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与中国未来各省经济发展的深度分析

一句话，我们中国男人同样也有鄙视唾弃你们这个群体的自由。

下篇:近代以来中日对俄东扩的不同反应及比较分析
　　
　　在西方人“发现”东亚之前，东亚的国际体系主要是从隋唐至明清逐步发展到完备的东方式朝贡册封体系。这种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在近代的逐步瓦解，主要是因为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对东亚的扩张和沙俄对亚洲的入侵。研究中日两国近现代经济社会变迁及其差异性，都必须基于这样的时代大背景。在上述两大外来殖民主义势力中，西欧殖民主义势力主要是沿海路入侵东亚，对中日两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深远，甚至可以说左右了整个近现代中国和日本的发展进程；俄国的扩张主要是通过西伯利亚沿陆路而来，对中日两国的影响巨大而独特。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末的全球非殖民化进程中，西欧殖民主义势力相继退出亚洲，但俄国仍然继续占领着亚洲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对地处东北亚的中日两国继续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我们考察近现代历史上俄国对中日两国的扩张主义和中日两国对俄政策的差异，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7世纪下半叶俄国人来到东北亚开始到19世纪中期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个时期是从19世纪中期开始到20世纪初的日俄战争。
　　
　　一、 19世纪中期以前中日两国对俄国东扩的不同反应
　　16世纪80年代开始，俄国开始侵入广袤的西伯利亚地区，先后侵占了西伯利亚1000多万平方公里的亚洲领土；然后马上把侵略矛头往南指向中国，通过巧取豪夺和武装移民等手段占领了大片领土，并对整个东亚的近现代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暂时遏制了沙俄的扩张势头，但中国在北方领土问题上也作出了很大的让步。中国政府当时对俄外交的着眼点是防御侵略和安稳边疆地区，但是中国政府当时显然没有估计到俄国的侵略成性和日后的卷土重来。
　　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是西方国家与东亚的中国在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冲突，中国彻底战败，从此以后开始面临殖民化的危险，整个东亚的国际环境也在此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动。这个时候俄国的注意力重新开始关注东北亚，在中国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地区开始进行蚕食和移民。此时的中国清政府对东北亚地区局势尚未有全面清醒的认识，仍然继续执行“东北封禁”政策，禁止关内的汉人前往东北地区开荒种地。1858年—1864年，俄国利用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战败，以调停的名义，通过中俄《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先后侵占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中国政府面对俄国人对中国土地的贪得无厌和敲诈勒索，受自身国力约束和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制约，根本就没有任何强烈的反抗行动，也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基本上就是在领土问题上任人宰割。
　　 同在东亚的日本从18世纪开始也面临着俄国人入侵的巨大威胁，但是其反应和中国大相径庭。从现有历史资料考察，俄国和日本在近代以前并无接触，俄国直到18世纪初期还没有确定日本的准确地理位置。1792年俄国人以礼送日本漂流幸存者为名踏上日本本土，才开始双方的正式接触。但是，这些从西伯利亚东部地区来的俄国人不但侵袭日本的北方港口，还攻击库页岛上的日本人。
　　随后，俄国人立即将眼光转向掠夺日本的领土，和当初对待中国的态度与策略几乎一模一样。1795年，俄国在千岛群岛中的德抚岛安置了第一批从欧洲来的俄国移民，企图长期占领该岛并最终完全占领整个千岛群岛。这一事件迅速在日本国内激起强烈反响，可以说是举国震惊。日本幕府迅速做出反应，1799年将北海道和南千岛群岛由藩领改为直辖，大规模地从本土移民定居，增强防备实力，加快开发北方领土，同时严禁日本人与德抚岛的俄国定居者开展贸易，终于以非战争的方式迫使俄国人于1805年撤离德抚岛。这种主动撤退的情况在俄国扩张历史上是非常非常罕见的。俄国人不久以后又继续袭击南千岛群岛中的择捉岛，并且还在中国的库页岛上袭击日本人。日本幕府的态度是针锋相对，于1808年发布“驱逐令”，驱逐在日本北方领土上的一切俄国船只。1811年，俄国人赴择捉岛、国后岛“勘测调查”，被日本守备部队全部搜捕。此后半个世纪，俄国人基本停止了对日本北方诸岛的侵扰。
　　
　　二、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中日对俄东扩的不同反应
　　 1854年，日本在美国的胁迫下签订《日美友好条约》，日本奉行两个多世纪的锁国体制由此崩溃。俄国把握此时机，于1854年12月逼迫日本签订《日俄友好条约》，规定日俄以择捉岛和德抚岛之间为界，以南属日本，以北属俄国；库页岛归日俄共管。从这个时候开始，沙俄终于把触角伸向了日本。在对日关系上，俄国主要目标和关注焦点依然是获得领土，因此日俄关系的焦点也主要集中在库页岛、对马岛、千岛群岛等领土问题上。库页岛本是中国领土，19世纪以前，日俄两国均承认该岛归中国所有，但都已将势力分别扩展至该岛南部和北部。面对俄国东扩的压力，此时的日本已经开始学会利用中国的领土和俄国讨价还价谋取利益。
　　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签订后，俄国凭借条约中所谓的对中国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共管” 之名，要求日本撤出库页岛，而日本则坚持将该岛一分为二，由日俄两国瓜分，两国开始紧张对峙。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后，俄国侵占了中国乌苏里江以东所有地区，包括库页岛在内，准备彻底赶走日本人。1861年，俄国海军突然占领位于日本与朝鲜之间的对马岛，切断了日本和朝鲜半岛及亚洲大陆的海上联系，令日本举国震惊。由于日本当时的国力根本不能直接同俄国对抗，因此日本最后以给予英国更多殖民特权为条件，由英国出动军舰胁迫俄军退出对马岛。1875年日本为遏制俄国势力入侵，以非法占领的中国库页岛南部换取了俄国占领的部分千岛群岛，签订了《库页岛•千岛交换条约》，结果使日本得到了整个千岛群岛，有效遏制了俄国对日扩张态势，维护了领土完整。同时，由于俄国占领全部库页岛，从而使俄国对日本的扩张暂告一段落，让俄国把扩张的目光从日本转向中国内地，大大缓解了日本面对俄国扩张的外部压力，为明治维新的各项富国强兵措施的开展赢取了宝贵的外部和平环境。
　　同一时期的中国在面对俄国扩张时远没有日本幸运，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俄国人攫取150万平方公里国土后，中国依然面对俄国势力不断的渗透和入侵，同时还将面对崛起后的日本帝国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俄国在掠夺中国150万平方公里领土后并不满足，加上对日扩张暂时受阻，于是加紧了向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扩张的力度。俄国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全面出兵侵占了我国的东北，并且千方百计企图将中国东北地区变成沙俄的殖民地。中国在甲午战败后，进一步沦为列强瓜分的对象，日本则通过甲午战争的胜利，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完全控制了朝鲜，同时积极向中国东北扩张。日本图谋侵占中国东北，与不断向东扩张的俄国发生尖锐矛盾，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最终大获全胜，彻底解除了俄国扩张给日本带来的威胁，同时遏制了俄国对中国东北的扩张态势，但日本自身却成为了扩张性很强的亚洲头号强国，在20世纪里给中国以及东亚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虽暂时放缓了沙俄对中国东北的扩张，但中国仍然面临着俄国不断扩张的压力。辛亥革命时期，趁中国内乱，中央政府无力顾及边疆的时机，俄国公开支持外蒙古库伦政变，甚至在十月革命后的1924年，还操纵外蒙古地区，成立所谓的蒙古人民大会，将外蒙古改称为蒙古人民共和国，为二战后外蒙古脱离中国埋下了伏笔。中国政府对这类扩张态势的反应与日本完全不同，既没有能力反抗俄国侵略，也没有吸取教训富国强兵；加上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的混乱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渗透控制，导致中央政府根本无力顾及外交和边防，最终使俄国对中国的扩张屡屡得手。
