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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汉语言文化的优劣浅析
几个朋友微信我：“为什么你的文字少了？”“好久没看见你在朋友圈里写东西。”还有“最近觉得你好冷清。”
如果一定要给我写的东西归类，我还是偏向于散文，在归纳法上，我采用“理性与直觉”尽可能宽泛限制自己讨论范围，但不是模仿简奥斯丁《理智与情感》或者《傲慢与偏见》，我的文字很少有小说体夹杂其中，小说有时候确实有助于说明我的想法，但是我很难以一件事来说明一种普遍现象。而且，我更没有试图提出理论，相比较科学理论，行为学理论更为零散、但至少应该自成体系。显然我从没有设想过把自己的想法整理成体系，一旦这么做，我也许就有必要自负地捍卫自以为是的“理论”。如此阐述过后就很容易明白学术界对“原创理论”（original theory）的尊敬，很显然，我们国内的很多高校（社会学科）教授都只不过是对现有理论的一种传承，他们过于囿于学术压力，得不到完全的自由去研究和总结，这是需要时间、经历和信仰的。
不过，不能就此否定中国学者对社会的贡献，除了原创理论这条路，学术界对社会产生最大效用的，其实是一群被称为经验主义的学者。所谓经验主义，就是不再纠结于自己的想法是否足够新颖——既总结了、揭示了任何理论都没有阐述过的道理，而是注重于社会的价值，我们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把自己归类于这一学派。虽然彼此的领域不同、甚至彼此对立，但于社会有利。比如自由市场的倡导者吴敬琏、张小凯，以及高校派厉以宁、张维迎、政策派林毅夫、李稻葵等。无论外界如何肤浅，他们至少维系了中国理论界的声调，只不过中国是一个高PDI（权利距离指数）国家，所以我们听不到（公开的）独特的、刺耳的声音。
那么何为PDI？请先观察我一开始描述的朋友们与我的沟通。诚然，我完全理解他们对我的关心，但我也不用否认他们暗含“催稿”的本意。假设现在我成为了一个美国人，那么我的那些朋友会怎么和我说呢？“不要懒了，该起床写文章啦！”“喂喂喂，我要看的文字呢？”或者也有舒缓一些的：“最近出什么事了吗？要和我聊聊吗？”
我想这种美国式的交流方式我们并不陌生，尤其对于年轻一代而言，不会轻易感觉生疏或者冒犯，但是即使如此，我们在生活交流中也不会用这种方式，因为这么做让身为中国人的自己感到无礼。
先看一组对比：
1、美国、爱尔兰、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瑞典；
2、巴西、韩国、摩洛哥、墨西哥、菲律宾、日本、中国；
这两组并非经济实力的对比，南非属于第一阵营说明了这一点，这组数据是权利距离指数（PDI）的对比，也就是一个民众国家对待权利的态度，PDI高的国家民众对权利亲和，PDI低的国家民众对权利排斥。在瑞典大学官员（不是老师），为了行使权力，需要让自己看起来没有任何官腔；在澳大利亚、美国，官员需要放低姿态，表现出和民众站在一起才能够使自己的目的达成。而在日本、韩国、中国恰恰相反，这些国家的文化需要官员始终保持权威，否则政令很难贯彻实施。如果你有幸和中国行政系统打交道，就会明白在官僚体系内，领导之于下属的威严是多么严厉。进一步的，高PDI国家，很难出现（公开的）质疑权威的声音。也许你会说，我们现在不是乐于在网络上把教授称作“叫兽”、把专家称为“砖家”吗？请问，网络的最大特点是什么？网络在社会活动中的最大特色就是能够遮盖于其后的个体。于是，日、韩、中国（含香港）民众也是最擅长在日常生活中埋怨政府的人，其原因是这些国家的文化不鼓励以公开的方式质疑权威（一旦公开和政府叫板，就没什么优势了。）
请注意，我所阐述的是文化因素与权利的关系，政治只是受影响的一个方面。在我的案例中，我的朋友很清楚自己的权利边界，我是否写东西、以及我什么时候写、写些什么，在他们看来都是我的权利。而美国人至少会强调，阅读也是种权利，他们的文化鼓励人们更在乎自己，因此主张自己权利的时候不需要遮遮掩掩。相对的，被伸张权利的人也不总是会觉得被冒犯，如果感觉到冒犯，他/她一定会积极反抗。
