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获2009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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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获2009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获奖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最具代表性的经济理论之一，它对国有企业股份制的推行，以及证券市场的培育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对所有制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获奖者厉以宁长期致力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研究与实践，是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获奖理论详细信息：
　一、理论名称：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
　二、主要贡献人候选人(按姓氏笔画排序)：厉以宁、吴稼祥等人、曹凤歧
　三、推荐人/推荐机构：稍后公布
　四、理论概述
　　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它揭示的是企业的资本结合形式，体现着企业的法律形式。就股份制企业自身的性质而言，它不具有特定的社会经济性质，也就没有姓“社”姓“资”的问题。股份制从其起源来看，既不是产生于资本主义，不是产生于社会主义，而早在古罗马时期就有了股份制的原始形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讲明，股份制的出现是生产规模的扩大，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企业组织形式。股份制企业作为一种不具有特定社会经济性质的企业组织形式，它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经济性质，不是它本身与生俱来的，而是由一定的所有制形式赋予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十六届三中全会对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决定因素做了进一步的扩展，既不再强调扩股权，只要求有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的参股。
　　我国的国有企业制度安排具有特殊性，它不仅要承担其他企业所应承担的经济职能，还要承担国家赋予的必须承担的社会职能，成为政府调控经济运行的工具。正因如此，国有经济必须进行战略性调整有进有退。这种转型在单一国有股权的制度安排下相当困难。所以，除了极个别企业实行百分百国有外，绝大多数国企都应从单一的国有产权转向股权多元化，形成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通过混合所有制企业这一制度安排，一方面使企业注重不断提高经济效率，另一方面通过国家控股“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或实行“金股”制度，保证企业完成政府赋予的特殊职能。在国企改制完成后，股份制就成了国有经济的主要实现形式。
　　股份制改革包含两个层面的改革，一个层面是企业产权制度层面，另一个层面是证券市场层面。企业制度改革层面的股份制改革，就是把原来的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的国有企业改造成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国家作为所有者控股、经理层作为经营者管理企业的股份制企业(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后者与前者的不同就是可以公开发行股票)。在此基础上，有选择、有条件地推动一部分股份制企业成为大众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大众发行股票，发挥股票市场的融资功能，接受大众股东的监督。借助股份制，国有资本增量问题迎刃而解，而存量部分，原有企业通过固定资产核定价值折成股份完成改造。再通过出资人制度，设立国有资产的管理部门对国资履行监督考核和保值增值的职能。股份制改革以及1992年后有限责任公司法律的相应配套，使得出资人和企业，资产和财产边界划分开来，将原本地位极其特殊的国家、国企也纳入到市场经济体系的一部分而慢慢接轨，使其作为出资人，与民营资本、外资一样按照同样的市场规则参与游戏。
　　五、推荐理由
　　80年代中期，特别是1987年国有企业普遍推行经营承包制之后，在最初的企业改革理论的基础上，主要围绕着企业改革实行承包制还是股份制的争论，形成了经营权主导改革和产权改革两种不同的改革思路和理论演化方向。围绕承包制所展开的种种理论争论和分歧始终存在，在承包制发展的后期已经变得非常激烈。这种争论和分歧的实质在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是继续沿着承包制的方向前进，进行经营权改革，还是推行股份制，变革产权制度；承包制是中国企业制度改革的过渡形式，还是目标模式。
　　股份制从提出便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的严重阻碍，股份制改革迟迟没有能够在国有企业中广泛实行。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凡是触及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理论和政策建议，都会引起意识形态领域感情异常激烈的尖锐争论，而这些争论的核心都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股份制问题上的争论，不仅肯定了社会主义也可以采用股份制，更为重要的是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打开了一条通道。由于两权分离的改革思路和承包制本身的种种缺陷，促使人们从更深层次来思考经济体制改革，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才是走出困境、深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关键、基石。产权概念的提出，一方面把过去对所有制问题的研究深入到了微观层面，细化为具体的企业财产组织形式问题；另一方面又在某种程度上避开了所有制这个与意识形态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概念，从而为所有制改革理论的研究拓展出了新的空间。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公有制实现形式和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研究获得了长足进步。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把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明确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才真正迈开了步伐。
　　六、文献与材料目录
　　1.厉以宁，1980年，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的劳动就业座谈会上的发言(《厉以宁：被耽搁的股份制》，《经济观察报》，2008年5月5日)。
　　2.严斯茂，《社会主义股份公司初探》，《经济研究》，1984年，(12)。
　　3.曹凤岐，《试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4.曹文炼，《全民所有制大中企业股份化的探讨》，《经济研究》，1985年，(8)。
　　5.吴稼祥、金立佐，《股份化：进一步改革的一种思路》，中国：发展与改革，1985年，(10)。
　　6.世界银行1984年考察团，《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主报告)》，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
　　7.吴稼祥、金立佐，《要以新的战略思想改革国家经济职能》，《世界经济导报》，1985年3年11月(6)。
　　8.童大林，《股份化是社会主义企业的一个新基点》，《人民日报》，1986年8月18日。
　　9.厉以宁，《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人民日报》，1986年9月26日，(5)。
　　10. 厉以宁，《论股份集资的管理》，《经济日报》，1986年10月11日。
　　11. 厉以宁，《所有制改革和股份企业的管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1986年，(12)。
　　12. 刘诗白，《试论社会主义股份制》，《经济研究》，1986年，(12)。
　　13. 厉以宁，《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年。
　　14. 厉以宁，《补课、趋同还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和任务》，《中国高等教育》(社会科学理论版)， 1988年，(l)。
　　15. 厉以宁，《股份制是明确企业财产关系的最好形式》，《红旗》，1988年，(1)。
　　16. 厉以宁，《价格改革为主还是所有制改革为主》，《金融科学》，1988年，(2)。
　　17. 刘诗白，《再论社会主义股份制》，《改革》，1988年，(3)。
　　18. 吴稼祥、钟朋荣，《寻找承包制走向股份制的桥梁》，《瞭望》，1989年Z1期。
　　19. 厉以宁，《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科技导报》，1989年，(1)。
　　20. 曹凤岐，《再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
　　21. 厉以宁，《产业结构调整的国内资金来源》，《学术研究》，1989年，(2)。
　　22. 厉以宁，《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
　　23. 曹凤岐：《中国企业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第一版、修订版)，企业管理出版社，1989年、1993年。
　　24. 厉以宁，《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0年。
　　25. 曹风岐，《三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26. 曹凤岐，《国有企业改革难点与对策——四试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27. 曹凤岐，《改进与完善我国公司制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五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6期。
　　28. 曹凤岐：《股份制与现代企业制度》，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
　　29. 曹凤岐，《上市公司资产重组与并购——六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30. 曹凤岐，《中国企业集团的组建与管理——七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31. 曹凤岐：《股份经济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32. 曹风岐，《论国有股减持与流通——八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33. 曹凤岐，《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研究——九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34. 曹凤岐，《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权激励研究——十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七、主要理论材料部分扫描件
　　略。(如需查阅原件请与秘书处联系)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09”向经济学界公开征集候选经济理论，共12个经济理论入选，并先后进行了两轮评审专家投票，全国158位经济学家、著名大学经济院系主要负责人、主要经济和学术媒体负责人以记名通信投票的方式，对参选经济理论及其主要贡献者候选人进行了表决，组委会进行了公开计票，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对计票过程进行了现场监督公证，以透明公开的程序评选出最终获奖者。

2009年11月12日，“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09”最终结果揭晓，厉以宁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以84票赞成的高票获奖。
2009年11月22日将举行隆重的颁奖典礼并举行以“宏观经济与发展改革”为主题的2009年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人大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教授出席颁奖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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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简介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是一项旨在推动经济科学的创新与进步，鼓励原始创新性成果的涌现，促进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理论性研究的学术性、公益性的专门奖项。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每年(或两年)评选一届，对在我国经济改革发展中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理论进行重奖，该奖项以经济理论贡献为根本标准，主要奖励已经经实践检验的关于中国经济的重大经济理论，每次奖项只奖励一个经济理论，奖金额为五十万元，是目前国内金额最大的社会科学类的奖项。
2008年11月，杜润生和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获得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评选采取专家推荐、广泛参与、公开评选的方式进行。这将是第一个由经济学家广泛民主推选、社会公众投票参与，近200位重要的经济学家最后评审投票表决，公开评选出来的经济学大奖。


中国经济理论创奖主办单位介绍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由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等五家单位发起设立并组织。2009年起，增加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为共同主办单位。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组织委员会(简称“组委会”)由主办单位代表和其他有关人士组成，秘书处设在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由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负责具体实施工作。