　　

三、 近代以来中日对俄扩张存在不同反应的主要原因
　　近代以来，中国和日本都遭受俄国的侵略扩张之苦，但两国的反应和最终的结果差别极大。中国面对沙俄的侵略，虽也有反抗之举和应变之道，但最终结果却是国土的不断沦陷，版图的不断缩小。可以这样说，被俄国吞去的东西，永远没有办法让其再吐出来。反观日本，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也逐步感受到了来自俄国的威胁，和中国一样面临着沙俄的领土扩张，但从那时起直到现在，除了北方四岛问题外，日本并没有出现大块领土被俄国人侵占的情况。
　　中国在俄国的扩张面前孤立无助，只能眼看着国土被俄国占领，近代的中国政府也没有能吸取国土丧失的教训来富国强兵；与此相反，日本却在俄国的扩张面前总能找出因应之道，渡过难关，并且能迅速崛起而化被动为主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国际关系现象背后存在着以下诸多复杂深刻的原因。
　　第一：中日在近代国际体系转换中定位的不同是出现这种反应差异的根本原因
　　众所周知，东亚地区自近代以来，在西方入侵的背景下，完成了从东亚朝贡体系到西方条约体系的转变。在原来的东亚朝贡体系中，中国居于核心国家地位，而日本居于边缘国家地位，中日两国在面对工业革命后的西方国家大规模入侵的时候，日本和中国首先都是竭力维护自己的锁国体制，拒绝西方文明的入侵。但在这种努力失败后，日本能迅速通过自身的体制革新来吸收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迅速融入西方的条约体系。这是由日本在东亚朝贡体系中的边缘国家地位决定的。旧体系的边缘国家在从旧体系转入新体系的进程中面临的压力往往较小，体系转换的成本也较低。当日本明治时代的知识精英们大规模出国访问学习后，形成了一种维新图强的群体意识。同时，这批精英也逐步开始用最小的转换成本实现从旧体系向新体系的转变，日本明治维新开始后，虽然触动了部分阶层的利益，但是日本国内始终没有发生过任何大规模的内乱。
　　中国和日本的情况差别很大，中国是东亚朝贡体系中的核心国和领袖国，在遭受西方条约体系冲击时，唯一能做的就是竭尽全力维护原来的朝贡国际体系，这是很自然很正常的反应。中国对外来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认识和接纳的程度非常缓慢，中国社会转型的速度和力度都远远逊于同时代的日本。中国作为东亚朝贡体系中的核心国和领袖国，是传统的体系和秩序的坚定维护者，在遭受近代史上一系列军事失败之前，对自己的传统文明是极端自信的，对西方的制度文明和条约体系采取了强烈排斥的态度。后来由于西方的大规模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难时刻，才被迫接受西方的文明和秩序。日本的情况与中国有相似之处，在最初面对西方“异质”文明时，第一反应是排斥和不接纳，拒绝进入西方的国际条约体系，但由于日本只是东亚朝贡体系中的边缘国家，自身受传统秩序的制约比中国少很多，因此在面对代表先进生产方式的西方文明时，社会变迁的阻力和社会改革的成本比中国要小很多，这样一来就使日本能迅速抓住近代化的机遇崛起。这也使得日本在面对俄国扩张主义势力进入东亚时，表现出和中国完全不同的反应。日本在近代历史上不但避免了像中国一样被俄国侵占大片领土的悲惨局面，还能在后来的日俄战争中彻底打败俄国。从19世纪后期的明治维新到1902年开始的为期20年的英日同盟，再到太平洋战争之后，除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民族主义政权时期之外，日本都是一个能深深地借鉴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 这种借鉴使日本能迅速了解并融入西方世界的体系，并且利用这种新体系来保护和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
　　第二：中日两国的地缘位置不同和对外界信息的了解程度不同深刻影响了两国对俄国东扩的反应
　　中俄两国17世纪以来就已有接触，清初的雅克萨之战是中俄两国历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此后俄国商队开始频繁来北京进行商贸活动。向中国倾销西伯利亚的皮毛，采购茶叶、缎布运回本国，获利很大。俄国开始频繁了解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信息和东北边防状况，为以后更大规模的扩张进行准备，尤其需指出的是，当时清政府对于北方辽阔的西伯利亚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对中国北方地区的认识仅停留在“安定北疆”和对漠北漠南蒙古诸汗的控制上，对外蒙古以北的西伯利亚地区正在遭受沙俄的蚕食鲸吞并不知情。清政府对俄国采取的是保守的防守策略以安顿北疆，这点从1689年《尼布楚条约》可以看出，中国让出了属于中国领土的尼布楚地区以换取沙俄从雅克萨撤兵，该条约在确认外兴安岭以南为中国领土的同时也完全放弃了中国对外兴安岭以北以西的广袤土地的领土要求权。
　　日本是西北太平洋中的岛国，与欧亚大陆并不相连，加上其奉行的锁国政策，使得日本在近代以前对外部世界的联系和了解远远少于中国。日本对俄国的接触与了解从史料分析，大致从18世纪末开始，要远远晚于中国。由于日本与欧亚大陆相隔离的天然地理位置，使得日本面对的来自沙俄东扩的威胁比中国要小得多，在时间上也要晚很多。但日本人的反应与中国人差异巨大，他们对外来的陌生势力既警惕又好奇，在加强内部人民团结以抵抗外来扩张的同时，又渴望了解对方势力的一切信息。这就决定了当时日本在与俄国较量的过程中，逐渐变被动为主动，并最终消除俄国向日本进一步扩张的潜在威胁。这里有一个例子，就是1799年日本为防备沙俄对日本北部的千岛群岛的扩张，将北海道和南千岛群岛由藩属划归中央政府直辖，以加快北部领土的移民开发，从而达到稳固边疆抗击沙俄的目的。
　　在美国人佩里率领的舰队到达日本之前的200多年时间里面， 除了和中国、朝鲜、琉球、荷兰的贸易之外，日本和外面的世界都处于一种几乎与世隔绝的状态；直到19世纪中期，西方国家在东方的扩张还主要集中在南亚、东南亚和中国；俄国是第一个打破荷兰贸易垄断的国家，它在1792年获得了在日本进行贸易的许可，日本还在1854年的一项条约中向俄国开放了两个贸易港口。 从这里可以看出，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对于和俄国的关系，并非完全排斥也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政治上的非常警惕同时又不放弃在经济获取利益。
　　17世纪的中国正值清军入关，东北地区的八旗兵及普通老百姓被不断调往关内补充军力，关外防备非常空虚。1653年，清政府曾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鼓励关内农民去东北开垦，但引起了八旗贵族的不满。当时的满清政府认为，东北是“龙兴之地”，不能让关内汉人随意前往开发，因此在1668年康熙帝停止实行“辽东招民开垦条例” ，规定汉人出关须办理起票记档等手续以为限制。而此时正值俄国哥萨克军队侵入贝加尔湖以东以南地区和黑龙江流域地区，开始在黑龙江上游的尼布楚和中游的雅克萨进行移民扩张的重要时期。清政府在这种面对严重外患的关头，居然出台限制关内汉人移民开发东北的政策，给19世纪中国外东北地区被沙俄侵占埋下了伏笔。
　　第三，俄对中日交替扩张是两国对俄国东扩存在不同反应的重要背景
　　从16世纪80年代初开始，俄国的哥萨克军队就越过乌拉尔山脉向西伯利亚扩张，于1639年抵达北太平洋西海岸，侵占了西伯利亚10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然后向南进入东北亚，开始了对中国和日本的扩张。由于俄国当时的国力所限和国际形势的制约，它不可能同时侵入中国和日本，因此只能采取交替进行扩张的方式：先蚕食中国，得手后暂停对中国的扩张一段时间，并在这段时间里对付日本，一旦受阻后再重启对中国的扩张；由于占领中国大片领土后需要消化一段时间，这时又开始对日本扩张；当俄国人对日本的扩张再次遇阻后，又会暂停对日本的扩张再次入侵中国。俄国这种交替扩张的手法直到20世纪初在日俄战争中彻底战败才宣告终止。具体史实如下：
