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应突出经济发展，避免泛政治化(增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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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前语： 近来关于中巴经济走廊的负面消息不断传来。这不排除与我们的一些企业、媒体和ZF宣传存在急功近利和过分渲染“一带一路战略”，尤其是对“中巴经济走廊”的渲染有关。“一带一路战略”的叫法对于国外舆论难免背后有担忧的想法，尤其是西方某些政治集团和印度洋周边地区的复杂政治形态。再加上国内热炒“一带一路战略”和“西部大开发对接”，无形之中也会被加上各种政治色彩。国内宣传历来缺乏“审时度势”，张扬有余，含蓄不足。过度包装“一带一路”只会适得其反。长久以来，我国在对外援助中一直存在类似的问题。大战略、大会战只是中国人自个喜欢的词语。除了中国，没有哪个国家的媒体如此喜欢宣扬“战略”。这个问题不仅要考虑外国政治精英的接受程度，也要顾及相关社会各阶层的接受程度。“战略”这词中国人用的太滥，什么事情都喜欢加上个“战略”。 当你总是跟人家讲“战略”时就难免不会引起人家对你的警惕，此前的“解放全人类”、“支援亚非拉”等等都是同样的造次。除了ZF无偿援助，我们大多是搞商业往来，也就是互惠互利。你说创造了当地的就业背后中国自个也是获利者，所以不要“王婆卖瓜自吹自夸”（例如我们对巴基斯坦卡西姆电站项目的报道这样描述：“建设过程中，中国电建坚持“属地化”管理理念，为当地提供了工程师、技工、劳务工人以及司机、帮厨等后勤服务岗位，项目高峰期巴籍员工达4000多人，有力地拉动了当地就业，改善了居民生活条件。该项目间接带动材料供应、设备运输等行业，有效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电站全部采用中国制造，直接带动中国装备“走出去”70亿元以上。2016年电站首批招聘了100名巴基斯坦优秀大学毕业生，经过在中国为期6个月的培训，目前已经分配到卡西姆电站运行维护各岗位工作中去。卡西姆电站将成为巴基斯坦火力发电人才的培训基地，为巴基斯坦电力能源业务发展培养和输送大量人才。”）而中方受益情况则只字不提。这样的新闻稿中国人似乎很满意，但巴基斯坦人能满意吗？。所以我们只说为当地带来了多少好处不说自己得了多少利益，显然不够厚道，这一点中国企业确实不如外企实在——只限于商业行为，不讲过头话。当初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构想时，陈志武和丁学良等学者就提醒过我们要避免出现类似问题，现在问题还是出来了，这至少是我们一直没有重视这些忠告。所以对外宣传、合作时，本身就事论事为妥——自己说好不如人家夸赞。穷国富国谁都会数钞票谁都懂得货比三家的道理，千万不要把中国人自己的习惯思维当做“世界共识”。涂涂这篇文章的提醒很有必要，故转帖如下（下文黑体字是转帖时加上的）：

                    涂涂：从巴基斯坦国内反华游行示威看“一带一路”隐患

         http://www.guancha.cn/tutu/2016_05_09_359490_2.shtml

   当地时间5月6日，“中巴经济走廊”最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白沙瓦至卡拉奇高速公路项目（苏库尔至木尔坦段）开工仪式在巴基斯坦信德省苏库尔地区举行，这标志着中巴经济走廊交通基础设施领域合作取得重大进展，笔者也由衷地感到高兴。然而，根据笔者在巴基斯坦一线的观察，在中巴合作上也有一些负面趋势，值得我们警惕并及时应对。在人们为成果欢呼雀跃之时，尤其有必要“居安思危”。

      部分巴基斯坦人为何反对“中巴经济走廊”

      2013年5月，中国首次提出“中巴经济走廊”倡议，此后，巴基斯坦国内围绕“中巴经济走廊”从“一边倒”式的支持。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今日巴基斯坦》、《论坛报》、《巴基斯坦国防论坛》等主流媒体不断出现质疑声音。

现在，信德联合阵线（Jeay Sindh Muttahida Mahaz）、俾路支共和党（Baloch Republican Party）等组织此起彼伏地发动小规模反华游行示威，并极有可能在今后上升到暴力反华活动，最终伤害到中巴两国关系。

巴基斯坦信德联合阵线举行的反华游行

      中国自认为是巴基斯坦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也自认为“中巴经济走廊”是互利共赢的倡议，必然会受到广大巴基斯坦人民的热烈欢迎，然而事实却出乎大多数人的预料，在“中巴经济走廊”提出之前，巴基斯坦国内反华游行示威极其罕见。在短短不到3年的时间里，巴基斯坦国内从最初的质疑上升到了实际反对“中巴经济走廊”的行动，那么，巴基斯坦国内究竟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巴基斯坦主要媒体上的反对“中巴经济走廊”声音