以下给各主办单位详细信息：

　　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
　　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全称“北京市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前身为1996年成立的董辅礽经济科学奖励基金。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于2004年12月31日正式注册为独立法人机构——北京市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是以“推动经济科学的创新与进步”为宗旨的非公募基金会，业务主管单位是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登记证号：0020005，组织机构代码：76990322-5。原始基金数额200万元人民币。基金会法定代表人为理事长毛振华。
　　基金会的业务范围包括了评奖教、学、研成果，资助、组织学术活动，开展教育培训、考察交流、出版等活动，以及其他推动经济科学创新与进步的公益事业。
　　从董辅礽经济科学奖励基金开始，基金会(包括奖励基金期间)已经持续运行了十二年，开展了多项经济学公益活动，累计公益支出几百万元，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基金会资助了多个经济研究和学术交流项目，编辑出版了多部经济学术著作或论文集，并在高等学府设立奖励，奖励在经济学研究与教育中取得突出成绩的优秀经济学人才逾二百人次，其中不少人已经成为经济学界的优秀学者或经济界的栋梁。
　　自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成立(包括奖励基金期间)以来，基金会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获得了关心支持中国经济科学建设和发展的机构和个人的大量捐赠，基金会持续十二年规范运作，积累了丰富的社会资源和管理经验，财力也大幅提升，成为国内财力最雄厚的经济学基金之一。
　　基金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合组织设立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和“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是基金会永久性学术公益项目。
　　基金会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56号招商国际金融中心C座14层(100031)，联系电话：010-66420700，66427788，传真：010-66420288，电子邮箱：dfrfund@dfrfund.org.cn，网址：www.dfrfund.org.cn。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立于1978年，是经邓小平、叶剑英亲自批准设立的直属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培养基地，也是我国第一所研究生院。其主要任务是培养人文和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经过近30年的实践，研究生院已初步形成了从招生录取到研究生教育和培养、学位授予以及海外留学研究生、成人继续教育和同等学历申请学位等一整套研究生教育和培养体制机制，建立起了适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特点的“集中办院、按所设系、分片教学、统一管理”的办学模式。
　　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建立以来，在党中央亲切关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直接领导下，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雄厚的研究力量和教授资源，研究生教育和培养事业获得了持续健康发展。研究生院下设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等，现有6个教学研究部、38个教学系(即中国社会科学院按研究所分别设立的35个教学系和国家发改委设立的投资经济系、国家语委设立的语言文字应用系、建设部设立的城乡建设经济系等)。其中经济学教学研究部有经济系、工业经济系、农村发展系、财政与贸易经济系、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系、城乡建设经济系、投资经济系、城市发展研究系、人口与劳动经济系、金融系、政府管理与公共政策系等十一个系。全院现任国内外著名的博士生导师436名、硕士生导师495名，出版和公开发表了大量有重要影响的学术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作为我国人文和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设置最完整的研究生院，现有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11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80个、硕士学位授权点87个，自主设立硕士授权点5个，还有公共管理硕士和法律硕士两个专业学位授权点，在校生1600多人(其中留学生100多人)。到目前为止，研究生院共培养并授予博士学位研究生2000余人、硕士学位研究生近4000人，还培养出了一大批学有所成的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员。这些高级专门人才学成分赴祖国各条战线并迅速成长为国家经济建设、理论建设、学术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目前，全院上下正在治理、经营、建设和发展好研究生院的总方针指导下，按照“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办成一流的人文社会科学人才培养基地”的总要求，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以加强教学科研和管理两支队伍建设为支撑，以校园建设、教学与重点教材建设和育人工程等三大工程为重点，努力开创研究生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新局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任院长为周扬、温济泽、胡绳、江流、浦山、方克立、李铁映、武寅，现任院长为刘迎秋。

　　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成立于1985年，其前身是始建于1912年的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是中国高等院校中建立最早的经济系科。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是其重要的研究机构之一。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是国内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其师资力量雄厚，既有一批学养深厚、享誉国内外的老一辈学者，又有众多锐意进取、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学术带头人。目前教授22位，副教授28位，讲师17位，在站博士后32位。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是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现有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财政学、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环境资源与发展经济学等6个本科专业，7个硕士学位点，6个博士后学位点，一个国内成立最早的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和12个研究机构。2005年，经济学院共有学生8000多人，其中博士生81人，硕士生286人，本科生748人，留学生119人，研究生课程班学生600人，成人教育部学生6000多人。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目标是成为全国乃至亚洲最好的，并有国际影响的一流学院。目前，经济学院在院长刘伟教授的带领下，正积极加强学院的软硬件设施，励精图治、奋发图强，向着未来的辉煌目标大踏步前进！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成立于1998年，其前身可以溯源至1946年华北联合大学设立的财经系，1947年改称经济学系。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命名后，于1956年重建经济学系，1957年成立世界经济教研室，是新中国经济学科的重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宋涛教授先后任经济学系主任和名誉主任，吴大琨教授任世界经济教研室主任。六十多年来，经济学院始终走在中国经济学教育研究的前列。现任院长为杨瑞龙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是其重要的研究机构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在全国享有盛誉。这里是全国第一批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学、世界经济学等硕士学位及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第一批建立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首批建立经济学人才培养基地，并在评估中列全国第一；中国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率先跻身国家百家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在国内率先获得理论经济学博士学位一级授予权。目前，经济学院下设经济学系、国际经济系、国民经济管理系和经济学研究所。现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等2个国家重点一级学科，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国民经济学等3个国家重点二级学科，世界经济学等1个北京市重点学科，1个国家百家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和1个“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作为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的理论重镇，这里创造出大批高质量、具有重大影响的优秀科研成果，在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引进与研究外国经济思想和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以及创建中国经济学学科体系、探索改革开放的理论与政策、培养经济学理论和实践人才等方面，始终保持在国内的领先地位。2004年，在由国家教育部评出的全国80个一级学科排名中，以经济学院所属学科为主体的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等五个学科排名全国第一位。2007年，在教育部正式公布的全国一级学科评审排名中，经济学院在全国经济学科中排名第一。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学科门类齐全，特色鲜明。现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国民经济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世界经济、国际贸易、企业经济学、网络经济学、数量经济学等10个博士点，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国民经济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世界经济、国际贸易、企业经济学、网络经济学、数量经济学、国防经济学等11个硕士点，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2个博士后流动站，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国民经济管理等3个本科专业，1个“经济学－数学”双学位实验班。学院在建国家“211工程”重点项目“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985工程”重点项目“中国经济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群英荟萃，大师云集，拥有一批全国一流的老中青结合的教育团队。他们中既有宋涛、卫兴华、胡钧、杜厚文、胡乃武、吴易风、高成兴、刘成瑞、魏权龄、刘起运等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和学界宿耆，也有以林岗、杨瑞龙、黄卫平、黄泰岩、方福前、顾海兵、雷达、刘凤良、张宇、郑超愚等中青年专家为代表的新一代学术中坚，还有刘元春、周业安、李军林、杨其静等青年学术带头人。学院现有在职教师共有专任教师101人，其中教授45人，副教授42人，博士生导师45人。拥有博士学位的82人，占在职教师总数的82%，具有海外学位的教师17人。拥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1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2人，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人，委员1人，北京市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2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2人，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人选4人，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2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选8人，北京市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人选9人，入选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组专家或主要成员7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结纳四海，贯通中西。目前已与欧美日澳等世界各地的许多大学建立了学术联系。经济学院还聘请了斯蒂格利茨、蒙代尔、泽尔滕、斯特恩等诺奖得主和著名经济学家为名誉教授，聘请了马凯、朱之鑫、李德水、魏礼群、刘鹤、宁吉喆、曹远征等一批政府官员和国内知名学者为兼职教授。同时，经济学院还与国内外企业、银行、证券、高校、研究机构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面向崭新的未来，学院将弘扬“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人大精神，进一步发扬传统，追踪现代，不断创新，努力创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与教学模式，以一流的科研、一流的教学、一流的管理，培养一流的经济学人才，保持经济学科在全国高校的领先位置，在“创建世界一流经济学院”的进程中创造新的辉煌。

　　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坐落在美丽的珞珈山麓、东湖之滨，前身为1893年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自强学堂”设立的“商务门”，1928年设立武汉大学经济系，1985年设立经济与管理学院，是国内历史悠久的经济学、管理学高等学府。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是其重要的研究机构之一。
　　学院涵盖经济学、管理学两个学科门类。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4个一级学科全部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理论经济学、工商管理设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世界经济和西方经济学是国家重点学科。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是教育部一百所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发展经济学与国际经济发展是“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设有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金融学、企业管理、技术经济及管理是湖北重点学科。学院现设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世界经济、经济思想史、经济史、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金融学、国际贸易学、财政学、产业经济学、企业管理、技术经济及管理、会计学、市场营销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15个博士点；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世界经济、经济思想史、经济史、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金融学、国际贸易学、财政学、产业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数量经济学、金融工程、企业管理、技术经济及管理、会计学、市场营销管理、旅游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20个硕士点和工商管理硕士(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会计学硕士(MPAcc)、工程硕士(项目管理MPM)等4个硕士专业学位点，以及高等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点；学院设有18个本科专业(方向)和5个本科教学试验班。
　　学院现设8个系、4个研究所及若干研究中心，设党政办公室、科研外事与学科建设办公室、本科教学管理办公室、研究生教学管理办公室、学生工作办公室、图书分馆、实验中心和《经济评论》杂志等机构。30000平方米的新办公室大楼已于2005年7月正式投入使用，为经济与管理学院的教学与科研提供了现代化的办公条件。学院现有专任教师246人，教师中有教授90人(其中资深教授1人，博士生导师72人)，副教授78人。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占70%，68%的教师年龄在45岁以下。学院师资队伍建设正朝着年龄合理、结构优化、整体水平不断提高的目标迈进，中青年教师正逐步成为教学、科研的骨干力量。
　　学院现有各类在读学生13160人，其中博士研究生530人，硕士研究生2287人，硕士专业学位学生2200人，全日制本科生3082人，继续教育类学生5061人。学院始终把人才培养质量放在首位，致力于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理论基础扎实、知识面宽、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经济、管理专门人才。许多校友在政界、学界、工商金融界取得了突出成就，涌现出张培刚、董辅礽、胡代光、李京文、谭崇台、刘诗白、何炼成、田源、辜胜阻、陈东升、毛振华、杨凯生等一大批杰出人才。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是国内历史最悠久、最早开办管理学院的高等学府之一。1984年经教育部批准，上海交通大学重建管理学院。1996年，美国安泰国际集团出资与上海交通大学共建管理学院，于2000年更名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2006年3月，学院改名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学院建有管理学院和经济学院，设市场营销系、运营管理系、组织管理系、会计系、管理科学系、管理信息系统系、会展与旅游管理系、经济系和金融系，以及系统工程研究所、人力资源研究所、交通运输研究所、市场营销研究中心和现代金融研究中心等30个研究机构，建有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二个博士后流动站。学院现有专任教师168名，其中教授54名(其中博士生导师43名)，副教授70名，78.5%的教师具有博士学位。学院现有本科生1536名，硕士生597名，博士生341名，博士后37名，MBA学生1300余名，EMBA学生780余名，外国留学生200余名。
　　交大安泰致力于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经济管理人才。同时注重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为国际、国内企业和机构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以其独特的风格，力争成为“国内领先，亚洲一流，世界知名”的管理教育机构。
　　目前，交大安泰已经正式通过AMBA、EQUIS两项国际认证，并正在积极申请AACSB认证。
　　近几年，学院MBA、EMBA项目均取得长足发展，在英国《金融时报》2008全球MBA项目排名中，交大安泰MBA项目位列全球第41位。2007年至2009年期间，交大安泰EMBA项目连续三年位列“中国市场最具领导力EMBA”项目第一位。
　　学院还先后承接和完成了一批国家纵向和企业咨询项目，包括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社会/自然科学基金、国家“863”高技术计划等重要科研项目。科研成果也每年递增，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刊物上发表科研论文数量逐年增多，公开出版的教师专著数量也逐年上升。近五年来有20多项成果获得国家级或省部级奖励。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09”其他候选理论详细信息

