的岗位津贴有较大差距。结果，当年北大有20多名教授在受聘时被“降级”，与此同时，近百名教师在岗位职务上被“高聘”。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说，尽管教授在岗位上有所升降，但是所有的教员仍然实行的是终身制，仅仅是校内聘岗不同。那次改革并没有触及原有体制的根基，但是北大面临的挑战却日益显露。

　　在今年寒假北大例行的战略研讨会上，张维迎作为刚刚上任两个月的校长助理，第一次阐述了引入竞争和不升即离的思路，引起了校方的重视。

　　会议参加者包括学校校长、党委书记、校长助理、各行政部门负责人等高层领导，有关教师人事制度如何改革安排了半天时间研讨，张维迎继副校长林久祥之后对人事制度改革发表意见，第一次阐述了教师人事制度应该采取分级流动制的设想。据当时在场的北京大学高层的回忆，当时张的发言，条分缕析，激情洋溢。

　　正是由于那次发言，当北大启动人事制度改革并希望有一个负责具体工作的人来牵头时，张维迎成了合适的人选。举荐他做教改工作小组组长的正是北京大学副校长林久祥。-新体制曾在管理学院预演

　　张维迎在改革方案《关于新体制的基本特征和设计的理由》中阐述，新的人事体制的基本特征为，教师实行聘任制度和分级流动制度，学科实行末位淘汰制，在招聘和晋升中引进外部竞争机制。方案中毫不讳言地说，制度的设计思路来源于美国大学普遍实行的“tenure-track”制度，这种制度也被称做“up-or-out”(不升即离)制度。

　　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北大新聘的讲师，一般都有两个为期3年的合同聘任期(共六年)，而两个合同期内最多有两次申请晋升副教授的机会，如果两次申请都与晋升无缘，那么第7年起，该讲师将不再被聘任。而除了少数副教授，教师只有晋升为正教授，才能够在北大获得终身职位。另一个关于引入外部竞争的例子是，原则上本校博士生不留校，而所有教师岗位对外开放，内部申请人和外部申请人平等竞争。闵维方书记表示，“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学术上的近亲繁殖，促进学术自由。”

　　记者了解到，张作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副院长，其实一直在光华管理学院推行不升即离制度，该学院自1999年以来招聘的教员都是合同制。-学术竞争不同于企业竞争

　　高校体制改革，与企业改革既有相似的一面，又有相悖的一面。

　　张维迎6月12日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曾谈到大学的改革为何落后于企业改革:第一，不赚钱的组织是最有生命力的组织，大学作为一个创造知识和传递知识的机构，它难以创办也难以垮台。当大学的品牌创立起来后，每个相关的人只会竭力维持这个品牌，在这个善良愿望之下，它的问题不容易暴露，所以，大学的改革压力落后于商业组织；第二，二十年来，大学在国家保护下，始终保持着高度集权化的政府管理体制，没有改变的空间，所以改革问题一直没有提上日程。

　　张告诉记者，过去的体制，其实是一种隐性合同，也是一种人身依附，而解除隐性合同，是让人们获得更多的自由，也可以激发人们更好地发挥才能。比如IBM公司，过去有很多的隐性合同，就是不解雇没有错误的员工，但是在企业竞争的压力下，不得不放弃过去的隐性合同，这样才能促进企业的活力。而北大如果要有竞争力，就不可能不涉及隐性合同的解除。

　　在张的改革方案里，不断地用企业与学校两个不同的形态做比较和分析，不由得使人想到，他是按照办企业的思路改造大学。但张坚决否定这一点，“尽管激励是每个组织都要面临的主要问题，引入竞争是使任何组织产生活力的驱动力，但改革要考虑高校组织自身的特点。”

　　“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学讲师的聘任合同期限明显要比企业职工的合同期限要长，这是因为对于学术研究来讲，通常要给予一个人足够长的时间，使他的潜能得到表现；而对于一个企业来讲，并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来检验一个人是否适合某个特定的岗位，所以企业的劳动合同较短。这是学术市场与产品市场的区别。”张说。