　　（1）17世纪中期俄国就开始吞食中国黑龙江流域领土，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使俄国占领了额尔古纳河和格尔必齐河以西原属于中国的部分土地。同时初步遏制了俄国的扩张，使这里的安定局面维持了一个半世纪。
　　（2）对中国扩张暂时遇阻后，开始对日本渗透，于1795年安置第一批移民定居于千岛群岛中部的德抚岛，同时开始袭击择捉岛和库页岛上的日本人。但由于日本政府的态度极其强硬，立足未稳的俄国人只好暂时停止对日本领土的蚕食。
　　（3）当俄国停止对日本侵扰的同时，其东北亚扩张又对准中国。1848年穆拉维约夫任东西伯利亚总督后开始武装占领中国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地区，加紧非法移民。通过《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掠夺中国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然后暂停了对中国扩张以消化其获取的大片土地。
　　（4）在对中国扩张得手后又开始对日本扩张，于1861年占领对马岛。但日本以给予更多殖民特权给英国为条件，由英国出动军舰，胁迫俄军退出对马岛。最后于1875年签署《库页岛•千页岛交换条约》，日本得到整个千岛群岛，俄国获得整个库页岛。日本不仅遏制了俄国对日扩张态势，还用非法占有的中国库页岛南部换得了俄国占有的千岛群岛北部。
　　（5）俄国对库页岛的独占，标志着对日本扩张暂告一段落，俄国把目光重新转回中国。1900年7月，趁镇压义和团之名派15万军队侵入中国东北，到10月完成了东北各主要城市和重要交通线的占领。同时在我国东北地区推行殖民主义的“黄俄罗斯”计划，准备把我东北地区纳入沙俄帝国版图。
　　由以上史实我们不难发现：俄国自17世纪以来就轮番交替地对中国和日本进行扩张。但是它对日本的扩张举动总是遭遇到日本政府的强烈抵制，效果不佳；然后俄国的矛头就转向中国，俄国在中国的蚕食扩张总是屡屡得手，鲸吞中国大片领土。日本对俄国在东北亚的出现非常警惕，在处理对俄关系时表现出高度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在涉及到领土完整的问题上毫不含糊，用坚定的意志和灵巧的外交策略度过了一次次难关。中国政府对俄国扩张的反应和日本恰好相反，既没有长远的战略考虑，也没有短期的应变能力，总体上非常迟钝。中国清政府对俄国东扩的估计严重不足，对当时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形势缺乏了解，对沙俄在东北亚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当时的中俄、日俄关系都没有进行深入分析。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政府这种外交政策研究上的迟钝和失误与日本政府对东北亚局势把握上的逐步觉醒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对比在俄国对中日两国交替进行侵略扩张的时代大背景下显得尤为强烈。可以这样说，俄国在近代史上对日本的扩张下了不少功夫，但收效甚微，在这期间俄国还遭遇过日俄战争战败的重大挫折。直到今天，俄国对日扩张的成绩仍然只是二战后困扰日俄关系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北方四岛；但俄国近代对中国的扩张却使它获取大片东北亚领土，直到今天依然控制并深深影响东北亚的国际局势。
　　第四：中日两国国内环境的差异是两国对俄东扩出现不同反应的重要内部因素
　　首先，中国的政权当时掌握在满清贵族手中，满族作为少数民族要统治广大的汉人居住区，在面临内部改革时有很大的顾虑和局限性，导致近代以来始终未能建立一种有效抵御外部侵略的政治经济体制。清政府始终都防止占人口大多数的汉人掌控国家政权，用一种民族歧视的政策来管理国家，这就导致任何的改革都裹足不前，国内国际矛盾都同时加剧。因此，在面对俄罗斯对我国北方领土的入侵时，清政府首先想的只能是如何保证满族的统治地位和满清贵族的特权地位能够延续，这样就不能有效动员全国的力量去保卫国家安全。而日本基本上是单一民族国家，内部没有大的民族问题，明治维新以后，在以天皇为核心的全民认同心理的基础上，在面临变革机遇的时期能较好地迅速转变国家的整个管理体制以适应新的世界潮流，并用这种体制抗击俄国的东扩战略。
　　其次，移民是保障边疆地区稳定的最重要最根本措施。满清入关时有大部分人口从东北来到关内，导致东北人口剧烈减少，同时它又在东北地区实行禁止汉人迁入的政策，和中国历代中央政府实行的移民实边政策背道而驰，导致东北边防的空虚。从根本上说，19世纪以来东北领土的大规模丧失，都和东北地区中国人口稀少有关，没有足够的人口做保障，任何主权要求都是微弱的。俄国对中国领土的侵略，也是以源源不断的欧洲来的移民为基础的，俄国每侵占一块中国领土，马上就开始安置移民，然后再开始侵占中国的其他领土。日本防范俄国的方式和中国恰恰相反，从面临俄国入侵日本北方领土的时候开始，就实行往北方迁移人口定居的政策， 将北海道地区由藩属改为中央政府直辖管理，这样一来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北方领土的主权问题，有效防止了俄国势力的渗透。
　　最后，中国政府自1840年以来，内部的各种动乱和来自海上的侵略几乎没有停止过，导致政府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处理此类问题，海防塞防的争论也从未间断。中国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都不太平，都要耗费大量国力去面对，这使得清政府不能集中精力抵御俄国的东扩。日本的情况和中国很不相同，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的两百年时间里，除了打倒幕府的短期内战外，基本没有大规模的内部动乱和外敌入侵，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日本政府能集中全国的力量来抗击俄国，能和东扩的俄国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来保证本国的领土安全。
　　第五：中日两国对国际环境的理解和把握的差异也是两国对俄国东扩出现不同反应的重要原因
　　在对国际环境的把握上，当1861年俄军占领日本对马岛时，日本竟然能够利用英俄两国在远东的矛盾，说服英国出动军舰帮助日本将俄军赶出对马岛；当1900年俄军占领中国东北后，日本又于1902年与英国签订同盟条约，获得英国支持的日本在1904年-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彻底击败俄国，给俄国向远东的推进以决定性的打击。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出，日本在近代的外交已经相当成熟，已经可以熟练地运用西方的条约体系和游戏规则来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即使日本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剧烈变动时，它总是能迅速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社会形势，在1853年面对西方国家的突然入侵时，以及在1945年战败后面临国家危机时，都是如此。 即使在两个半世纪的闭关锁国后，明治时期的领袖人物们依然能迅速地向英国学习航海和建立海军，向德国学习军事艺术和医药技术，向法国学习行政管理，向美国学习商业管理模式。 正是日本这种对近代国际环境的迅速理解和把握，使日本逃脱了象近代中国那样被西方和俄国侵略殖民的厄运。
　　中国政府近代在处理对俄关系时，对国际环境的理解和把握与日本政府相比，不管是过程还是结果，都差别巨大。并且，这种差别对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带来了重大的难以弥补的损失。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中国依靠沙俄出面调停，结果是使俄国成为比英法两国获利还多的国家，造成国家领土的大片丢失至今还没有办法收回。从这里可以发现，清政府很早就意识到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利害冲突，也提出过“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但付诸实施后总是取得反面效果。