候选理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理论  （本楼）
候选理论：产权理论的边际创新理论 （见4楼）
候选理论：中国发展经济学理论  （见5楼）
候选理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发展理论及政策 （见5楼）
候选理论：企业兼并理论  （见6楼）
候选理论：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  （见6楼）
候选理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见7楼）
候选理论：整体改革理论（协调改革理论） （见7楼）
候选理论：价格双轨制  （见8楼）
候选理论：过渡经济学 （见9楼）
候选理论：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 （见9楼）




   候选理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理论   详细介绍
　　一、候选理论名称：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理论
　　二、主要贡献人：李德伟、盖建玲、杨合湘
　　三、推荐人/推荐机构：稍后公布　　
    四、理论概述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分配制度的改革，这是一个引起长期激烈争议的话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创造性地、灵活地掌握马列主义理论、现代经济学理论、政策学理论和根据人们的认识水平循循善诱地引导人们在实践中提高改革意识的策略。作者对世界各国的经济调整、改革与发展进行了深入比较研究，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在80年代，创造性地提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理论”，这是一个富于创造性智慧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重要成果，有力地推进了马列主义经济学理论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
　　早在改革初期，作者通过对中外企业管理体制的反思，已经得出结论：产权制度改革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然而，在当时，这一观点是极为敏感的。考虑到当时人们可能接受的程度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作者1984年在承担国家体改委企业改革项目时，提出了一种从分配关系入手，既能促进产权改革，又能为当时人们接受的，兼顾国家、经营者和职工三者利益的方案，认为：应当从明确国有企业产权关系出发，将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使用权分开，兼顾国家、经营者和职工三者利益。经营者应从竞争性的经营管理人才市场上产生，其收入应当与企业实绩挂钩，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分工协作，三位一体。
　　随着人们认识的提高，作者进一步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将分配关系改革深化到产权制度改革，提出应当从中国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改革的具体国情出发，从理顺所有权和经营权以及劳动权的辩证关系出发，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吸取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发展的合理因素，将出资人原始所有权与法人所有权分离、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股权分散化和人力资本等等理论融为一体，创造性地提出“全要素资本化”，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的原则建立在所有制关系的改革基础上。
　　作者认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要素包括生产资料和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马克思明确说过：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泉源。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泉源，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的表现，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见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劳动离开自然界(生产资料)不可能单独进行创造价值的活动，劳动和自然界(生产资料)一起才是创造价值的源泉。既然生产力是创造价值的劳动的物质条件，显然，劳动价值论应当与系统论联系起来，可以将投入生产系统的全部生产要素(物质资本和劳动能力、技术和管理等人力资本等等)“资本化”，“劳动”即为该系统的整体运动，而不是某一要素独自活动，价值创造也是每一生产要素都参与的系统活动过程，因此，分配应当按每一要素贡献进行，这样一来，就巧妙地将企业所有权、经营方式和用工制度的改革思路，统一为从产权制度、管理体制到分配方式三方面协调进行的系统改革理论。这一方式吸取国际上职工股权计划、利润共享制和工人参与制的合理因素，形成广义的股份制(作者称之为“泛股制”)及其相应的分配制度，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微观基础。
　　由于具体的经济活动是丰富多彩的，因此，“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可以具体化为多种形式，如经营者与劳动者参与“利润共享”、“劳动分红”；经营者和劳动者可以按照贡献持有公司股份：如“经营者期权”和“职工持股”；还可以按照“股份合作制”的方式进行分配；所有这些，都可以视为一种“广义的股份制”，即“全要素资本化”的广义的“泛股制”，这样一来，“泛股制”被作为一种产权制度改革的形式，将产权制度改革与分配体制的改革有机地统一起来，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改革理论创新。

　　六、文献与材料目录
　　1、李德伟等，《企业管理者收入与三位一体体制》，给国家体改委的课题报告，1984年12月；《赣江经济》，1985年第6期；《山西劳动》，1985年第8期。
　　2、李德伟等，《实行生产要素联营制》，《经济日报》，1987年5月16日。
　　3、李德伟等，《推行生产要素联营制》，《世界经济导报》，1987年5月25日。
　　4、李德伟等，《生产要素联营制》，《中国机械报》，1987年9月17日。
　　5、李德伟等，《论生产要素联营制》，国家经委青年经济研究小组研究报告，1987年10月13日。
　　6、李德伟等，《生产要素联营制与泛股制》，《我国企业体制改革基本模式》，杨启先主编，科技文献出版社，1989年10月。
　　7、李德伟等，《生产要素联营制实施方案》，《中国企业家》，1988年第3期。
　　8、李德伟，《Reform of public Enterprise in China》(中国国有企业改革)，《privatization of public enterprises》， OXFORD & IBH PUBLISHING CO.PVT.LTD，1991年10月。
　　9、李德伟，《Theory of Multifactor-oriented Economy and General-Joint-Stock System --- Issues and Choince of Enterprise Reform in China》(多元导向经济理论与广义股份制)，《privatization of public enterprises》， OXFORD & IBH PUBLISHING CO.PVT.LTD，1991年10月。  
　　10、李德伟等，《New Trend of Enterprise Reform》(企业改革新方向)，《北京周报》，1988年4月5日。
　　11、李德伟等，《按劳参与制》，《 经济日报》，1988年4月22日；《经济改革内部资料》，1988年第8期。
　　12、李德伟等，《生产要素联营制初探》，《光明日报》，1988年5月21日。
　　13、李德伟等，《价格、工资与企业改革》，《 经济日报》，1988年7月5日。
　　14、李德伟等，《长沙市泛股制试行方案 》，《 经济改革内部资料》，1988年第8期。
　　15、李德伟等，《生产要素联营制实施方案》，《 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8年第94期。
　　16、李德伟等，《多元导向经济与泛股制》，《 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8年第120期。
　　17、李德伟等，《从三位一体到泛股制》，《现代企业导刊》，1988年第12期。
　　18、李德伟等，《推行股份制的困境的出路》，《金融时报》，1989年2月28日。
　　19、李德伟等，《国有经济如何实现有效管理》，《 经济参考报》，1991年10月23日。
　　20、李德伟等，《国有经济管理的经验与教训》，《 经济改革内部参考》，1991年第23期。
　　21、李德伟等，《从承包制向泛股制过渡是深化企业改革的最佳选择》，附《四川省涪陵市泛股制试点章程》，《经济改革内部参考》，1992年第4期；《涪陵体改 》，1991年第11期。
　　22、李德伟等，《股份制的危机与出路》，《 计划经济研究》，1992年第4期。
　　23、李德伟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泛股制》，国家计委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报告，1992年9月；《管理世界》，1992年第5期。
　　24、李德伟、盖建玲等，《世纪末的变革--现代市场经济的困惑与变革》，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出版。
　　25、李德伟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经济体制改革杂志》，1993年第2期。
　　26、李德伟、盖建玲等，《现状、难点与出路－中国股份制实况剖析》，中国企业管理出版社，1993年。
　　27、李德伟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中国技术经济》，1993年第3期。
　　28、李德伟等，《当代西方股份制的新发展》，《理论探讨》，1993年第5期。
　　29、李德伟等，《泛股制的基本类型》，《中国技术经济》，1993年第5期。
　　31、李德伟等，《泛股制与我国企业改革》，《中国工业经济研究》，1993年第11期。
　　32、李德伟等，《当代西方股份制的新发展》，《经济论坛》，1993年第15期。
　　33、李德伟等，《加快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与发展的政策建议》，国家计委研究报告，1994年11月7日。
　　34、李德伟等，《企业改革新探索》，《市场与管理》，1995年第3期。
　　35、李德伟、盖建玲，《股份合作制—理论、实践与操作》，工商出版社，1997年10月。
　　36、李德伟等，《论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的辩证关系》，《 广西经济 》，1999年增刊。
　　七、主要理论材料部分扫描件
　　略。(如需查阅原件请与秘书处联系)