      巴基斯坦是一个包括旁遮普族、普什图族、信德族、俾路支族等在内的多民族国家，在目前主要由旁遮普族执政的情况下，部分在野党、少数族群屡屡发动反政府游行示威。当“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从纸面走向现实时，反政府示威便与它挂上了钩。

总结巴基斯坦国内反对“中巴经济走廊”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巴基斯坦将会背负中国巨大的贷款压力。中国宣布“中巴经济走廊”将对巴基斯坦投资460亿美金，然而这些数额巨大的投资并非免费的午餐，大多数贷款最终需要“连本带利”还给中国，按照巴基斯坦的经济发展水平，根本就不可能偿还这些贷款；中国的460亿美金的投资将会从巴基斯坦获取高额的回报，这些贷款最终会回到中国，受益的只是中国公司和中国工人，而把沉重的债务留给巴基斯坦。

      其次，巴基斯坦本土企业将会受到中国企业毁灭性打击。指责中国与巴基斯坦部分官员勾结，借“中巴经济走廊”名义，使得中国公司、工人与商品将会像洪水一样的涌入巴基斯坦，中国公司、工人与商品的大规模进入，并控制巴基斯坦的经济供应链，最终摧毁巴基斯坦脆弱的本土企业，从而给巴基斯坦经济带来不可挽回的灾难。

      第三，大多数“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缺乏透明度。指责“中巴经济走廊”一些项目没有公开招标；一些项目存在着行贿受贿现象，巴基斯坦公司在“中巴经济走廊”招投标中处于弱势地位，中标的也大多是中国公司，中国的投资主要集中在能源部门，会给巴基斯坦的能源部门带来巨大的灾难，最终会使得巴基斯坦依附中国，并建议巴基斯坦展缓与中国公司的合作。

第四，中国有潜在控制巴基斯坦的政治意图。中国通过“中巴经济走廊”渗透到巴基斯坦，将会控制巴基斯坦政府和军队，使得巴基斯坦成为中国与俄罗斯在“上海合作组织”中的傀儡，并成为对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代理人，最终会沦为像叙利亚或乌克兰一样的动荡国家。巴基斯坦应当避免成为中国、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对抗的棋子，并反对中国军队今后利用巴基斯坦的土地，特别是在瓜达尔港。

巴基斯坦国防论坛上反对“中巴经济走廊”的言论

    由于巴基斯坦国内旁遮普族约占全国人口44%，在政治、经济上相对普什图族15%、信德族的12%和俾路支族3.6%占有优势。而“中巴经济走廊”也主要集中在旁遮普地区。不可否认，巴基斯坦反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声音通常夹杂着部分信德族和俾路支族在野党、少数族群的反政府情绪，但同时也促使我们需要认真反思“中巴经济走廊”究竟会给中国带来什么？

     当然，不论是“中巴经济走廊”，还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这些倡议都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促进中国经济转型与升级，为中国营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然而，从巴基斯坦国内对“中巴经济走廊”的质疑与游行示威来看，中国通过“中巴经济走廊”在获得收益的同时，也承担着巨大的安全风险。而且，这些安全风险在65个“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中恐怕都不会缺席。

俾路支省分裂分子的反“中巴经济走廊”宣传

      建设一带一路，中国如何应对批评声音？

      在“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中国与巴基斯坦一共签署了51个项目与备忘录，涉及到经贸、能源、文化、医疗、教育等多个领域。这些都是经过两国最聪明的精英反复论证，并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之上签订的；换而言之，中国在与受过良好西方教育的巴基斯坦精英打交道时，大多数情况下很难占到便宜。那么，这些看似完善或者说中国不占便宜的项目与备忘录，为什么还是会受到如此多的攻击？

      捕风捉影而来的小道消息，再加上情绪化的反政府思维，使得部分在野党、少数族群已经习惯了编造情节，污蔑某一个项目存在行贿受贿等“瑕疵”，他们不会去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而是情绪化的要求推翻“中巴经济走廊”所有的项目。

     结果显而易见，不仅仅是其中某一个项目遭殃，其余50个涉及经贸、能源、文化、医疗、教育等“无辜”项目都不得不跟着疲于应对、百口难辩，今后这种现象只会越来越多。值得注意的是，像这样攻击某一个项目存在“瑕疵”，进而要求全盘推翻中国与所在国全部合作项目的“思维方式”在“一带一路”国家并不罕见。

