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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推广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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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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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0]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2009-11-16    徐静    广州日报   

陈寅恪



陈寅恪全家合影


  中山大学南校区康乐园东南区1号,“红砖楼房,林木葱郁”,闲置多年后最近被装修一新。这栋麻金墨夫人1911年捐建的二层小楼已有近百年历史,先后有多人在此居住,但在中山大学人的心目中,它真正的主人似乎只有一位。

  2009年10月25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辞世40周年纪念大会”在中山大学小礼堂举行,能容纳200余人的小礼堂拥挤到难有落脚之地。听者中既有学生,也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中几乎所有人与陈寅恪并不相识,但都深知这个名字承载的文化重量。

  1969年10月7日,79岁的陈寅恪抱病去世,这位历史大师在康乐园内度过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陈寅恪先生79年的生命行程,可以说是一次忧患之旅。在经历过世变、家变和个人的病变之后,他晚年以衰残野老自居,带着‘文盲叟’的伤痕和泪痕,自哀而不自弃,继续从事辉煌的笔耕,堪称伟大的灵魂。”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的学生蔡鸿生如是说。

求学

留学16年一个学位都没拿

  陈寅恪家学渊源深厚。祖父陈宝箴,堪称“经世致用”之材,担任湖南巡抚时,他推行新政,锐意改革,湖南局面日新,被认为是“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圆明园起火时,陈宝箴正在酒楼饮酒,遥遥望见火光,怒火满腔,捶桌号啕,“旁座者都为之动容”。寅恪父亲陈三立积极佐助父亲推行新政,被时人誉为“维新四公子”之一,变法失败后与父亲同被革职,发誓不再入仕,专心写作,成为清末民初的著名诗人。

  陈寅恪1890年生于长沙,时为光绪年间,正值乱世。“十几岁及后来自日本回国期间,终日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等等,无不浏览”。旧学基础既立,后来虽留学欧美,研读西学,却未被真正洋化。

  学生许世瑛在《敬悼陈寅恪老师》写道:“北方的冬天酷寒,寅恪师不喜欢穿大衣,他总是在棉袍外再穿上一件皮袍子,有时还在皮袍子外加上一件皮马褂,讲课时讲得兴奋而感到有些燥热,先脱去皮马褂,有时候更脱去皮袍子,等到下课又一件一件穿了上去。”长衫、长袍、马褂,成为陈寅恪毕生形象的写照。

些许便宜面包 图书馆里度日


  1902年,13岁的陈寅恪开始其16年的海外留学之旅,他先是以自费生身份到日本,留学4年后,因脚气发作,陈寅恪回国,日本留学生活画上句号。1918年7月,归国4年的陈寅恪再续留学之旅,赴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梵文与巴利文,兼及印度哲学与佛学。1921年一战结束后,再赴德国,进入柏林大学研究梵文。

  第二次留学德国期间,由江西省教育司公费资助,但因时局动荡,资助难有保障,生活着实困苦。陈寅恪三女儿陈美延回忆:“经济来源断绝,父亲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的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餐。”

  当时留学国外,很多人专为学术而学术,对硕士、博士学位并不在意。傅斯年欧洲7年求学,回国时只留下几本笔记。陈寅恪国外留学多年也是未拿半个学位,为读书而读书不用学位装点门面欺世盗名,直至现在仍是美谈。

教授

“教授的教授”在战争中颠沛流离

  1925年秋,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先后受聘。1926年8月,自德回国的陈寅恪告别长达16年的海外游学生涯,抵达清华园,清华国学研究院迎来“四大导师”的最后一位。时年陈寅恪仅37岁。但仅一年后,王国维投昆明湖自尽。陈寅恪教授作为他的同事与好友撰写了碑铭,是为学术史上不朽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碑文抒发思想自由之真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此成为学人道德文章的至高追求。

  不过,随着王国维跳湖自尽,梁启超随后病逝,赵元任准备出国讲学,清华国学研究院唯剩陈寅恪苦苦支撑。1929年7月,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宣布解散,仅存4年,徒留后人惋惜追忆。

  国学研究院解散后,陈寅恪转而为清华大学历史、中文两系合聘教授。他讲课时不仅本校学生和外校学生来旁听,就是清华本校教授朱自清、吴宓与刘文典等也常来旁听,“教授的教授”自此流传。

  这几年,陈寅恪享受到生命中难得的几年舒心生活,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平的沦陷,让事业家庭两顺的陈寅恪开始颠沛流离的转徙生活。陈寅恪和妻子共育三女:长女流求、次女小彭、三女美延。全家从北京出发,几经辗转,来到昆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临时合作组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授课。

  1939年春,牛津大学拟聘请陈寅恪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陈寅恪不习惯昆明高原气候,时常闹病,便于暑假离开昆明经河内到香港,准备全家赴英伦,但因旅费难以筹集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遗憾未能成行。