候选理论：产权理论的边际创新理论 详细信息

　　一、候选理论名称：产权理论的边际创新理论
　　二、主要贡献人：黄少安
　　三、推荐人/推荐机构：稍后公布
　　四、理论概述
　　关于财产权利，经济学与法学都会论及，因而早就有关于产权的理论。但是，作为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理论，现代产权理论是以科斯等的新(古典)制度经济学的一部分，甚至是核心部分。如果把“产权”广义化，几乎所有制度都是界定权利的。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说，所有制度经济学都是关于产权的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主要研究产权制度安排、交易成本高低与资源配置、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关系。博弈论、计量经济学等工具都已经被运用。
　　五、推荐理由
　　黄少安教授是国内最早对现代西方产权经济学基本理论进行深入、系统研究和比较研究的学者之一。特别是1995年就出版了《产权经济学导论》，不仅对现代产权理论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了批判性研究及相关的比较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从基本理论层面上构建了一个“广义”产权经济学的一般性分析框架，对国内该领域的研究有引领作用。
　　《产权经济学导论》一书1993年底就基本完成了，1995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有较大反响，得到了老中青学者的肯定和读者的认可。在山东人民出版社两次印刷后，2004年又在经济科学出版社再版。一直有较高的引用率。1998－2006年CSSCI他引113次(其他引用没查)。据1998年不完全统计，从1995－1998年引用500多次。
　　黄少安教授不仅在产权理论研究方面有开创性贡献，还于1996年领导创建了山东大学产权研究所(2001年改组扩建为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并开始招收和培养该领域的研究生，至今已培养该方向硕士生和博士生30多名。黄少安教授还创办了《制度经济学研究》杂志，也是中国制度经济学会的主要筹办者之一。为产权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黄少安教授还在研究既有产权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和其它体制转轨国家的实际，证实或证伪了一些理论，提出并论证了关于制度变迁的三个新的理论假说(可见1999－2008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近期对中国大陆1949－1978年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与农业增长的实证分析后得出结论：土地私有前提下自愿合作经营的土地制度是最有利于农业增长的制度，值得重视。
　　其产权理论的研究成果及一些针对性的产权改革的研究报告，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我国产权制度改革。例如：关于诸城中小企业改革的报告。
　　六、文献与材料目录
　　1.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黄少安，《四元主体联合创新中国铁路体制——以广东省三茂铁路公司的创建和发展为例》，《经济研究》，1997年第5期。
　　3.黄少安，《关于制度变迁的三个假说及其验证》，《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4.黄少安、魏建，《国有中小企业产权改革及政府在改革进程中的角色——山东诸城国有中小企业改革》，《经济研究》，2000年第10期。
　　5.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6.黄少安、孙圣民、宫明波，《中国土地产权制度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对1949—1978年中国大陆农业生产效率的实证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7.黄少安教授相关成果获奖情况材料(孙冶方经济学奖证书、山东省社科联优秀成果一等奖证书等)。
　　8.黄少安教授产权理论相关成果对社会作用的材料。
　　七、主要理论材料部分扫描件
　　略。(如需查阅原件请与秘书处联系)

　   一、候选理论名称：中国发展经济学理论
　　二、主要贡献人：何炼成、李忠民
　　三、推荐人/推荐机构：稍后公布
　　四、理论概述
　　该理论主要是根据张培刚主编的《新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结合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以邓小平理论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共分为两大部分：
　　1、    经济发展“八化”理论体系的构建，包括商品化与市场化、工业化与城市化、社会化与国际化、现代化与信息化。
　　2、    经济发展中“八大”经济关系的研究，包括：基本经济制度与产权制度、经济发展要素、产业结构演化、区域经济发展、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经济发展、现代金融业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与经济协同发展。
　　五、推荐理由
　　该理论具有四个特点：一是明确肯定了我们中国人在发展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破除了过去一谈发展经济学，言必称西方经济学家的偏见；二是拓宽了发展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从过去主要研究工业化和农业工业化扩大为“八化”；三是论述“八化”中，广泛吸收了中外学者已有的成果，同时又结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实际，做了进一步发展和创新；四是利用了“多层次和全方位考察”的方法，涉及政治、社会、历史、文化、技术等问题。
　　六、文献与材料目录
　　1、何炼成主编、李忠民副主编，《中国发展经济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
　　七、主要理论材料部分扫描件
　　略。(如需查阅原件请与秘书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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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候选理论名称：实行结构调整，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大国发展理论及政策
　　二、主要贡献人：李德伟、盖建玲、方华等
　　三、推荐人/推荐机构：稍后公布
　　四、理论概述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举世瞩目的成就是形成了不同于传统发展模式的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实行结构调整，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大国发展理论及政策”，是这一模式的具有独创性的、高瞻远瞩的理论表现。这一理论基本框架在1987年形成，她紧密联系中国改革发展实际过程，不断发展完善，其目标是中国和平崛起。
　　从1987年起，作者在《世界经济导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独辟蹊径地提出了“中国不能追随发达国家工业化老路，必须实行结构调整，采取既启动内需，又对外开放的双向协调发展战略，优先发展高技术产业，带动、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通过科教兴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思想，随后，进一步提出“大国封闭模型”这一创新模型，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矛盾、规律与趋势。在此基础上，作者持之以恒地相继提出相应的可行性政策体系建议，得到中央采纳，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检验，被证明行之有效，是中国实行结构调整，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平崛起的重要理论依据。
　　实践证明了作者创立的理论的远见卓识，“大国封闭模型”科学地解答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中国的出路在于结构调整，实行新型工业化。
　　作者认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一个与西方“开放型小国”不同的独特模型-----大国封闭模型，其发展与小国发展不同之处在于：
　　1、环境的不确定性。正如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一样，在经济发展中，大国发展与小国发展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小国的发展基本上不会对外部环境造成影响，它可以假定外部环境不变从容地制定对策，并且也可以相对容易地得到国际的援助；而当大国从其现存外部环境考虑发展政策时，这些政策本身又改变了外部环境，以至于使既定政策失灵。比如大国对粮食和石油需求的大幅度增加必然引起国际市场粮食和石油价格上涨，从而影响大国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2、大国发展必须以启动内需为基础，实行对外开放，即双向发展。因为，没有任何外国能够提供一个巨大国家发展所需要的帮助。作者竟然在一二十年前就预见了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将面临世界性的贸易保护主义，并提出了对策。
　　3、作者还指出，幅员辽阔的自然经济加上人口众多将造成传统体制的保守性和发展不平衡性，结构调整是中国发展的主要问题。通过特区作为试验田和突破口，以点带面地逐步深入，是中国发展的基本形式。
　　80年代，人们根据凯恩斯学派理论，强调总量调控，忽视了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和经济结构问题，必然导致“一放就乱，一抓就死”。作者指出：发展不平衡的大国的发展障碍，主要是结构问题。发展和转型的实质就是结构变换。只有通过改革才能理顺经济运行中的各种失衡关系，而结构调整是衔接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关键，作者明确提出了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36字政策方针：“体制改革为主，政策调节为辅；存量调节为主，增量调节为辅；结构调整为主，总量调节为辅。”这一建议已被中央接受。
　　综上所述，要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将“工业化”与“现代化”紧密结合，优化经济结构成为能否完成工业化的关键。
　　信息经济时代给中国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作者认为：“信息化是上帝给中国崛起准备的礼物”，因为，人口众多的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信息产业市场，可以通过优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与发达国家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加速走向现代化。即：直接通过人力资本的投资，引进技术、人才，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并以此改造传统产业，积累现代化的资本。还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以大量吸收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的剩余劳动力)，将第一产业低素质的过剩劳动力，通过教育和培训，输入到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和第三产业，从而为工业化引起的剩余劳动力找到一个妥善的出路。
　　为了实现上述发展战略，需要许多配套政策，但最根本的一条是必须实行科技与经济相结合。中国科技(0.26,0.00,0.00%)人员占人口相对比例较小但绝对数量却是世界第一，这是我们实施科教兴国的依靠力量。
　　作者还强调了工业化必须与城市化结合，而工业化不是政府直接抓工业，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为经济发展理顺投资环境，城市化的实质是市场化，必须全面发展第三产业，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民生环境。
　　作者的研究强调，农村经济的市场化和现代化是基本的条件。这意味着一方面必须引进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实行技术革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必须通过劳动力转移，发展非农产业、乡镇企业和城市化来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并加速人力资本积累。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渐进的、过渡性的中介形式，从传统产业，经过半传统产业和半现代产业(如劳动密集型的非农产业、中国式乡镇企业)，到现代产业。
　　总之，“实行结构调整，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大国发展理论及政策”是为中国独辟蹊径的发展模式进行理论创新的体现。
　　五、推荐理由
　　中国改革发展是对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大贡献，其理论表现也是经济学发展的重大创新。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学研究多是以西方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实践，直到当前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人们才认识到中国发展模式独到之处。但是，关于这一模式的理论体现却没有得到关注。“实行结构调整，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大国发展理论及政策”，从中国改革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立足于中国国情，运用马列主义经济理论，吸取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科学内容和方法，并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完善，形成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论系统，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重大成就。
　　作者回答中国发展道路的几个最基本问题：中国应当走不同于西方发展老路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是世界市场的价格影响者，在发展中必须既依靠内需，又实行外向发展，即双向发展；中国要构调整，以点带面，通过渐进式的探索，积蓄力量，侍机起飞。
　　作者的理论准确地预见了中国改革发展过程中，将会在生产水平较低时出现需求不足；将会面临西方对中国的全面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将出现“逆工业化”；甚至在80年代就提出要重视印度“用计算机将印度带入现代化”的思想。而只是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人们终于发现印度的发展过程的确蕴含着发人深省的可取之处。作为深谋远虑的政策研究，作者的理论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显示出价值。90年代以来，中国通过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模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目前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中得到充分体现。
　　六、文献与材料目录
　　1、李德伟等，《中国可直接建立高技术产业》，《 世界经济导报》1987年9月28日。
　　2、李德伟等，《实行双向协调发展战略》，《技术经济研究》1989年第19期
　　3、李德伟等，《产业结构调整与企业结构刚性》，《经济改革内部参考》1990年第14期，《经济参考报》1990年7月22日。
　　4、李德伟等，《宏观调控在微观层次的实现形式》，《中国技术经济》1994年第2期。
　　5、李德伟等，《宏观调控与产业政策》，《中国投资与建设》1994年第2期。
　　6、李德伟等，《论财政政策与微观基础的矛盾》，《管理世界》1994年第2期。
　　7、李德伟等，《我国产业结构失衡的原因剖析》，《经济参考报》1994年3月29日。
　　8、李德伟等，《走出改革陷阱》，《改革内参》1995年第6期。
　　9、李德伟，《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中国改革报 》1997年8月21日。
　　10、李德伟，《鼓励和引导居民增加消费支出 》，《人民日报》1999年1月7日。
　　11、李德伟，《中国现代经济增长与大国封闭模型》，《 管理世界 》1999年第2期。
　　12、李德伟，《经济结构调整中的政策选择》，《柳州日报》1999年2月20期。
　　13、李德伟，《经济结构调整中的若干问题》，《 广西经济》1999年第3期。
　　14、李德伟，《经济结构调整中的政策问题》，《领导广角》1999年第4期，《湖北经济报》1999年4月27日。
　　15、李德伟，《论经济结构调整》，《 经贸导刊 》1999年第9期。
　　七、主要理论材料部分扫描件
　　略。(如需查阅原件请与秘书处联系)