     从长远来看，中国未来在“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合作还会持续增加，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应当切实关注我们究竟追求的是什么？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最终落实下来的只会是项目，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些项目上“画蛇添足”的描绘多少内涵外延，内涵外延越多被反华势力抹黑的空间越多。

      最好的例子就是，2015年，中巴两国通过红旗拉普口岸的陆路贸易额约为5至6亿美元，还赶不上中国一些乡镇的GDP；中国与巴基斯坦的贸易额约150亿美元，还赶不上中国一些县城的GDP，而其中的利润部分更少。部分巴基斯坦学者过分夸大“中巴经济走廊”对中国“西部地区”的战略意义，以及对“中国崛起”的作用，进而对中国提高“要价”，不仅加剧了巴基斯坦内部的分歧，也遭到了美国、印度等其他国家的质疑和抵制。

     今后中国应当淡化“中巴经济走廊”的提法，多督促巴基斯坦落实与推进51个项目；未来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展合作，也最好依据项目论事，避免给所有的项目取一个“名称”，这样才能避免一个项目遇到“障碍”，从而危及其他所有项目或者出现第三国质疑或者抵制局面，因为，这不仅符合中国传统低调做事的习惯，也能够降低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的安全风险。

      最后要强调的是，笔者在本文中指出一些问题，是期望人们对现实有更清晰地认识，从而作出更好的应对。中巴之间，维护友谊和共同利益仍是主流，对于出现的问题既不应逃避，也不能夸大，甚至“粉转路，路转黑”，那样正中反对者的下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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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志强：中国的企业家和国际上的企业家不一样，从国际上来说企业家可能好几代，比如我们说洛克菲勒，到现在第五代第六代，为什么？因为他的制度没有发生中断。中国应该说刚刚开始有企业家，因为中国刚刚开始有私有产权，在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情况下不可能有企业家，因为没有一样东西是属于你的，所以中国一直到1979年改革之前的经济发展是非常非常落后的。
那么我们的第一代企业家从哪儿来的呢？严格的说起来，应该说从承包制来的，承包制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在中国不改变公有制的基础情况下，允许你拿生育的利润，叫承包制，所以农民用承包制的办法把公粮交上来一部分，剩余的归自己，工厂有了工厂承包制，你完成了任务，比如300万的任务完成了，多完成的10万你拿了，这叫承包制。
这个时候有真正的企业家吗？也不会，因为你没有自由产权保护，明天看你挣了就改规则，你完成300万不行，你得完成310万，就是没有产权保护，为什么？因为那财产不归你所有，你是承包的，你是利用的。
      那我们第二代的企业家说起来是1984年城市改革，从农村改革向城市改革转移的过程中，出现了一批民营企业，那个时候的民营企业是按照马克思的办法，一个人雇佣不能超过7个人，否则就抓起来，那你怎么会有企业家呢？企业家来自于大规模的集中化生产，市场化生产，要雇很多很多人，然后效益大大提高，流水线什么这个那样，这才会有企业家，否则都是小作坊，7个人不就是小作坊呢，怎么有企业家呢。那个时候我们有了一批，但是也不是真正的企业家，为什么？因为产权仍然不归自己。
      1984年之后，邓小平终于说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且提出可以由万元户，由先富带动后富，这个时候有了私有产权保护，有了企业家，中间又出现了一些变故，1992年又有一个南巡讲话，因为我们看到大部分现在的企业家是1984年到1992之间，特别是1992年之后，因为有了私有产权，因为有了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经济，我们才开始有了企业家群体的出现。
      企业家干什么？企业家最重要的是要推动社会进步。为什么？我们可以看看，几万年的人类生存史上，只有这200年产生的GDP达到了全部GDP总量的95%，而200年以前的几万年只生产了全世界GDP的5%，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没有大规模化生产，没有企业家经济的存在，没有对私有产权保护的法律。所以到17世纪之后，才更多的对企业家群体和私有产权给予了充分的保护。假定中国我们今天还不建立一个完善的对私有产权保护的体系，这个市场改革就是假的。变不成真正的市场化。市场化的前提条件就是得有私有产权保护，得有对企业家群体的保护，于是出现了从17世纪末期开始，企业家在拼命的推动社会进步，要建立一套保护企业家，创造财富而拥有财富的法律，否则财富老是被别人抢夺，他就生存不下去。所以他不可能像洛克菲勒生存5代，不可能，一代就给你搞没了。