　　中国在近代始终没有象日本那样找到一个强大的西方盟友来制约周围的强国。1902年的英日同盟为后来的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和迅速崛起提供了巨大的外部助推力，而中国在近代一直没有像日本这样的依靠国际盟友争取发展环境的举措。中日甲午战争后，由于俄国带头出面组织干涉，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使中国政府当时对俄国产生好感，于是“联俄制日”成为甲午战争后中国政府挽救危亡的重大外交举措和指导方针。1896年，李鸿章与沙俄签定《中俄密约》，希望以给予俄国更多殖民特权为条件来制约日本，以确保中国周边国际环境的稳定。但不久之后，西方列强就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然后是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攻入北京。1900年沙俄以镇压义和团运动和“护路”为借口，出兵占领了整个东北地区。从这时候起，清政府试图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通过加入西方的条约体系来救亡图存的努力彻底宣告失败。从这里可以看出，中日两国在近代对国际环境的理解和把握上也出现了巨大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导致了中日两国在面对俄国东扩时所出现的不同反应。
　　
　　
　　
　　
　　
　　
　　

第六个论题:
　　关于鼓励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赴海外就业的提案
　　
　　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正在深刻影响着我国的经济形势，我国出口出现大幅度下跌，南方许多出口加工型企业都减少员工雇佣数量；大批来自中西部省份的农民工从沿海地区返乡，这种“倒流”现象是极不正常的，将大大减缓我国正在推进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导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重新扩大，使未来农业规模经营变得很困难，非常不利于我国正在进行的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农业的发展，将给我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带来巨大的阻力。根据国家统计局日前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2008年，全国离开本乡镇外出就业的农民工总量大概是1.3亿人，据测算，有15.3%的农民工现在失去了工作或者没有找到工作，人数达2000万。
　　针对上述问题，为开辟农民工新的就业渠道,我们认为国内就业问题应当“全球化”视野下考虑，特提出如下建议：
　　一、利用我国的农垦系统与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开展农业技术合作，带动中国农民工出国打工、种地、定居、创业。
　　 我国很多省份都有一整套完整的农垦系统，可以考虑将这些机构逐步改制为大型的农业公司或农业投资公司，在非洲拉美等地区开展国际农业经济技术合作。这种国际合作能够将我国国内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引向国际就业市场，减缓我国国内因为农民工返乡问题带来的压力，为国内出现的农民工返乡问题提供一条新的解决方式。可以考虑把赴海外租种土地或承包工程作为一个关键切入点，这样一来就有利于我国国内的剩余劳动力走向世界就业市场。
　　二、可以考虑由中投公司在非洲拉美地区开展大型农业开发投资，既可以引导我国农民工在海外就业，又可以开辟外汇储备对外投资的新渠道。
　　我们现在的国际投资战略，应该紧紧结合当前的国内就业问题，尤其是农民工就业难的问题，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就业市场，为农民工出国就业创业提供服务。资本和劳动力完全可以结合起来“走出去”。 中投公司内部可以成立专门的负责国际农业投资开发的部门，也可以考虑成立专门的农业投资子公司，在非洲拉美等地承租大片的可耕种土地，然后招聘国内的农民工去发展规模农业开发。这样一来，既可以解决部分农民工在国内无法就业的问题，将中国农民工就业的问题推向全世界；又可以开辟我国国际投资的新空间，扩大我国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影响力。
　　三、在宣传报道方面，建议中央电视台和其他中央级媒体开辟专栏，全面报道中国农民在非洲拉美等国家创业的情况，同时加大海外就业方面的信息传播力度。
　　我国很多农民都有出国发展的意愿，但是对海外的很多情况都不熟悉。我国媒体在报道农民工在国内创业就业信息的同时，应该大力提供海外的就业机会和创业商机。我国人口压力很大，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大批中国人走出国门创业定居是今后的必然趋势，这是个很重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我国媒体的宣传报道应该从战略角度和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高度考察国内剩余劳动力走向国际就业市场的问题，扎扎实实做好“走出去”战略的引导工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向国际市场服务。
　　四、对于赴海外自主择业的农民工，有关部门应做好贷款资金支持和社会保障工作。
　　我们建议，自筹资金不足的出国打工农民工，可申请不超过10万元的小额担保贷款，并由政府财政予以全额贴息，将小额信贷作为出国务工的启动资金，鼓励返乡农民工借助贷款方式“走出去”。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这项政策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
　　鼓励更多农民工“走出去”同时，必须提供必要的保险保障。应结合海外劳务输出现状，开发在海外推广应用的保险产品，为外出农民提供意外险、医疗险等保险服务；建议采取“政府资助引导、商业保险运作”的方式，由政府对出国务工农民购买保险给予一定比例的财政补贴，让农民工以更少的钱获得更高程度的保障，引导农民工积极购买保险，为农民工“走出去”提供有效的“保驾护航”；规定出国务工参加社会保险、按时缴纳养老保险金的农民工，返乡后可继续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最大程度减少外出务工者后顾之忧。
　　五、相关政府部门应做好出国培训工作、护照办理工作、外交服务工作。
　　国内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由于经济水平和教育水平的局限，对国际经济政治知识缺乏了解，在出国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许多现实困难。我国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该做好语言培训和技术培训等工作，为中国劳动力进入世界就业市场提供培训服务。
　　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尽量简化农民工的护照办理手续和其他出国手续。目前一个农民工要走出去，办理包括体检、培训、签证、机票等各项手续的费用，至少要花到1-2万元，高的甚至可达3-5万，这笔钱对很多农村劳务工人来说，无疑是非常沉重的经济负担。为促进更多的农民工“走出去”，必须要尽一切可能简化出国手续和降低出国成本。
　　外交部门应该尽量解决农民工去非洲拉美等国家的签证问题，争取更多的非洲拉美国家给予中国“免签证”政策或“落地签”政策。同时要在海外使馆设立专门的部门，协助解决我国农民工在海外遇到的种种困难。
　　

第七个论题:
　　关于国际金融危机应对战略的深度分析(上中下)
　　
　　上篇:把握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历史机遇
　　
　　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正在深刻影响着我国的经济形势，由于我国的出口正在出现大幅度的下跌，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工厂的倒闭带来了农民工失业返乡的问题，就业机会的减少将带来大规模的社会问题。既然西方国家可以把金融危机的影响带到中国，那我们也应该考虑把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问题推向全世界。
　　
　　一、农民工返乡是在“开倒车”