　　一、候选理论名称：企业兼并理论
　　二、主要贡献人：叶金生、张汉生
　　三、推荐人/推荐机构：稍后公布
　　四、理论概述
　马克思主义认为，各种社会形态不仅以自己特有的经济现象彼此区别开来，而且以一切社会形态共有的经济规律互相联系着。商品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东西，社会主义也存在商品生产，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商品生产经营者追求的是利润，为了获得高额利润，势必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同时开展竞争。竞争出现优胜劣败，失败者倒闭后，获胜者将其兼并过来，形成一定的规模经营。一旦形成一定的生产经营规模，相当的高额利润就可以实现。只要生产经营者追求高额利润的欲望不终止，兼并的现象就不会消失。概括这一客观现象一般规律的理论就是企业兼并理论。
　　五、推荐理由
　　在中国大陆，第一次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企业兼并是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客观现象，是商品经济的普遍规律，它存在于商品经济的整个过程之中，不论社会形态与生产方式如何，都是客观存在的。企业兼并理论主张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使生产要素通过市场机制配置到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使价值达到最大化。这对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较少的中国，让企业有效地利用资源，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实现工业化明智的现实选择。
　　企业兼并造成生产经营的集中，使生产经营能够形成一定的规模，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在兼并理论的指导下，武汉成立了第一家企业兼并市场，为企业兼并提供了市场条件和场所。随后，企业兼并在全国蓬勃兴起。企业兼并市场(后称产权市场)亦纷纷问世，有力推动了要素市场的发展。对健全和完善以产权为核心的市场体系，发挥了积极作用。企业兼并牵动各方的经济利益，涉及到经济体制的各个方面，触动了企业产权这个最敏感的神经，加大了改革的力度，推动了改革的深化。通过企业兼并，又促进了经济结构的调整，把着重点由注意资产增量的增加转变为注意资产存量的调整。把改革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了，成为改革与发展的共振点。
　　六、文献与材料目录
　　1、叶金生、张汉生，《企业兼并中的新课题》，《长江日报》，1988年5月6日。
　　2、叶金生、张汉生，《论企业兼并市场》，《长江日报》，1988年5月27日。
　　3、叶金生、张汉生，《企业兼并的理论与实践》，《长江日报》，1988年6月13日。
　　4、叶金生、张汉生，《企业兼并与所有制改革》，《长江日报》，1988年7月29日。
　　5、叶金生、张汉生，《论企业兼并的发展趋势》，《长江日报》，1988年9月30日。
　　6、叶金生，《论企业集团》，《长江日报》，1988年9月30日。
　　7、叶金生、张汉生，《引入兼并机制重塑产权结构》，《学习与实践》，1988年3月。
　　8、叶金生、张汉生，《企业兼并的理论与实践(上)》，《学习与实践》，1988年7月。
　　9、叶金生、张汉生，《企业兼并的理论与实践(中)》，《学习与实践》，1988年8月。
　　10、叶金生、张汉生，《企业兼并的理论与实践(下)》，《学习与实践》，1988年9月。
　　11、叶金生、张汉生，《企业兼并的理论与实践》，武汉出版社，1989年出版。
　　七、主要理论材料部分扫描件
　　略。(如需查阅原件请与秘书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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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候选理论名称：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
　　二、主要贡献人：谷书堂、蔡继明
　　三、推荐人/推荐机构：稍后公布
　　四、理论概述
　　该理论揭示了按劳分配理论与社会主义实践的矛盾，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是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该理论以广义价值论为基础，在坚持价值决定与价值分配相统一、物质财富生产和社会财富创造相统一、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相统一的基础上，论证了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都参与了社会财富的创造，社会财富是按照各生产要素所做出的贡献分配的。根据这一理论，非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不等于剥削，而作为无偿占有他人财富的剥削本身恰恰是对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原则的偏离或否定，剥削与私有制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只要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消灭剥削，与保护私有财产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可以并行不悖。这就为保护私有财产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
　　五、推荐理由
　　1、该理论具有独创性：每当经济理论界的有关研究成果转化为党的文件语言后，时时会有“发明权”的争议，但唯独对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理论没有出现过“发明权”的争议。因为大家都清楚，正是谷书堂教授和蔡继明教授于1988年首次在中国学术界提出“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而且多年来，他们一直坚持对这一重大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前后共发表了37篇学术论文，出版了5部学术专著。对于一个创新性理论进行长达20年的研究，积累了如此丰硕的系列成果，这在我国经济学界是独一无二的。谷书堂教授和蔡继明教授是这一理论当之无愧的独创者，这一点在张卓元主编的《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柳欣教授主编的《中国经济学30年》以及陈东琪教授主编的《中国经济学史纲(1900-2000)》中均给予了肯定。尤其是作为这一理论重要支撑的广义价值论，既不同于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又有别于斯拉法的价值论，可谓独树一帜的另一种具有严密逻辑体系的价值论。这使得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与萨伊的“三要素理论”以及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划清了界限，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唯一的以自己独创的价值理论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理论。
　　2、该理论具有超前性：该理论是在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之后的第二年即1988年提出的。中共十三大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关系表述为“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当时，“按生产要素分配”还被理论界斥责为资本主义分配原则，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也一度被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受到批判。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则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关系调整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而到了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则明确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报告则进一步强调“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的超前提出，无疑为我国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原则和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3、该理论具有普适性：该理论不仅推进了中国转型期分配理论的创新，从而为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原则和分配制度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为要素市场的建立，从而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由于该理论阐明了各种生产要素都参与了社会财富的创造，并把各生产要素的贡献与要素所有者的报酬是否一致作为判断是否存在剥削的标准，从而证明剥削与私有制之间并没有本质的联系，消灭剥削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可以并行不悖，这就为保护私有财产的条款写进宪法以及将非公有制经济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提供了理论依据。
　　六、文献与材料目录
　　1、谷书堂、蔡继明，《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理论纵横》上篇，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
　　2、 谷书堂、蔡继明，《按贡献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经济学家》，1989年第2期。
　　3、谷书堂、蔡继明，《按劳分配理论与现实》，《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
　　4、蔡继明，《非劳动收入的性质、来源及量的规定》，《理论内参》，1988年第8期。
　　5、蔡继明，《社会主义平等与效率》，《南开经济研究所季刊》，1988年第3期。
　　6、 蔡继明，《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与社会主义实践的矛盾》，《南开经济研究》，1988年第3期。
　　7、蔡继明，《广义价值论初探》，《商业经济与管理》，1988年第2期。
　　8、蔡继明，《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的价值基础》，《中青年经济论坛》，1989年第4期。
　　9、谷书堂主编，《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10、蔡继明，《我国收入分配不公的现状、根源和对策》，《南开学报》，1990年第5期。
　　11、蔡继明，《论我国现阶段的公平分配原则》，《南开经济研究》，1990年第5期。
　　12、蔡继明，《论公有制经济的双重分配原则》，《南开经济研究》，1992年第6期。
　　13、蔡继明、耿明斋，《公有制商品经济中的收入分配》，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14、蔡继明，《中国城乡比较生产力与相对收入差别》，《经济研究》，1997年第12期。
　　15、蔡继明，《按贡献分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人民论坛》，1998年第4期。
　　16、蔡继明，《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实质是按贡献分配》，《经济学动态》，1998年第6期。
　　17、蔡继明，《论分工与交换的起源和交换比例的确定——广义价值论纲(上)》，《南开学报》，1999年第1期。
　　18、蔡继明，《论广义价值论基本定理及广义价值与劳动价值的关系——广义价值论纲(下)》，《南开学报》，1999年第2期。
　　19、蔡继明，《论我国现阶段的公平分配原则》，《经济学家》，1999年第2期。
　　20、蔡继明、刘澜飙，《中国三大阶层的收入分配》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
　　七、主要理论材料部分扫描件
　　略。(如需查阅原件请与秘书处联系)