　　另外，张表示，大学的人事制度设计仍然需要保留一定的终身职位。学术竞争不同于企业竞争，如果一个企业不用优秀的人，市场竞争很快就把它淘汰出局，而大学的声誉是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一旦大学建立起好的声誉，短期内不可能垮台，所以更容易发生“武大郎开店”的现象。如果招聘决策的人获得终身职位，没有后顾之忧，就为优秀的人进入大学提供了更多的可能。-通过更多的表达赢得理解

　　“历史上既有成就秦国霸业的商鞅变法，也有自掘坟墓的王莽改制，改革不可不慎。”方案一出，有人这样提醒张维迎。

　　支持者大多认为，改革代表着北大发展的新气象，是北大向一流综合大学迈进的必然过程。而反对的声音各式各样，有人认为，张的观点充满了市场经济的冰冷原则，毫无人文关怀的温暖色彩；有人认为，改革只面向身为知识分子的教授学者，而对行政体制改革不闻不问；还有人认为，把北大辛辛苦苦培养的人送到外校，会导致本校师资水平的下降。

　　而张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面对反对，只有通过更多的表达赢得理解。”记者了解到，张维迎最近没有参与任何经济性论坛，也拒绝了众多记者采访，但是在校园内部抓紧一切时间站出来说话。

　　6月12日，张在北大做了关于人事改革的演讲，17日，张受领导小组的委托在校园网上发表了长达3万字的演讲，20日，张在北大校园BBS、北大发展论坛上进行在线答问。

　　“改革的结果，是加速了人力资本的流动。”闵维方这样评价改革的预期结果。而张预测，未来中国教员市场的基本格局是一个分层结构，一流大学分流出来的被二流大学接收，二流大学分流出来的被三流大学接收。“用经济的理论来分析，人才资源市场最终会通过新的机制得到最有效的资源配置。”

　　北大的人事改革方案终将在下学期之前尘埃落定。方案通过的程序将是在广泛征求教职员工的意见后，修改稿提交人事改革领导小组原则通过，再提交到人事工作会议和校教代会讨论，最后由校党政联席会议通过执行。

　　张维迎：1982年获西北大学经济系学士学位，1984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从事改革理论和政策研究，1992年获牛津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94年获博士学位，同时兼任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1994年8月回国到北京大学工作，现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

　　垄断导致学术生存危机

　　周其仁教授：北大最近的这场改革是很麻烦的事情，改革或者是重建一个竞争法则是一场知识上的冒险。我看到现在对北大的讨论，最大的共识都赞成北大的基本制度改革。我没看到过有谁不同意改革。

　　从知识市场的角度来看，教师是知识的生产者，你必须考虑购买者的权利。这两种权利两种尊严，或者是多种权利多种尊严的平衡的问题。而现在来看只有引进市场机制较多的体制才能做到这一点。

　　北大教改试图把国际上的大学的终身教职这个制度引进来。终身教职并不是每个人自动可以变成终身教员的，要经过一个努力，经过考评机制，经过筛选，一部分人变成了、一部分人没有变成。这是对这一体制的基本的描述。

　　陈平教授：我不是北大毕业的。我非常喜欢北大的学生和老师，但非常不喜欢北大的校园文化和体制。北大是教育界“第一大垄断企业”。垄断造成竞争能力衰弱，并导致生存危机。

　　现在，非线性物理学和非线性经济学这两个专业做得最好的中国学者都从国外来到了北大。我不敢肯定他们还能否在各自领域继续做到一流。

　　赵耀辉教授：世界银行副行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在一次讲演中说“北大拥有全国甚至全世界最优秀的学生，但是北大教师的质量并不高！”北大如何提高教师队伍，满足高素质学生的教学需求？

　　———摘自2003年6月29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育国有化和教授终身制———北大人事改革讨论》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