  此后,陈寅恪在广西大学授课期间,曾冒被轰炸的危险经湖南衡阳到粤北石坪,在迁至该地的中山大学讲学数日。
                                                                                                   讲课

“书上有的不讲”


  战后,陈寅恪复到清华大学教书,直到1948年底离开。其间,他也曾去英国医治眼疾,却是无功而返。此后,眼疾伴他终生,生命后期几乎双眼失明。天意弄人,正在学术高峰期的陈寅恪只能带着目难明视的痛苦钻研学术、传道育人。

  1949年1月16日,陈寅恪抵达广州,住进岭南大学西南区52号,开始在岭南长达20年的生活,彼时,解放战争仍在继续,广州尚未解放。国民党赴台湾前曾有“抢运学人”计划,对身在广州的陈寅恪自是念念不忘。

一名学生上课,也认真备讲义


  国民党战时内阁教育部长杭立武许诺,只要陈离开广州到香港就给十万港币和新洋房,最后到了几近哀求的地步。但他态度坚决地要留在岭南大学,并对人说“何必弃父母之邦”。

   1950年,岭南大学历史系仅有三位学生,选读陈寅恪课的学生仅有他一人。尽管如此,每逢上课以前,陈老师必叫助手读一遍讲义给他听,上课时还要穿着整齐。

  流传的说法是陈寅恪有三不讲: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不讲。这样,备课和讲课就像学术研究一样甚是辛苦,有时提前十到七天备课。

  更有甚者说陈寅恪可以背诵《十三经》,胡守为认为这也不准确,“说他熟悉是可以,但不能说全能背诵”。倒是曾有学生回忆:“陈老师记忆极好,我在成都任他的助手时,指示我代查资料,往往连版数、页数以至行数都对。”

  1952年,陈寅恪一家搬入中大东南区1号楼。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志伟说,“中大有个传统,这栋楼是给学校最好的教授住的,是学术崇高的象征。”
                                      著书

靠口述艰难完成巨著


  从上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陈寅恪视力严重衰退,只能略辨光影,学校专为他修葺白色水泥路,涂上白漆,方便辨识,还在房屋东侧的路口设了一道护栏,以保安全。当年,学校对知识分子的苦心由此可见一斑。

  陈寅恪记忆力惊人,通过自己口述让助手黄萱记录,1953年末开始,仅用半年时间便完成六万多字的《论再生缘》。

  其实,过程却是殊为不易。蔡鸿生介绍,写《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的过程基本是这样:陈寅恪开具书目,黄萱到图书馆找到图书,拿回来念给陈寅恪听,陈寅恪是边读边思考。第二天,他会将自己前一天记在脑子里的想法口述给黄萱,黄萱记录。随后,黄萱再读给陈寅恪听,加以修改,最终定稿。

  也正因此,大脑日夜疲劳,也让陈寅恪晚年离不开安眠药。有时想好了问题准备第二天告诉黄萱,但第二天却忘记,只好重新来过。陈寅恪晚年著述的艰难,大略可以想象。

大师离去


  1962年6月,陈寅恪入浴时滑倒在家中的浴盆里,摔断右腿股骨,住院近7个月,股骨仍不能长合,自此长卧于床榻。当时,中山大学为他配备了三位护士进行护理。“文革”开始后,护士便被撤除。眼盲膑足的陈寅恪终日躺在床上或在木椅上静坐。但其巨著《柳如是别传》还是在1965年完成,煌煌80余万字。

  有人说,《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的内心寄托之作。明末清初,歌伎才女柳如是在动荡乱世,夫君降清,她力劝其殉节,后遭小人恶意逼索钱财,柳遂投缳自尽,以保气节。其实,陈寅恪晚年处境与柳如是何其相似。

学生发难 告别讲台


  1957年,全国性“反右”斗争开始,陈寅恪虽谨小慎微如履薄冰也未能幸免。大字报对其口诛笔伐,有学生发难,称他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更有人称其“误人子弟”,这深深刺痛陈寅恪的心,他愤而致书中大校长,提出“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从此告别讲台生涯。

  1966年,“文革”蔓延到中山大学。信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陈寅恪,难以幸免:工资停发,存款冻结,东南区1号楼被大字报覆盖。后先生全家被赶出东南区1号,惨居一平房之中。

  1969年10月7日, 一生推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走完79年的人生历程。妻子平静地料理完他的后事,又安排好自己的后事,就像她对人说的:“待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该去了。”两人离世相隔仅45天。

  2009年11月,中山大学东南区1号重修后对外开放。大师已经远去。大师不曾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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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陈寅恪 英国皇家学会 日本留学生 1949年 中山大学 自由 思想 精神 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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