　   一、候选理论名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二、主要贡献人：于光远、于祖尧
　　三、推荐人/推荐机构：稍后公布
　　四、理论概述
　　要解决社会主义制度下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间的理论问题，就一定要改变传统的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观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是相互外在的，而是同一的东西。市场经济主体论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都是适用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后目标应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体的体制。
　　五、推荐理由
　　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一共出现过两种资源配置方式：一种是市场经济，即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另一种是计划经济，即以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经济思想史告诉我们，长期以来，无论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尽管立场各异，体系对立，但都把市场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形式，强调市场经济职能与私有财产制度相联系，认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是根本对立的，从而否定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与发展的可能性。
　　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核心就是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破除了公有制跟市场经济“水火不相容”的信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既是史无前例的制度创新，更是经济理论上的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和确立，从根本上解决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思想束缚，成为制定我国改革方向和目标的基本理论依据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指导思想，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多次论述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问题，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父”；卓炯、顾准、于光远、于祖尧等是最早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进行研究和探索的经济学家，他们以非凡的胆略和理论勇气向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发起挑战，倡导并提出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市场取向，形成了一些有相当影响力的远见卓识，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们始终坚持勇于探索真理的大无畏精神，致力于理论创新，为我国最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由此设计的新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保证了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顺利转型。由于邓小平、卓炯、顾准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或经济学家已经逝世，因此我们推荐于光远、于祖尧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原创者。
　　六、文献与材料目录
　　1.于光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的讨论》，《经济研究》，1959年第7期。
　　2.于祖尧，《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3月第50期。
　　3.于祖尧，《尊重价值规律的客观性质》，《光明日报》，1979年10月20日。
　　4.于光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几个理论问题》，《经济研究》，1980年第12期。
　　5.于祖尧，《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经济研究》，1984年第11期。
　　6.于祖尧，《论商品经济一般的基本规定》，《经济问题》，1984年第12期。
　　7.于光远，《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计划规律论纲》，《学术研究》，1987年第5、6期。
　　8.于光远，《计划经济与计划规律》，《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四)，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版。
　　9.于光远，《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四)，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版。
　　10.于光远，《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能不能成立》，《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四)，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版。
　　11.于光远，《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四)，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版。
　　12.于祖尧，《论市场约束》，《财贸经济》，1991年第4期。
　　13.于祖尧，《坚持市场取向，硬化市场约束》，《经济研究》，1992年第3期。
　　14.于光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札记)》，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8月版。
　　七、主要理论材料部分扫描件
　　略。(如需查阅原件请与秘书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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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候选理论名称：整体改革理论(协调改革理论)
　  二、主要贡献人：吴敬琏、郭树清、楼继伟、刘吉瑞、周小川、李剑阁
　　三、推荐人/推荐机构：稍后公布
　　四、理论概述
　　传统体制的根本特征是采用行政命令和指令性计划配置资源，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存在两大缺陷，即信息不全和动力缺乏，因而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仅凭“放权让利”或“强化刺激”等措施是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的。必须采用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才能克服传统体制在信息机制和动力机制上的缺陷，使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和利用。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的体系。该体系由三大要素组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缺一不可。故经济体制改革也必须三方整体推进、配套进行。同时，重点进行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税制、财政体制、金融体制等方面的配套改革。
　　五、推荐理由
　　从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4年10月中央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央对经济体制的整体改革并没有形成什么方案。经济改革基本上是局部的、零敲碎打的和自发式的。1985年前后，鉴于单项突进的改革的严重缺陷，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波动。国内经济学家针对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经济过热和需求膨胀等问题的深层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以探索进一步改革的方向。
　　以吴敬琏为代表的部分经济学家对是否应该继续沿着“放权让利”方向前景持有怀疑态度，认为在改革过程中所产生的突出矛盾，或者说因其改革上的不协调、不配套而出现的某些消极后果，与改革不系统、不配套有关。救治之策在于推进配套改革，在搞活企业、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实现宏观经济管理模式转换等方面相互协调，从而使新经济体制的主要支柱较快地建立起来。他们主张政府进行价税财联动的改革，在商品流通上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并参加了1986年国务院领导提出的“价、税、财配套改革”的方案设计工作，成为与“企业改革主线论”主张不同的“整体改革论” (或“协调改革论”)的主要代表。“整体改革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改革理论讨论和方案设计中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流派之一。
　　以吴敬琏为代表的“整体改革论”的意见被“七五”计划建议所吸取，从而有了国务院领导在1986年初对“七五”前期的配套改革所作的相关部署。尽管后来终因这种主要靠政府自己推动的改革各部门阻力太大而搁浅，但是该理论不仅自成学派，而且确实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产生了较大影响。
　　六、文献与材料目录
　　1。郭树清、刘吉瑞和邱树芳，《全面改革亟需总体规划——事关我国改革成败的一个重大问题》，《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5年第1期。
　　2。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和李剑阁，《以改善宏观控制为目标，进行三个基本环节的配套改革》，《<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特刊•经济形势与改革对策专辑》，1986年2月。
　　3。吴敬琏，《经济机制和配套改革》，《红旗》，1986年第5期。
　　4。郭树清、楼继伟、刘吉瑞，《关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的研究》，《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6年第35期。
　　5。吴敬琏，《经济改革问题探索》，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
　　6。周小川、冯艾玲，《避免循环往复，争取改革的实质性进展》，《经济研究》，1987年第5期。
　　7。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等，《争取尽快地走出相持阶段，开创改革的新局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整体设想》，《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1987年第16号。
　　8。吴敬琏、周小川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局势与选择——整体协调改革的基本思路和几种实施构想》，1987年12月在国家经体制改革委员会组织的一次改革思路研讨会上的发言提纲。
　　9。吴敬琏、周小川，《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10。吴敬琏，《市场取向•整体设计•发展与改革协调——关于加快改革的几点思考》，《科技导报》，1992年第6期。
　　11。吴敬琏、周小川，《对近中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整体性设计》，《改革》，1993年第6期。
　　12。吴敬琏(1985)，《单项推进，还是配套改革》，《吴敬琏自选集》，书海出版社，2004年4月。
　　七、主要理论材料部分扫描件
　　略。(如需查阅原件请与秘书处联系)