　　 20世纪的几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都是西方国家金融政策的错误和金融市场管制的失灵，发达国家总是试图把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而言，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直接后果就是欧美国家消费中国产品的能力出现锐减，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外贸出口。南方许多出口加工型企业都在减少员工雇佣数量，部分企业已经停工破产。大批的来自中西部省份的农民工在09年春节到来之前已经提前从沿海地区返乡，这种“倒流”现象是极不正常的，将大大减缓我国正在迅速推进的工业化进程，大大减缓我国的城市化速度。中央出台的农村土地流转政策主要目的在于鼓励农村地区开展大规模机械化农业，使留在农村的农民能够迅速富裕起来，实现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农民工返乡的新情况，将导致我国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数量重新扩大，使未来的农业规模经营变得很困难。这种现象非常不利于我国正在进行的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农业的发展，将给我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带来巨大的阻力。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有效的处理方式，这种“开倒车”的形势在短期内将得不到扭转，将会给我国的现代化道路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二、国内就业问题应当“全球化”
　　1、我国对外投资战略的目标定位应该要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就是为国内失去就业机会的农民工开辟一条全球性的就业道路。从发达国家的国际投资发展路径来看，来自企业的国际投资是主体，大型跨国公司的国际投资更是重中之重。目前，我国很多企业都有强烈的海外投资意愿，但是又有太多的种种顾虑，包括不熟悉海外的经济法律制度、缺乏国际投资经验、担心海外投资中遭遇政治障碍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在法律法规制度、金融资本支持、外交外事服务、信息系统管理等方面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和支持。我国国际投资的目标定位应该是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化独立运营为手段，以各级政府部门的支持为背景，统筹考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带动我国的商品、资本、劳动力等走向世界，实现投资收益的最大化。在这里，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全球化尤其要重点考虑，为国内出现的农民工返乡问题提供一条新的解决方式。
　　 2、中国的国际投资很多是通过国外资本市场进行的，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中投公司对美国黑石基金的投资。但是从最近的情况来看，这些投资的效果都没有我们设想的明显，投资的风险却又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另外一个例子是购买美国的国债，这样一来能避免较高的投资风险，但是这种投资的收益率又比较低。在西方国家资本市场遭受金融危机重创的背景下，我们应该更加注重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轻工业、矿产资源开采、服务业等方面的直接投资；这些产业的投资一般都具有较高的收益率，完全符合国际投资商业化市场化的要求。这种海外投资能够将我国国内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引向国际就业市场，减缓我国国内因为农民工返乡问题带来的压力，确保我国国内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不被中断，有利于推进我国正在实施的“走出去”战略，有利于解决我国人口多资源少的矛盾，有利于推动中华民族的全球化和中华文明的全球化。我国的对外投资还要有利于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税收和民众收入，能为被投资国提供急需的农产品和轻工业产品，实现我国企业和被投资国政府、被投资国民众之间的“双赢”。
　　三、资本和劳动力必须要结合起来“走出去”
　　 1、我国的主权财富基金由中央政府直接运作，在海外的投资收购中，受到了很大的来自各方面的国际压力。坚持投资主体多元化，支持商业化市场化运作，将有利于降低我国的海外投资面临的种种国际政治阻力。例如，我国很多省份都有一整套完整的农垦系统，都是由政府部门具体管理，可以考虑将这些机构逐步改制为大型的农业公司或农业投资公司，通过股份制改造来优化资本结构并同时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然后重点考虑对海外地区进行农业投资，开展国际农业经济技术合作。这种投资以市场化为导向，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独立经营自负盈亏， 可以很好地解决深层次的经济体制问题，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国际社会的经济政治阻力，并为我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难问题探索一条新的道路。象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要顺利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在世界上也没有先例。我们现在的国际投资战略，应该紧紧结合当前的国内就业问题，尤其是农民工就业难的问题，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就业市场，为农民工出国就业创业提供服务。
　　2、从“走出去”战略的高度考察国际投资策略。由于过去500年欧洲人的殖民主义扩张，当今世界的大部分领土和自然资源都掌握在欧美俄等国手中，中国作为21世纪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国内GDP的高速增长一直受到人口、资源、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这种制约越来越明显，我国对海外的投资战略完全可以为“走出去”战略提供经济支持和物质保证。我国对海外的投资战略，在宣传报道上可以注重经济层面，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全球化国际化的口号不能放弃；同时必须要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为我国的走出去战略服务。现在西方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的霸权，宣传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尽一切可能限制中国的复兴，通过一整套西方的游戏规则来阻挠中国人和中国商品走向国际市场。我国人口压力很大，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大批中国人走出国门创业定居是今后的必然趋势，这是个很重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我国的海外投资完全可以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向国际市场服务。
　　3、文化差异是西方国家给中国海外投资施加阻力的重要借口。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学习日本的经验：即使日本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剧烈变动时，它总是能迅速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社会形势，在1853年面对西方国家的突然入侵时，以及在1945年战败后面临国家危机时，都是如此。日本在近代历史上不但避免了像中国一样被俄国侵占大片领土的悲惨局面，还能在后来的日俄战争中彻底打败俄国。从19世纪后期的明治维新到1902年开始的为期20年的英日同盟，再到太平洋战争之后，日本都是一个能深深地借鉴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我们和西方的文化差异经常成为西方国家攻击中国海外投资行为的理由和借口。我国的海外投资战略在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应该象日本那样具有迅速调整自己并与时俱进的能力，认真研究并学习借鉴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
