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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对社会因素的重视。有研究者从对情境模型的检讨入手，认为既有模型忽视了作为组织战略选择的重要政治过程，指出在这个选择中不仅有组织结构形式，还有对环境特征的操纵，以及对绩效标准的选择（Child，1972）。由此，宏观社会因素进入对技术与组织的讨论之中。到了1987年，有研究者在对技术应用史的探讨中提出“社会建构”的观点（Bijker et al.，1987）。如前所述，知识不仅是技术创新的源泉，也是让技术获得效率的条件。而知识的掌握者是与技术相关的人类行动者，当知识变成重要细分主题时（Smith et al.，2005），社会中心论（human-centered perspective）自然而然凸显出来（图3第3象限）。
奥利科夫斯基曾经认为，社会中心论试图将技术的影响最小化，并尽最大的努力关注人的能动性，让技术特征消失在社会因素之中（Orlikowski，1992）。其实，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有研究运用针对156个组织在技术采用前和采用后的追踪调查数据分析技术接受模式（TAM）后指出，社会因素和认知因素都影响着组织对技术的接受（Venkatesh et al.，2003；Boudreau & Robey，2005）。如果把对制度（Liang et al.，2007；芳汀，2004）、文化（Leidner & Kayworth， 2006）、反身性（Mutch，2010）等因素的研究也包括在内，则社会中心论的内容更加丰富。社会中心论取向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直到信息技术应用逐渐普及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直保持着时断时续的发展，此后其影响力延续至今。其中，重要且有影响力的研究都与信息技术有关。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了技术与组织研究如何因社会学的介入从一个以组织绩效为核心的领域逐步在理论发展中纳入社会因素，进而发展为一个多学科共同努力、多元理论共存且具有极大社会学潜力的研究范畴。
四、从工厂到平台：技术与组织研究的未来
工厂不仅是人类生产活动的组织形式，更是改变这种形式的场所和力量。从伍德沃德时代的大批量生产、小批量生产、连续生产（Woodward， 1958），到后来的柔／弹性生产、定制化生产，人类生产活动的组织形式越来越多样化。
正是在多样化的进程中出现了技术与组织的议题。纵观过去60年的发展，对技术与组织的研究始终是多个学科的兴趣所在，社会学便是其中之一。在多学科的关注下，组织绩效是最凸显的细分主题，与其紧密关联的细分主题还有创新、管理、厂商（形式）、知识，其中创新是最重要的细分主题，也是社会学关注较多的主题。在社会学研究中，最受关注的细分主题是知识与工作，即技术与组织中的人群因素。必须指出的是，社会学没有形成与其紧密关联的主题结构。
人类社会正在进入智能时代，这意味着伍德沃德问题的组织背景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以制造业为例，大多在车间从事生产的将不再是人类，而是机器人（布劳克曼，2015）；提供生产依据的也大多不再是人类，而是在生产和消费中积累的大数据（李杰，2015）。
在组织改变的背后，适用／匹配的技术是不可或缺的。技术变迁甚至是组织变迁的直接驱动力量，人们对创新的持续关注就是证据。创新不仅发生在组织和技术领域中，也发生在日常生活之中。没有创新就没有技术、组织的发展；人类的存在就没有价值。一个国家对创新的强调正是汇聚人类静默知识共识的过程（Nelson， 1993），也是汇聚人类智慧的过程。恰恰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组织形态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从组织所属的技术攻关和技术研发中新生出众包和众筹等多种方式（Chesbrough et al.，2017），创新将会继续成为技术与组织研究中的重要细分主题。
如果说机器技术的发展催生了工厂组织，那么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在把平台组织推上人类组织历史的前台。其实，我们对平台并不陌生，传统乡村的集市就是一个交易空间平台，大型制造业中的成套设备则是生产平台。不过，传统的平台与组织是平行或重叠的，而如今的平台因为信息技术的支撑和物流、人际网络等其他因素的大规模引入与智能匹配的机制而有了新的时代特征。
有研究者认为，一个系统常常有核心和周边两个部分，其中核心部分的变异性小，周边部分的变异性大，核心部分就是平台（Baldwin & Woodard， 2011）。在组织的意义上，我们更愿意从组织间关系和组织与社会的关系角度把平台理解为给其他组织和社会成员提供基本支撑的组织。这就意味着平台作为一种组织其他组织或社会成员生产与生活的活动空间与支持体系，其点滴变化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平台从诞生的时刻起就具有了公共性和公共空间的特征。
在此背景下，技术与组织研究需要扩展传统边界。伍德沃德传统关注的是“生产”意义上的技术与组织，且“绩效—创新—知识—厂商—管理”是可以追寻的细分主题。在计算机技术进入人类的生产与生活之后，在给定的组织情境下，奥利科夫斯基观察到，在“人机界面”交互的意义上，技术应用效率直接影响组织绩效，这种影响较之以往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人或群体的因素，从而强调“技术—人—组织”之间的整合性和整体性，关注技术与组织，尤其在个体层次上的“社会”意义，揭示了社会物质性在局部、微观的层次上依然是重要的研究主题。
如果说从伍德沃德到奥利科夫斯基，研究主题的变化依然在工厂组织时代议题范围内，那么在平台组织因其公共性对人类社会的生产与生活影响越来越大的时代，一些曾经不突出的议题却凸显出来。在工厂组织时代，人类面临社会公平与组织效率两难，推崇帕累托最优或社会最优。计算机进入生产与生活后，并未改变人类工厂组织的形态，技术与组织的关注依然是帕累托最优。可互联网络和人工智能的渗透却改变了人类生产与生活的组织形态，使平台与其承载的组织和／或社会成员之间在绩效上存在着多重复杂关系。那么，又如何界定因技术与组织因素带来的效率和公平呢？同样的议题还有：创新带来谁的绩效？谁的知识？知识又如何促进或抑制绩效？对这些问题的探讨需要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理解“生产”，更需要把社会因素带入其中。
当然，对传统边界的扩展并非意味着传统议题消逝了，工厂组织还在，传统技术还在，国家和政府还在，都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同时，在传统组织形态依然存在的环境下，平台组织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在快速上升，且与传统组织之间有着多种组合和交互模式（van Dijck，2013），给技术与组织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会。
在形式上，组织的规模将更加两极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平台组织的规模远远超过传统组织，甚至演化为类政府组织；另一方面，生产和其他服务组织则日趋小型化。与20世纪50年代相比，平台组织以外的其他组织的平均规模正在缩小。组织的形态将更加多样化，个人、组织、小群体正逐步成为组织的内核，构建着多样化的组织形态。在理论上，因讨论的情境、技术、应用的阶段不同，技术中心论、情境中心论和社会中心论将会出现并行发展的格局，不可能有任何一种理论取向主导如此复杂的技术与组织格局。在人类社会迈向个体化的时代，单项技术效率的时代正逐步成为过去，或许情境的重要性将会远远超过其他，服务于人类个性化的需求或将成为未来的主流。
对社会学而言，平台组织实践的前沿在中国，既有的研究大多关注平台组织带来的实践议题如平台生态（Tiwana， 2014）、平台治理（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腾讯研究院法律研究中心，2016），前沿的研究则开始关注平台组织规则的演化（唐远雄，2014）、平台赋权（Leong et al.，2016），等等。不过，对平台组织下的技术与组织的探讨尚为一块处女地，期待着社会学学术探讨的进一步展开。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原文发表于《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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