       一、候选理论名称：价格双轨制理论
　　二、主要贡献人候选人(按姓氏笔画排序)：田源、华生等人、张维迎
　　三、推荐人/推荐机构：稍后公布
　　四、理论概述
　　双轨制价格改革的基本思路是：自觉利用客观上已经形成的生产资料双轨价格，使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逐步靠拢。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放开国营企业的一部分计划内产品，让其进入市场，逐步缩小生产资料的计划统配的物资部分，扩大市场自由调节的部分，用加大计划外比重的办法降低原来比较高的市场价格水平，同时用逐步调整的办法使计划内价格升高，让两种价格接近起来，最后趋于统一。这就是双轨过渡的价格改革思路，简称“价格双轨制”(dual-track pricing or dual-track approach)。
　　五、推荐理由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中国城市经济改革拉开了序幕。会议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把改革的中心任务明确为搞活企业，而企业的性质则明确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至于如何搞活企业，从哪里入手，当时的决策者和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价格改革是理顺经济的枢纽，提出“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
　　价格改革起步艰难。当时价格体系不合理的主要表现是：农副产品购销价格倒挂，部分矿产品和原材料价格偏低；工业制成品价格有的偏高，有的偏低，总的偏高；同种产品优质不优价，劣质不低价。其中最突出的是部分矿产品和原材料价格偏低，加工工业品价格太高，结果基础工业越来越跟不上加工工业的发展。因此，价格改革亟需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通过逐步调整价格，改变农副产品购销价格倒挂的状况；二是适当提高部分矿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改革工业品价格体系。通过改革，使主要工农业产品的比价基本合理，使同种产品的质量差价拉开档次。
　　在徐景安的《我所亲历的改革决策过程》回忆文章中写道，“价格改革第一步怎么跨？当时国务院开了很多次会议，讨论价格改革问题。小调解决不了问题，大调经济承受不了。煤炭价格上调一点点，电力、铁路运输就要涨价，企业成本上升，而销售价则不让动，怎么办？后来想了一个办法，调价以后，谁利润增加了，国家收回来；谁吃亏了，国家再补贴。最后什么结果呢？拿到好处的，国家收不回来；亏损的，国家必须补贴。做了多少方案都行不通。”
　　在这种情况下，莫干山会议由《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经济学周刊》、《中国青年》杂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出面组织，用以文选人的原则，从全国1300余篇应征论文中，选拔出124名代表参会。这次会议更深的背景是一批在中央工作和接近上层领导的同志，意图集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者的思想精华，碰撞聚焦即将全面展开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并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和思路，供中央决策参考。果然，“价格双轨制”思路在莫干山会议的正式提出“很开脑筋”，成为价格改革破冰的关键之举。当时的共识是，价格改革不宜全面出击，而应加以分解，各个击破。价格改革应该从解决生产资料价格入手。对于这个问题，莫干山会议上出现“调”、“放”之争，最后“先放后调，调放结合”的双轨制第三种思路的产生。正如莫干山会议纪要价格组报告所述：这种“先放后调，以放促调”的办法好处有三：(一)把价格改革这个十分复杂、难以决策的大系统，分解为一个个行业、一类类产品的小系统，改起来容易预测、决断和施行。(二)利用指令性计划外的浮动价、议价创造的市场机制，促进计划价格的改革。这不仅调整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又改革了僵化的价格管理体制。(三)把计划、物资、价格统起来配套改革，既缩小了指令性计划，又搞活了物资购销，还改造了价格体系，为企业放活、简政放权、政企分开创造了条件。随着这些老大难问题的解决和突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就能出现新的局面。
　　“放调结合”的第三条道路很快得到领导肯定。1984年9月30日国务院领导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振动，又可解决问题。广东的从改物价管理体制入手；江苏乡镇企业走过的路，协作煤价的下浮；及粮、棉油大量搞超购价的结果带来了比例价，都实质上是放、调结合的成功事例。”同年12月24日，中央书记处批复同意《国务院物价小组关于1985年价格改革方案的汇报提纲》。国家物价局、国家物资局根据国务院的指示，于1985年1月发出了《关于放开工业品生产资料超产自销产品价格的通知》。1985年4月12日国家物价局长成致平在电视讲话中公布1985年的价格改革方案，“1985年价格改革的基本方针是：放调结合，小步前进。就是放活价格与调整价格相结合，走小步子，稳步前进”。至此，莫干山会议提出的放调结合平稳过渡的思路被完全采纳。放调结合过程中计划内外两种价格合法的普遍化，后来被认为是双轨制价格的正式实施。
　　刘国光在《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一文中写道，双轨制价格改革的基本思路是：“逐步放开国营企业的一部分计划内产品，让其进入市场，用加大计划外比重的办法降低原来比较高的市场价格水平，同时用逐步调整的办法使计划内价格升高，让两种价格接近起来，最后趋于统一。”即“放调结合”的思路。可见，价格改革初期的争论焦点是“调”“放”之争，而没有“双轨制”与“单轨制”之争。但在“放调结合”价格改革具体实行的过程中，客观上形成了同一种商品的计划内外价格双轨、多轨的局面，而“双轨制”成为了价格改革特别是1985年后出现的混乱价格格局的代名词。必须指出，中央关于价格改革所采纳的建议是“放调结合”，从来没有提倡过“双轨制”。因此，最初放调结合、两条腿走路的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思路，与后来人们普遍理解的“双轨制”概念，即双轨、多轨价格，以及“计划一轨市场一轨”并非一致。
　　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从一开始实施就颇受争议。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剧烈争论。主张双轨制价格的人，强调它的以下好处；(1)可以刺激起计划和计划外的生产；(2)可以使计划照顾不到的领域比较易于取得生产资料；(3)计划外高价可以促进节约，抑制底效益的需求；(4)可以通过调整产品的分配调拨部分与市场自由流通部分的比例，控制价格水平，使生产资料的计划分配带有经济调节的色彩等等。在刁新申1986年的研究报告“价格：双轨制的作用和进一步改革的方向”中写道，双轨制的含义是，企业计划内生产的产品和计划供应的物资按牌价调拨、买卖和分配，计划外部分则按市场价销售或购买。在此情况下，企业无论是增加或减少生产品或投入品，其增减变化部分的价格实际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也就是说，企业计划外每增加一个单位的产品，就可以获得一份按市场价格出售这部分产品的收益；而每节约一个单位的原材料耗费，就等于少到市场买一份市价原材料，从而也就等于按市价标准获得一份节约收益。于是，企业进行生产决策时，可以按市场价格而不是按牌价对自己的增产和节约进行评价，这也就同时意味着，市场价事实上已对企业的边际产出和投入发生了决定性作用，通过这种边际作用，形成了调整短期供求的信号和影响力量。1985年，波兰经济学家弗·布鲁斯在“巴山轮会议”上对价格双轨制给予了肯定：“生产资料方面实行双重价格，是中国人的发明创造。从配给制向商品化过渡的时期，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在消费品方面实行过双重价格，但把双重价格应用到生产资料上，没听说过。这是一个有用的发明。所谓有用，是指它可以作为一座桥梁，通过它从一种价格体系过渡到另一种价格体系，也就是从行政、官定价格过渡到市场价格。有了这座桥梁，过渡起来就比较平稳。但有一个重要条件，双重价格不能持续时间过长。”
　　反对实行双轨制价格的人则强调它的以下弊病：(1)易于冲击国家计划。影响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重点发展部门的物资保证；(2)易于造成商品流通的紊乱，增加市场管理的难度；(3)破坏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职能；(4)—物多价使企业核算复杂化，造成企业管理的混乱；(5)计划内外的价差，刺激小企业的发展，保护落后技术，恶化企业的规模结构和技术结构。此外，计划内外价差过大，还为投机倒把造成可乘之机，于社会风气不利，等等。当时，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外国专家都对价格双轨制强烈置疑，他们认为同样的商品，两种价格，不仅不合理论，也有违常识。一个以东欧经济学家为核心的世行专家小组，正式向中国有关方面建议，价格双轨不能久拖，要尽快实现并轨。从此，对双轨制的批评就开始了。在中国最有影响的是吴敬琏组织的对双轨制带来的弊端的讨论，1988年，这些讨论被汇编为《腐败：货币与权力的交换》一书出版，并在此后两次再版。吴敬琏所代表的对双轨制导致腐败的指责，得到了中国社会舆论的强烈支持。同时，郭树青、楼继伟、刘吉瑞和邱树芳等以及后来在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设计办公室工作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周小川和李剑阁等一批经济学人反对价格双轨过渡和局部性的改革战略，坚持改革的系统性和整体性，积极推动“整体配套”改革方案。但终因整体配套改革所触及的部门利益太多以及这些利益不可调和，同时宏观经济局势转向不利，而未能推行。在1986年底，国务院领导突然转变了想法，与原来提出的价格、税收、财政、金融等整体配套改革的思路相反，转向了以国有企业的所有制改革为主线的思路。
　　经历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低潮，中国经济逐渐迈上市场经济的轨道。由于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成长的成功，一些海外的主流经济学者对双轨制开始做出了积极评价(Byrd， 1987，1989，1991，Sicular 1988 ， Lau， Qian and Roland，1997，2000)。Roland 在《转型与经济学》一书中，这样概括了对双轨制的评价：“双轨制是在中国转型中产生的创造性的制度，具有既增进效率又是帕累托改进的独到特性，双轨制的原则适用于其他国家的其他改革：如劳动力市场改革，退休金改革，等等。在某种程度上最有吸引力的是，通过现存的“旧的”制度来保留改革中受损害者的租金，它使补偿改革的受损害者成为可能。同时，改革的帕累托改进特性并不意味着为了效率而牺牲其它目标。”(Roland， 2002，中文版，P148)。经济学家刘遵义、钱颖一和Roland使用了最简单的供给与需求的均衡概念来处理价格双轨制的均衡和效率并且实际上也得到了与Byrd相同的结论。他们使用一个简单模型证明，“假如计划的数量小于完全自由化的市场均衡数量，无论最初的计划价格和计划分配是否有效率，那么，第一，无论市场轨是局部自由化的还是完全自由化的，计划与市场的双轨制都是帕累托改进的；第二，市场轨是完全自由化的双轨制还可以实现配置上最有效率的结果”。而在完全自由化的市场条件下，他们发现，只有允许计划的权利一方与计划义务的一方都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也就是把计划权利与义务货币化(租金化)，而不是继续执行实物的计划分配，才可能实现配置的效率。因此。他们还得到了另一个结论：“假如计划的数量大于完全自由化的市场均衡数量，无论最初的计划价格和计划分配是否有效率，那么，第一，无论市场轨是局部自由化的还是完全自由化的，计划与市场的双轨制总是帕累托改进的；第二，如果计划的权利与义务是以租金的形式来履行的话，那么市场轨是完全自由化的双轨制还可以实现配置上最有效率的结果”。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原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克利茨1998年则在北京大学的题为“中国第二步改革战略”的演讲中这样评价，“然而中国成功了，采用的是一个天才的解决办法：实行价格双轨制，使计划外部分得到适当奖励。”(《中国第二步改革战略》，《人民日报》，1998年11月13日)
　　双轨制并不局限于价格改革，它同样被改革的其他大多数领域所采用，包括外汇市场改革、劳动力市场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社会保险改革以及所有制改革。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整个中国经济就成为了一个双轨制经济。双轨制成了中国渐进式改革最重要的特征，它把市场机制放到了和计划机制共存的位置上。尽管在此期间双轨制由于其产生的腐败后果曾广受批评，但回过头看，这可能是制度改革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之一，而且腐败的真正根源并不在于双轨制本身，而是在于权力的缺乏监督和制衡。改革与革命的不同就在于它尊重既得利益，而双轨制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尊重在旧有体系下形成的各个利益团体的既得利益，这是为什么从它一开始从一个特殊的起点出现而没有遭到强烈抵制的原因。这使得中国的改革能够在保持经济系统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孕育出市场的力量。某种意义上，中国改革的逻辑始终就是增量改革的思路，试图管住存量，放开增量，两部分的激励机制，一个实行计划，一个推向市场，结果是增量的积极性远比存量大，非国有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旧体制得以向新体制转换。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现在的20多年间，中国经济改革过程和经济体制转型的渐进主义式战略逐步传播出去并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同。尽管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以及发生在1985－1986年前后的那场关于价格改革争论现在已经少为人知，但是价格双轨制或双轨过渡的思想与方法已经在全世界取得了相当的共识，而且价格双轨制也成为中国成功进行经济转型的最有代表性的“程式化事实”。因此，在回顾中国改革三十年的成功经验时不能不重新评估价格双轨制思路最初提出的意义，这对于认清中国改革做对了什么和今后应该怎么做具有重大价值。
　　六、文献与材料目录(本次投票新增加文献用斜体字标出)
　 1.   张维迎，《论价格改革》，《内蒙古经济研究》，1984，第4期。
　　2.   张维迎，《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专家建议(三)》，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能源组，1984年6月。
　　3.   1984年9月3-10日“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莫干山会议)系列成果之一：
　　《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报告之一：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附件1：价格改革的建议之一，执笔人：田源   
　　《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报告：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附件2：价格改革的建议之二，执笔人：华生
　　《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5年4月3日。
　　4.   1984年9月3-10日“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 (莫干山会议)系列成果之三：
　　田源，《关于价格改革思路的思考》，《经济日报》，1984 年9月29日
　　5.   1984年9月3-10日“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 (莫干山会议)系列成果之四：
　　张维迎，《价格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理论探讨探讨经济改革中的理论问题栏目”《经济日报》，1984年9月29日。
　　6.   “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是亟待解决的课题”座谈会，《经济研究》编辑部，1984年10月15日。
　　7.   华生、蒋跃、何家成、高梁、张少杰，《论具有中国特色的价格改革道路》，《经济研究》，1985年第2期。
　　8.   张维迎，《经济体制改革与价格》，《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5年第6期。
　　9.   《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调查综合报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调查组，《经济研究》，1985年11期。
　　10. 张维迎，《关于价格改革中以“放”为主的思路》，《中国：发展与改革(1984－1985)》。
　　11. 刘国光，《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
　　12. 刁新申，《价格：双轨制的作用和进一步改革的方向》，1986年的研究报告。
　　13. 斯蒂克利茨，《中国第二步改革战略》，《人民日报》，1998年11月13日。
　　14. 李晓西，《从双轨制到市场化》自评，《20年观察与思考：李晓西论文集》，1999年。
　　15. 华生，《中国股市的经济学思考》，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
　　16. 徐景安，《双轨制价格改革的由来》，《领导者》，2008年第20期。
　　17. 徐景安，《我所亲历的改革决策过程》，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af6ed301000b9q.html?tj=1。
　　18. 徐景安，《双轨制价格改革的由来》，《财经》2008年第5期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af6ed301008kbb.html?tj=1。
　　19. 华生，《价格改革破冰：三十年的关键起点》，《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9月15日。
　　20. 张维迎，《双轨制与价格改革》，《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回顾与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10月。
　　七、主要理论材料部分扫描件
　　略。(如需查阅原件请与秘书处联系)

