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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钱学森先生与世长辞，我向他表示崇高的敬意。
有网友说，钱老一生都在解决问题，他只向共和国提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钱老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对前来探望自己的总理说：
“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我体会，钱老的提问，是一种启发式教育。现在要看我们这些表示要对钱老执弟子之礼的人，是否还有足够的悟性能够被钱老的提问启发起来了。
大约在三十年以前，钱老曾经具体写到留美之初他为什么从麻省理工学院转学到加州理工学院。他说：
“1935年秋（我从上海交大）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发现上海交大的课程安排全部是抄此校的，连实验都一样。所以上海交大在当时的大学本科教学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不过，那时候麻省理工的教育对培养成型的工程技术的工程师很有效，对迅速发展进步的工程技术如航空工程就显得不适应。当时加州理工学院就带头改革，大大加重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的分量，使学生毕业以后能应付技术的新发展。这一措施和改革，到50年代已被美国工科院校普遍采用。”
可惜的是，虽然钱老作为火箭导弹航天事业带头人的卓越创造备受人们称赞，但是他作为深邃的教育家的思考，却长期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不要说理念上疏离很远，就是具体的意见也听不进去。事实上，就是在钱老写下并且发表上面这段话以后的三十年里，我们的整个高等教育，却正好与钱老“大大加重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的分量”的意见背道而驰！所有高校都强调毕业生“专业对口”，追求毕业生马上能够“顶班上岗”，崇尚“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完全与大学精神背道而驰。理工科方面的情况，是把原来已经少得可怜的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砍了又砍，使得大学教育中专化，同时专业越分越细，追逐市场的眼前需求。
钱老作为火箭导弹航天事业带头人的卓越贡献，固然创造历史，但是钱老作为深邃的教育家的真知灼见是否能够得到应有的重视，可是影响我国长远发展的百年大计。这三十年，是我国逐渐富裕的三十年。如果三十年前我们就开始按照钱老的意见去做，恐怕现在我们的高等教育就不是这个样子了，而钱老在他的晚年也就可以更加欣慰一些。这样的话，当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应该也可以欣慰一些。
这里值得说说加州理工学院的规模。在美国最拔尖的大学当中，两所“袖珍型”的大学一直引人注目，一所是包括研究生在内在校学生仅六千余人的普林斯顿大学，另外一所是在校学生更少的加州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偏向文理，加州理工学院偏向科技。虽然加州理工学院那么“小”，可是半个多世纪以前我国一些最有成就的学者，都出自这个学院。例如，周培源、钱学森、郭永怀、谈家桢、袁家骝等，都在那里取得博士学位，钱伟长等，则在那里做博士后研究。
可是在我们这里，大学追求的却是扩招，实际上把学生人数的多少作为一所大学的“份量”。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和斯坦福大学的校长都曾经在访问我国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说到，一所大学如果短短几年就扩展一倍，质量就没有办法保证，他们自己即使对于轻微的扩展，也持非常谨慎的态度。
从学校规模来说，这些年我们的大学追求的，就是一大二全。“大”已如上述，“全”则表现为工科背景的大学、专科刚刚升为本科的大学，拼命上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学院，而原来文理渊源比较深的大学，则拼命发展工学院、医学院。一下子哪里来那么些合格的人文学科教授和工程、法学和医学教授呢？是不是很有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和“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味道？
美国拔尖的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门类就不全。例如普林斯顿大学就没有法学院、商学院和医学院，但是她照样连年美国第一。他们坚持和发展自己优势的学科门类。
我们大学的再一个问题是“形式主义专政”，以各种评估和堆积如山的报表为标志。哪怕只是在教学方面表现出一点点不同，也要把你扼杀干净。这样，先把教授的任何“出格”整掉，还让帮助参与评估的繁重事务的学生看教授的“出格”怎么被整。这恐怕只能是培养创新精神的反面功夫吧，可惜这种反面功夫一直都在厉行。
我们的大学怎么了？这个问题关系中华民族的未来，值得全国上下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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