　　 4、国内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由于经济水平和教育水平的局限，对国际经济政治知识缺乏了解，在出国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许多现实困难。国内各级政府部门应该做好信息支持和语言培训等工作，为中国劳动力进入世界就业市场提供全方位服务。政府部门的作用在于让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能“出得去”，出去后能“站得稳”，能尽快在海外取得较高的预期经济收入。伴随着我国资本对国际市场的投资，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步伐肯定会加快，这一趋势是欧美等发达国家不愿意看到的。现在西方国家在宣传“人权高于主权”等意识形态的同时，又利用签证护照等国家行为限制中国人走向世界，就是最好的证明。我国应该在外交工作和国际金融合作等方面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中国的劳动力能顺利走向国际就业时市场。由于中国现在具有比较充沛的外汇储备、数量庞大的返乡农民工、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梦想正在逐步变为现实。我们要利用金融危机中出现的“有利时机”，在这个国际经济政治剧烈变动的时代，扩大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国际影响力，推动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进程。
　　
　　

中篇: 全球金融危机环境中我国国际投资战略分析
　　
　　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正在深刻影响着我国的经济形势，由于我国的出口正在出现大幅度的下跌，扩大投资和拉动消费成为了我国确保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手段。但是，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工厂的倒闭带来的农民工失业返乡的问题，却不是短期内所能解决的。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就业机会的减少将带来大规模的社会问题。不管是出于经济层面的考虑，还是出于政治层面的考虑，这些问题都是我们未来几年必须认真面对并加以解决的重要难题。
　　一、当前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的若干不利影响
　　1、滞后我国的工业化进程
　　 20世纪的几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都是西方国家金融政策的错误和金融市场管制的失灵，发达国家总是试图把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而言，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直接后果就是欧美国家消费中国产品的能力出现锐减，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外贸出口。从现在的情况观察，南方劳动密集型工厂地区的生产经营出现了很大的困难，许多出口加工型企业都在减少员工雇佣数量，部分企业已经停工破产。大批的来自中西部省份的农民工在09年春节到来之前已经提前从沿海地区返乡，这种“倒流”现象是极不正常的，将大大减缓我国正在迅速推进的工业化进程。从中国的周边地区来看，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和7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地区，都出现了大量农业人口向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转移的潮流，这直接推动了这些地区的工业化进程。我国从90年代开始，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工业部门的现象，这是我们走向工业化阶段的必经之路，截至2007年底，我国的工业化率指标为43.03%。但如果处理不当，当前的农民工返乡问题有可能使中国正在进行的工业化进程出现停滞和倒退，对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带来相当大的困难和风险。
　　
　　 2、减缓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从当今世界各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来看，与工业化进程相伴随的都是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中国作为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水平都偏低。改革开放之初1978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仅为17.92%，最近十多年以来，由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的劳动密集型工厂就业，使我国的城市化比重逐年增加，截至2007年底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已达44.9%。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我国的城市化比重将会逐渐上升，但突然爆发的金融危机和农民工返回农村，将会大大减缓我国的城市化速度。如果没有有效的处理方式，这种“开倒车”的形势在短期内将得不到扭转，将会给我国的现代化道路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3、给我国的农村现代化进程带来不利影响
　　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非常迅速，吸引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力就业，留在农村的农业劳动力数量逐步减少，给我国农村发展农业规模经营和农业机械化开辟了广阔空间。200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文件指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
　　中央出台的关于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措施，就是根据这个新的形势出台的举措，主要目的在于鼓励农村地区开展大规模机械化农业，使留在农村的农民能够迅速富裕起来，实现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但是，由于这一波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不断扩大，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了农民工返乡的新情况，这将导致我国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数量重新扩大，使未来的农业规模经营变得很困难。这种现象非常不利于我国正在进行的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农业的发展，将给我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带来巨大的阻力。
　　
　　二、利用我国对外投资解决国内经济问题的可行性
　　1、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可以成为我国对外投资的重要目标定位
　　当今世界，商品、资金、人员、技术、以及思想，都在以一种越来越快的速度穿越民族国家疆界。整个世界正在迅速地相互连接在一起，正在越来越紧密地连成一个一体化的共同体和市场。我们在对西方国家的宣传上，应该从经济全球化时代下的国际经济关系着眼，多从融合、互利、共赢、一体化、经济要素自由流动等角度出发，尽量减少西方人心理上对中国人的不必要的隔阂障碍。例如，专业化、商业化和独立化，是各国进行海外投资时在国际上经常宣传的基本原则；但是其背后都往往隐藏着巨大的政治动机，很多经济界人士往往忽略这一点。在当前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下，我国国际投资的投资目标和投资策略，远比我们设想的要错综复杂。我国对外投资战略的目标定位应该要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就是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进行经济扩张，为国内失去就业机会的农民工开辟一条全球性的就业道路。