　　一、候选理论名称：过渡经济学
　　二、主要贡献人：樊纲、盛洪、胡汝银
　　三、推荐人/推荐机构：稍后公布
　　四、理论概述
　　过渡经济学属于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变迁理论的一个分支，主要通过交易费用、产权和公共选择等分析范式，以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为基础，对体制转变的一般过程进行理论分析和理论创新，并对实际改革的方式和政策提出建议和意见。
　　五、推荐理由
　　中国自改革开放伊始就确立了实践与实验的方法论原则，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缺乏相应的经济学理论。随着改革过程的深入和一些问题的出现，建立以中国经济转型为基础的经济理论成为时代的需要。
　　过渡经济学就是在上述背景下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她的原创性和重要性在于：
　　1、重在研究过渡的形态和过程是其不同于以往经济学理论的特点。这一特点既根植于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贯方法，也根植于转型过程中各种利益和矛盾关系相辅相成的复杂性现实；
　　2、多种研究方法和工具综合运用是其另一特点。新古典、交易费用、产权与契约、博弈与非对称信息、案例式实证等方法都在过渡经济学发展过程得到了体现；
　　3、强调理论的现实应用性是其第三个特点。过渡经济学不仅关注制度变革的经济绩效和演进路径，而且更为关注改革中的利益矛盾和分配关系等问题。实践证明，过渡经济学对于中国的改革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六、文献与材料目录
　　1.樊纲，《论公有制经济中各种利益目标、利益矛盾和经济行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8年01期。
　　2.樊纲，《论改革过程》，载《改革、开放与增长——<中国经济论坛>1990年学术论文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11月。
　　3.盛洪，《寻求改革的稳定形式》，《经济研究》，1991年第1期。
　　4.胡汝银，《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经济发展研究》，1992年第4期。
　　5.盛洪，《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
　　七、主要理论材料部分扫描件
　　略。(如需查阅原件请与秘书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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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候选理论名称：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
　　二、主要贡献人：王建
　　三、推荐人/推荐机构：稍后公布
　　四、理论概述
　　国际大循环战略构想指出，应该选择把农村劳动力转移纳入国际大循环，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一方面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一方面在国际市场上换取外汇。外汇可以代表一切资源的供给，有了外汇就可以取得重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从而通过国际市场的转换机制，沟通农业与重工业之间的循环关系，为矛盾的解决提供转化条件。
　　该战略的要点是：(1)充分利用我国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在沿海地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大搞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2)沿海加工业坚持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就是把生产经营的两头(原材料和销售市场)放到国际市场上去，以解决沿海与内地在这两个方面的矛盾。(3)主张劳动密集型产业→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资金密集型产业→附加价值高的重加工业→农业的发展顺序。
　　五、推荐理由
　　国际大循环战略构想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确立提供了依据，为中国从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过渡到发挥比较优势的出口导向战略发挥了重要作用。建国初期，由于深刻的经济政治背景，我国实施了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然而，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条件下，产业结构演进跃过以轻工业为主导产业的发展阶段，直接形成相对发达的重工业基础，与低度发达阶段的农业生产形成了鲜明的二元化结构特征，“就出现了工业结构高级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争夺资金的矛盾。”国际大循环战略构想指出，应该选择把农村劳动力转移纳入国际大循环，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一方面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一方面在国际市场上换取外汇。外汇可以代表一切资源的供给，有了外汇就可以取得重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从而通过国际市场的转换机制，沟通农业与重工业之间的循环关系，为矛盾的解决提供转化条件。
　　王建明确提出，国际大循环战略应该作为从80年代末起到20世纪末或者更长一段时间内的总体发展战略。他还预估了战略实施中可能出现的若干发展阶段，“第一阶段，集中力量发展轻纺、食品饮料、家用电器、轻工杂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重点首先摆在条件较好的沿海地区。这一阶段大约需要5到7年时间。第二阶段，内地产品开始走向国际市场，劳动密集型产品创汇能力增强，可以用大部分外汇支持基础工业及基础设施的发展，过资金密集型产业发展阶段这一关。亦需要5到7年时间。第三阶段，以换回的外汇重点支持附加价值高的重加工业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产品开始走向国际市场，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开始下降，劳动力转移压力逐渐减轻，就业者开始向重加工业产业转移。这些都标志着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高速增长”阶段的到来。这一阶段大约从“九·五”后期才能起步。”此外，王建还在文中对中国2000年进出口做出了预测。事实证明，中国2000年的进出口和王建的十几年前的预测非常接近。而他早在80年代末提出的国际大循环战略构想也基本描绘了20多年中国对外开放走过的路径，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前瞻性。
　　要素禀赋论(H-O定理)指出，一国应当出口该国相对丰裕和便宜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进口该国相对稀缺和昂贵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各国的相对要素丰裕度即要素禀赋是国际贸易中各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基本原因和决定因素。王建的国际大循环战略构想遵循要素禀赋论，反映出对外贸易的静态利益。
　　同时，国际大循环战略构想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出发，意在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提升竞争力，从而打破既有的国际分工格局，强调贸易的动态利益。产业周期和全球的产业转移表明，当一种新产品刚刚诞生时，其生产需要高素质的劳动力。当这种产品成熟并广为大众接受就变得标准化了，可以用大规模生产技术和素质较低的劳动力进行生产。在此过程中，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发展、资本积累、人均资本拥有量提高，资源禀赋结构得以提升，由劳动密集型，上升到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甚至信息密集型，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逐步提高。这是对外贸易动态利益的充分表现。王建的国际大循环战略构想准确地揭示出这一趋势，提出劳动密集型产业→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资金密集型产业→附加价值高的重加工业→农业的发展顺序。
　　从国际比较来看，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战略通常会在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中进行抉择，或者形成介于两种战略间的发展模式。一般认为，通过进口替代实现工业化低效而成本高昂。但也应当看到，进口替代会在发展阶段的早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一定好处，特别是大国，而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出口导向策略则成为必须的手段。这正是中国从早期的重工业赶超战略到发挥比较优势成为制造业大国而受益的实际状况。确立外向型的经济目标，使得对外贸易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为改革开放的其他领域赢得了更多时间和空间。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重工业、金融服务业和信息产业等的国际竞争力逐步显现，很多行业实现了国际接轨，产业结构服务化正在成为新的趋势。回过头看，国际大循环战略构想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对外贸易战略和产业政策制定发挥了理论指导意义。
　　六、文献与材料目录
　　1.王建，《选择正确的长期发展战略──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经济日报》，1988年1月5日。
      七、主要理论材料部分扫描件
　　略。(如需查阅原件请与秘书处联系)

看来书还是没看够哦，很多经济上的东西都还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