      我们谈改革开放，企业家如果不努力帮助政府建立一套很好的社会制度，你就难以生存下去，没有这套制度，人们就不会有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这个社会永远是在零和一，你分多少，我分多少，我分的一定是你少的部分。但是企业家群体是创造财富的过程，是要把蛋糕做大。
      虽然你分的比例没有增加，但是总量增加了，因为整个社会的财富在增加。就像我们刚才谈到我们的GDP迅速增长，又重新回到了一个和日本维持一个超过日本2.5倍的水平。这靠的是企业家，我们看看今天我们的民营经济，占社会的比例，从比率来说，超过50%的GDP比率，超过60的投资，超过70的税收，超过80的就业，超过90的科技。中国如果没有企业家群体的出现，没有依赖企业家群体去进行社会发展的一个基础的话，中国的经济很难有高速的增长，也很难让中国的社会情况发生充分的改变。
       为了社会的进步，企业家就做大量的公益，要消灭贫富差别，为什么企业家群体会拼命的去做公益，消灭贫富差别，从洛克菲勒的说法来说，当他们富起来的时候发现，穷人没有同时富起来的时候，会破坏他们富有的社会条件，比如说革命，比如说战争。因此他们一定要帮助穷人也富起来，才能让这个社会平和，至少让穷人有机会。
       但是传统的说法就是，从第一个“授人以鱼”变成第二个“授人以渔”，企业家要主动帮助最贫困的人学会打鱼，让他们有生存的条件。因此企业家在另外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存在方式，因此我们看看美国，从福特，从巴菲特到比尔盖茨，为什么总是最富的这一帮人在拼命的做社会公益？为什么在为这次特朗普宣布减税的时候，所有富人联名不要给富人减税？因为他们认为如 果不能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的话，他们存在的财富就会随时产生危险。
       我们可以看到，当公共汽车被划了一个道子或者弄的很脏的时候，你可能很不关心，觉得跟没你关系，因为他是公共财产，但是你的私家车被别人弄脏了，或者被别人划了一道的时候你会很心疼，如何解决呢？你必须要改变这个社会状况，让所有人都不再存在要划你车的心理的时候，你这个社会才能安定。所以企业家就在努力的做这些事，中国的企业家虽然只有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但是已经把更多的精力和金钱、财富都用于建立社会公益。
       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说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帮助后富的人，也许从整体的社会情况来看，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些先富起来的人都拿出钱来帮助后富的人，但是从我们的社会公益组织大量的出现可以看到，企业家群体在这个中间正在做这样一件事情。
       为什么我们过去没有人做或者不能做？是因为没有企业家的生存环境，这个生存环境包括我们没有慈善法，因为慈善法刚刚出台。比如说曹德旺先生，36亿的公共捐款要受到6个亿到7个亿的税，我们还有企业家愿意做这个事情呢？新的慈善法出台以后他就可以不交税，或者交很少的税。
       当有了这种税收制度的优惠的时候，是不是有更多的企业家拿出钱来做社会公益，是不是能帮助更多的穷人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要比你政府单掏出钱来做扶贫强10倍，20倍，30倍，效果是大大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认为，企业家群体的出现，和企业家未来的发展过程，一定会在中国掀起一个富起来的人帮助穷人的高潮，而最终让这个社会的环境得到充分的改善。谢谢。
于盈：您刚才说到曹德旺，我前段时间采访他，他有分享他，他其实想把他公司的股份捐赠了，来设立一个慈善的基金，但是他花了5年的时间去跑不同的部门，最后给他成立了这个慈善基金，他至今已经捐款110亿。所以看到中国的企业家，不管是做慈善也好，做事业也好，其实都是不容易的，您刚才说到，需要建立好的制度，而且这个好的制度和环境是什么？就从中国的自古到今也好，外国到中国也好都是比较清晰的，偏偏在前进的道路上有很多不同的杂音，但是中国企业家还是生存过来了，不仅生存过来了，现在很多都做的非常的好，所以您理解的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是什么呢？
      任志强：从这两百多年的历史情况来看，推动社会进步的不是政治家，是企业家，因为政治家制定的所有制度几乎都是错的，我现在说现在是错的，可能明天就变成错的。