　　我国面对金融危机带来的诸多不利影响，开展国际投资时必须要结合国内的具体情况统筹考虑。从发达国家的国际投资发展路径来看，来自企业的国际投资是主体，大型跨国公司的国际投资更是重中之重。目前，我国很多企业都有强烈的海外投资意愿，但是又有太多的种种顾虑，包括不熟悉海外的经济法律制度、缺乏国际投资经验、担心海外投资中遭遇政治障碍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部门应该在法律法规制度、金融资本支持、外交外事服务、信息系统管理等方面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和支持。我国国际投资的目标定位应该是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化独立运营为手段，以各级政府部门的支持为背景，统筹考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带动我国的商品、资本、劳动力等走向世界，实现投资收益的最大化。在这里，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全球化尤其要重点考虑，为国内出现的农民工返乡问题提供一条新的解决方式。
　　
　　2、中国对外投资的具体方式需要综合考虑国内经济问题
　　中国的国际投资很多是通过国外资本市场进行的，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中投公司对美国黑石基金的投资。但是从最近的情况来看，这些投资的效果都没有我们设想的明显，投资的风险却又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另外一个例子是购买美国的国债，这样一来能避免较高的投资风险，但是这种投资的收益率又比较低。因此，我们的对外投资方式必须要进行一定的调整，走多元化道路。
　　在西方国家资本市场遭受金融危机重创的背景下，我们应该谨慎进行对国际资本市场的投资，更加注重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轻工业、矿产资源开采、服务业等方面的直接投资。首先，非洲拉美国家的这些产业急需海外资金，中国充足的外汇储备完全可以为这些国家的基础产业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来源。并且，这些产业的投资一般都具有较高的收益率，完全符合国际投资商业化市场化的要求。其次，与非洲拉美国家开展这些产业的合作，能够将我国国内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引向国际就业市场，减缓我国国内因为农民工返乡问题带来的压力，确保我国国内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不被中断。此外，大力开展此类投资，有利于推进我国正在实施的“走出去”战略，有利于解决我国人口多资源少的矛盾，有利于推动中华民族的全球化和中华文明的全球化。
　　
　　
　　3、我国已经拥有一批可以“走出去”的复合型人才
　　对海外投资与对国内投资的差异很大，必须拥有一支既了解中国，又熟悉国际市场，对国际经济政治拥有敏锐判断力和丰富国际投资经验的优秀管理团队，尤其是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方面的专业人士。尤其要指出一点，对海外投资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在这个管理团队中，只会分析经济收益不会分析政治收益的人，不能称为人才；只会进行财务分析不会进行国际关系分析的人，也不是人才。我们需要的是既熟悉国际经济事务又熟悉国际政治事务的综合型管理团队。
　　过去三十年，我国培养了一大批熟悉国际金融的专门人才，这给我们开展海外投资提供了雄厚的人才基础。当代的国际投资已经超越了经济问题的范畴，直接涉及到了复杂的国际政治问题。我国要想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实现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最大化，应该培养一批国际经济政治方面的复合型人才。这个复合型人才团队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未来要做的就是立足于这个基础，在国际投资实践工作中逐步摸索和完善理论指导体系，大型企业应该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未来我国国内的大批劳动力伴随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走向世界，必然面临更加错综复杂的管理难题，这就要求我们的国际投资管理人员拥有更加全面的知识储备和实践工作能力。
　　
　　4、部分国际投资障碍可以得到有效化解
　　由于可能的政府背景及各国的产业保护政策，海外投资运作过程中必然会遭遇到很多障碍。西方国家指责集中于政治意图方面。对政治意图的指责体现为，可通过以投资控股为目的的战略性投资体现本国的政治、战略和经济等综合目的，其投资可能危害到东道国的国家利益甚至是国家安全。例如，目前我国主权财富基金并非全球资本金规模最大的主权基金，而且资金规模相当于GDP的比重远远低于多数国家的水平，但自其成立以来，已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普遍关注。其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作为拥有全球最大国际储备规模的发展中大国，增长潜力巨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主权财富基金投资背后可能有的战略目的或地缘政治目的相当警惕，正在积极催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调查各国主权基金的行为，并制定规章来约束这些基金。
　　能否有效化解国际障碍，是决定我国对外投资战略成败的关键。我国在未来的对外投资应该将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作为重点，鼓励和资助国内的农业企业或工矿企业去投资，这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在西方国家投资时面临的若干障碍和阻力。可以考虑把赴海外租种土地或承包工程作为一个关键切入点，这样一来就有利于我国国内的剩余劳动力走向世界就业市场；同时，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要有利于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税收和民众收入，能为被投资国提供急需的农产品和轻工业产品，实现我国企业和被投资国政府、被投资国民众之间的“双赢”。
　　
　　三、我国国际投资未来发展战略分析
　　 作为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我国推行外汇储备多元化，并将一部分外汇资产转化为海外投资，选择高收益的产业开展资本输出，应该说是理性的选择。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质疑，及上述多方面的挑战，我国应借鉴他国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在法制监督、投资程序、风险控制、人才管理等方面进行完善。
　　 1、坚持投资主体多元化，支持商业化市场化运作
　　我国的海外投资刚刚起步，就遇到了不少国际经济政治障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投资主体没有实现多元化。例如，我国的主权财富基金由中央政府直接运作，在海外的投资收购中，尤其是对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进行的战略投资中，受到了很大的来自各方面的国际压力。
