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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钟和：不平等降临亚洲
审时度势
从中国到印度，近几十年来亚洲国家的高速经济扩张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但最近，收入分配出现恶化，如今亚洲的不平等甚至比西方发达经济体还要严重。
从1990年到2012年，中国净基尼系数——衡量（税收和转移支付后）收入不平等性的常用指标——从0.37大幅上升至0.51（零代表完全平等，1代表完全不平等）。印度净基尼系数也从0.43上升到0.48。
即使是此前“平等地”增长的“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最近也面临不平等上升的局面。比如，韩国顶层10%所得到的收入占比，从1995年的29%升高到2013年的45%。
不平等恶化趋势背后的推动力量，正是近几十年来推动亚洲经济增长的力量：高歌猛进的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日益开放的边境，让企业更容易寻找最便宜的地方开展业务，特别是中国进入全球市场，给其他地区的低技能生产工人造成了工资压力。
同时，新技术提高了高技能工人的需求，同时降低了低技能工人的需求，这一趋势令高技能和低技能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拉大。资本所有者还攫取了技术进步的大部分收益。简言之，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迪顿（Angus Deaton）所指出，全球化和科技创新为数百万特定人群创造出新机会，同时也让为数巨大的人群陷入工资停滞、失业和经济困顿，从而拉开了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差距。
收入不平等常常与机会不平等相伴相生，这进一步恶化了这一趋势。起点较低的有才青年，因为教育和经济前景饱受限制，而最终原地踏步。随着不平等日益根深蒂固，对有利于增长的经济政策的共识可能受到侵蚀，社会凝聚力会被破坏，并引发政治动荡。
要避免这样的结果，亚洲国家需要改变游戏规则，让年轻人不论出身贵贱与否，都能获得在收入阶梯上向上攀爬的机会。市场机制不足以实现这一点。政府必须采取行动，除了促增长之外，还要采取旨在确保增长收益能更平等、更持续地共享的政策。
平心而论，一些亚洲政府一直在努力用进步的再分配政策解决不平等问题。比如，韩国政府最近宣布，从明年起将最低工资提高16.4%至每小时7530韩元（6.70美元），并于2020年在此基础上再提高55%；它还将提高最高收入者和公司的税率。
尽管这些措施获得大量群众支持，最终的结果可能伤害到经济，例如拖累商业投资、阻碍就业岗位创造。事实上，遏制当今不平等局面的首要经验法则，就是简单化的平均主义政策不可能一劳永逸解决问题，反而可能会产生消极的长期后果。
以委内瑞拉为例，20世纪90年代末，委内瑞拉政府决定实施民粹主义再分配政策，而不是去解决经济过度依赖石油业、缺乏竞争力的问题。这个选择让国家濒临破产，也助长大规模社会动乱和政治动荡。委内瑞拉的国家灾难应该让所有人警醒。
同时改善平等性和增长的最佳方法，是有效的发展人力资本，这不但能够提高现有的收入，还能保证未来的代际流动性。这需要加强社会安全网、在税收和转移支付上有更好的再分配计划，以及让全民享有优质教育。
好消息是许多东亚经济体已经开始加大公共教育投资力度，以期为全体人民扩大机会。但该做的还不只是这些?。
亚洲还须进一步改善高等教育质量，实施课程改革以确保年轻人获得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为进入劳动力市场做好准备。与此同时，劳动力市场应该更加有效和灵活，从而将人与正确的岗位相匹配，给予他们充分的报酬。随着技术不断地改变经济，需要推行终身教育和培训课程，让工人不掉队。
让更多女孩和妇女受教育和参与经济活动也十分重要。此外，政府应该营造有利于小型创意起步公司的环境。当然，它们还应该保持促增长政策，有力地全面创造就业、降低失业率，同时拒绝妨碍贸易或创新的壁垒。
在当今紧张的政治氛围中，拒绝全球化、采取民粹主义再分配政策的诱惑越来越大，但这样做最终弊远大于利。如果亚洲领导人想要实现真正的“平等增长”的承诺，就必须做得更好。
作者是高丽大学经济学教授、亚洲研究所主任。他最近与哈佛大学的Robert J. Barro合著有
《教育的重要性：19-21世纪的全球收益》。
英文原题：Inequality Comes to Asia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17.转自：http://www.zaobao.com/forum/views/opinion/story20171207-816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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