      主持人于盈：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现象？
      任志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没有蒸汽机的时候，政府会出台一个法律去保护牛车和马车，为什么我们现在都叫马路呢？就是因为那个路是给牛车和马车走的。当有蒸汽机出现的时候，为了保护牛车和马车就出了一个红旗法，让你蒸汽机汽车走动的时候有三个人在前头走，拿着红旗杠，这就是法律，因为法律永远是保护当前。当新的科技出现的时候，面临当前的这些利益冲突的时候，怎么办？就是矛盾，所以红旗法出现的时候允许汽车时速4公里，我们看传统的西部片子看着骑马都可以追上火车，为什么？当时的火车不一定比马车跑的快，现在你再追着试试？高铁360公里，跑死马也追不上。
       那就是因为企业家用科技进步推动了社会制度的变革，让你一个制度不得不变成把马车和牛车消灭掉，不是保护最底层的利益，而是保护先进科技而带动牛车和马车的改善，让它进步，你就别费得赶牛车马车，你开汽车好不好？这不是社会进步了吗？
       我们举个中国的例子，共享单车也好，还有什么这个那个也好，哪个不是突破现有的法律呢？换句话说，就是现有的法律基本上是限制了科技创新的，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的无货币的金融是不是这样，于是打着我们的上级管理机构手忙脚乱，今天出个政策，明天出个政策，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估计到科技进步，企业家的能力，对社会推动的力量是巨大的，防不胜防。当我们的滴滴出现的时候，交通部就出现一个文件叫征求意见稿，结果呢？结果是所有人把它推翻了，最后交通部出了一个文件说各地方自己定政策，我不管了。这就是说企业家最后要把社会制度给改善了，改善成符合创新精神和社会发展的，这个社会要不断进步才行。世界各国都是这样的，所有的企业家一定享受了科技进步是要推翻现有政策去实现更好的创新的，要不然这200年怎么发展起来？就是因为多了一个企业家，这个群体就有这么大力量，逼着你不改不行，不改，共享单车把你北京市所有道路都占了，所以你得赶紧想办法，原来的法律有吗？没有。
       刚才有位谁坐在这个位置上说共享是你不想拥有财产权利，拥有使用权就够了。我觉得既得有财产权利也得够使用权，对你来说不要产权，但是那个东西对他来说得要产权，企业家在这个方面是最敏感的，不然就没有办法创造财富了，什么是财富？也得搞清楚，财富，过去我们的老地主都把银元埋在地下，所以我们拆房子的时候发现地下还有银元，那不叫财富，只能叫钱，叫货币，财富你得拿出来用于社会进步，真正发挥作用才叫财富。
所以企业家创造财富过程中，就是他不断把投入的部分再运转，所以我们看到比尔盖茨又拿出多少钱来研究这个，又拿出多少钱研究那个，研究的都是现在没有的，或者现在的法律条款和社会条款不允许存在的东西，包括治疗这个病那个病，我企业家有钱，我推动社会进步，我科研，我不要回报，但是你一旦要把这个新药弄出来了，那对社会进步就大了去了。所以我们看看我们的新药出现以后不进医保，过了一段时间不可或缺了，进医保，总是推动那个制度非改不可。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企业家群体不是为了赚钱而存在的，企业家群体最重要的功能是推动社会进步，所以你要说有什么精神，企业家精神就是前面有什么东西你也别怕，得把它推倒，冲过去，你要是因为现有制度是这样，说我只能按照现有的制度去调整，那怎么会有无人驾驶汽车呢？无人驾驶汽车现在是违法的，那你是不是得推动法律进步，你得把法律这个墙撕开，你的无人驾驶汽车才能过去，这就是企业家功能，你要企业家没有这个精神，你就不是企业家，你最多是小商小贩。所以要有企业家精神，就要勇于和敢于改变现有的法律规则，让它更适合于人类的商业发展，谢谢。
       于盈：您刚才描述的这个企业家的责任，就是说为了推动这个社会的进步，还有把财富更好的去运用，但确实我们看到在中国现在的环境下的话，很多人大家一想到就会是奸商、黑心商人，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追求，之前我和硅谷顶级投资人聊，他们也说比如中国的一些初创企业，跟他们聊，刚刚是企业起步的时候，他们和他们爬山，他们就是在祈祷我这个企业在上市，他说他在硅谷绝对不会投这样的企业，就是你要对你的产品，对你创造的服务感到对社会有贡献，要有热情。但中国现在就是处于这样的一个有点“一切向钱看”的阶段，您怎么看现有的，比如您这样的企业家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带动社会变革呢？
      任志强：这是我们制度造成的，为什么美国没有这种事？因为它随便上市，因为它上市以后一套法律约束你，你不能随便骗我，你想上市可以，我没有刚性兑付，你爱买不买股票，但是你的情报信息披露等等等等得按时完成，你买不买股票是另外一回事。   （采访原文参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