但是，不要认为我就此认为文化存在优劣之分，文化的构成有历史原因。汉语言文化中本身蕴含微妙的措辞方式，年纪很大的长辈教育子女会强调：“听话要听音。”这句话如果直译成英文估计没有一个英语言系的人会懂。在当前社会，我很庆幸除官僚体系外，越来越多企业强调“直陈己见”的文化，能够清晰明确表达自己观点的人往往更有成为团体领导的潜质。不过，我们的文化依然会影响这个问题，当一个直陈己见的人没有遇到太大阻力的时候，并不一定意味着没有反对意见，更多时候只是很多人碍于他或有或无的权威，所以到了执行层面，就存在执行不力或者事与愿违的结果。我个人而言，更喜欢”完全信任“的方式，如果我有必要和一个朋友交往，在我自己的层面，我喜欢表里一致的表达，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不用有违内心的想法去决定怎样的行动。（如果你相信星座的话，对射手座的描述至少是怎么认为的。）更具体一点，我想很多人依然会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就像我对待职场和对待朋友存在区别一样。
汉语言文化并非一无是处，我们不过是很少去总结优势。先说一下为什么大多数赌徒最终都会倾家荡产，因为赌徒放大了自己获胜时的喜悦，但有选择性的忽视自己失败时的痛苦，所以激励他们继续赌下去的是失败，而不是成功。”我想回本。”“只要赢回来我就不赌了。”我们纯理性地假设赌徒在玩概率游戏的时候输赢的结果都会出现，那么如果有一个赌徒运气极好，每盘必赢，结果是什么？他拥有了数不尽的财富？确实如此，在这个理性的假设里，财富是无尽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如果财富是无尽的，那么赌徒什么时候才能够收手呢？恐怕对于这样一个常赢将军的假设，只有生命的死亡才会让他住手吧。请看看那些全球富翁，有哪一位是可以在足够年轻的时候就安享生活的？实际上，确实存在一些生活无忧、有滋有味的人，他们的财富足够多，但绝不需要登峰造极，也不会出现在我们媒体上。谷歌CFO皮切特因为想要和妻子享受生活而突然离职（至少他是这么说的），但是摩根士丹利的露丝·波拉特又立即填补空缺，据说她两年就可以赚进7000万美元。撇开惊人的收入，他们两个不就是放弃优势和前仆后继的典型吗？作为普通人，中国人更擅长中庸之道，且并不像美国等国家一样，认为中庸之道是一种可耻的选择。我们十分明白适度中庸的价值，不在具体的抉择上（我们称为优柔寡断，是贬义的），而在我们的生活上。中国的经济也没有类似于西方社会的大起大落，虽然我个人十分痛恨用时间换空间的经济发展方式，但那是因为我专注的投资领域更容易从经济周期中赚到钱，中国确实更擅长于让自己的发展更为平稳。我们所未知的优势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着作用。
当英国人痛苦于全民数学水平、以至于要聘请中国教师的时候，请做以下实验：
阅读以下数字串的时候，千万不要不自觉地翻译成中文，然后试着自己多久可以复述准确。
three,three,nine,one,five,two,seven,eight,nine,four,three;
。。。。。。好了，我相信你已经不自觉地翻译成中文了，因为我也一样，这是我随机编的一个手机号码，33915278943，短时间复述它是如此简单（比如看上两遍，然后拿张白纸把它写下来。）但你也很容易理解，即使是用阿拉伯数字写成，英语言系的学生想要很快记住也是不容易的，因为其语言发音音节造成数字在大脑留下短时记忆的困难程度要高很多(你已经体会过了：）
所以，当我们在超市买了9.5元的东西，然后递给营业员一张十元、一张五角，对方找你一元硬币的时候，英国人会觉得，这样的人做营业员实在是太浪费了。
这只是我们所未察觉的文化优势之一，它存在如此之久，以至于我们觉得理所当然。
我的直觉告诉我：在投资领域，中国为什么总是出现长期低迷，然后爆发式增长的模式，这种模式恰恰和西方股市很多年维持一个方向上涨的态势相反（美国股市金融危机后涨了6年了），必然不全是制度设计的原因，和文化因素的关系要远超制度。另外，中国经济持续这么多年上涨，也必然是文化作用，曾经经历的经济波动（比如90年代）不一定意味着未来也需要像西方经济一样大起大落。我不是说中国经济可以避免波动，我认为波动是必然的，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审视中国未来并不一定可以参照过去的规律，毕竟中国发展的时间如此短暂，改革开放后遇到的任何波动在长期来看都不过是起始阶段的问题，未来如何，有很多有待我们发掘的专属于中国的原创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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