　　为了化解种种海外投资障碍，我们应该鼓励各种各样的投资主题进行国际投资，分散风险。国家政府部门在国际投资过程中，主要发挥宏观指导和政策支持的作用。在我国国际投资的具体运作方面，坚持市场化、独立性原则，自主决策和运营。这种架构将有利于降低我国的海外投资面临的种种国际政治阻力。例如，我国很多省份都有一整套完整的农垦系统，都是由政府部门具体管理，可以考虑将这些机构逐步改制为大型的农业公司或农业投资公司，通过股份制改造来优化资本结构并同时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然后重点考虑对海外地区进行农业投资，开展国际农业经济技术合作。这种投资以市场化为导向，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独立经营自负盈亏， 可以很好地解决深层次的经济体制问题，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国际社会的经济政治阻力，并为我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难问题探索一条新的道路。
　　
　　 2、我国国际投资战略与解决国内就业问题相结合
　　 当前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农民工就业问题，将是困扰我国未来几年能否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变量。如果解决得不好，将严重减缓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的进程，直接影响我国的总体发展战略。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欧洲各国在19世纪通过全球殖民扩张和对外移民缓解了就业压力，为20世纪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日韩等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在二战后也都面临过此类问题，但由于农民总数较低，问题都没有我国严重，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都没有被打断。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农民工总数非常庞大；象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要顺利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在世界上也没有先例。
　　 现在的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如果处理不好，将有可能迟滞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的进程。我们现在的国际投资战略，应该紧紧结合当前的国内就业问题，尤其是农民工就业难的问题，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就业市场，为农民工出国就业创业提供服务。我国的很多农业企业和农业技术开发公司，在国内受到土地资源的限制，不能大规模实行农业机械化耕作，失去了做大做强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应该对这些农业企业增加金融支持和信息服务，鼓励它们走出国门，走向非洲和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在海外开展农业开发和国际农业经济技术合作。我国农村的部分剩余劳动力也可以在中国农业企业国际投资战略下走出国门，减少我国国内的就业压力。此外，我国沿海地区的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了降低土地、人工、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成本，也可以逐步往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同时带动部分农民工出国就业。这样一来，既可以解决部分农民工在国内的就业问题，又扩大了我国国际投资战略的新空间。
　　3、从“走出去”战略的高度考察国际投资策略
　　由于过去500年欧洲人的殖民主义扩张，当今世界的大部分领土和自然资源都掌握在欧美俄等国手中，著名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把殖民主义的扩张描述为“西方文明的扩张”，并把其原因归结为：经济扩张、技术发展、资本主义的出现、民族君主国家的崛起等等。中国作为21世纪初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国内GDP的高速增长一直受到人口、资源、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这种制约越来越明显。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发展需要，为了中国经济能够继续保持速度较快的增长势头，为了缓解人口、资源、环境等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不利影响，中央提出了“走出去”战略的伟大构想。我国对海外的投资战略完全可以为“走出去”战略提供经济支持和物质保证。
　　我国对海外的投资战略，在宣传报道上可以注重经济层面，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全球化国际化的口号不能放弃；同时必须要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为我国的走出去战略服务。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我们的海外直接投资必须以高科技行业为主，坚持不懈地大力学习引进他们的先进科技，力争使我国的科技水平早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对非洲拉美中东等发展中国家，以获取战略性原材料为主，同时兼顾文化教育交流等方面的投资。对东南亚国家的投资应有利于发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实现东亚经济一体化提供资金支持。对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投资，要综合考虑我国与这些国家的特殊政治经济关系和历史文化联系，实现经济收益和政治收益的双赢。现在西方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的霸权，宣传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尽一切可能限制中国的复兴，通过一整套西方的游戏规则来阻挠中国人和中国商品走向国际市场。我国人口压力很大，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大批中国人走出国门创业定居是今后的必然趋势，这是个很重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我国的海外投资完全可以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向国际市场服务。
　　
　　4、努力将海外投资中的国际经济政治阻力降到最低
　　打消被投资国的政治疑虑和基于保护主义的投资障碍，要做的工作很多。为减少东道国的政治阻力，也可通过控制投资比例来实现。任何国家政府对战略性行业企业的控股权均非常重视，都担心战略性行业企业被外国公司控制，对于来自中国的国际投资更是如此。因而在进入发达国家战略性行业谋求股权投资时，同样应进行商业模式运作，以资本回报率最大化为目标，不一定要追求直接或间接控股，以缓解东道国“金融保护主义”的抵触情绪。
　　经济政治体制的差异是西方国家给中国海外投资施加阻力的重要借口。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学习日本的经验：即使日本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剧烈变动时，它总是能迅速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社会形势，在1853年面对西方国家的突然入侵时，以及在1945年战败后面临国家危机时，都是如此。日本在近代历史上不但避免了像中国一样被俄国侵占大片领土的悲惨局面，还能在后来的日俄战争中彻底打败俄国。从19世纪后期的明治维新到1902年开始的为期20年的英日同盟，再到太平洋战争之后，除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民族主义政权时期之外，日本都是一个能深深地借鉴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我们和西方在经济政治体制上存在很大差异，这本来是很正常的的事情，却经常成为西方国家攻击中国海外投资行为的理由和借口。我国的海外投资战略在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应该尽可能地把外部的国际经济政治阻力降到最低；我们应该象日本那样具有迅速调整自己并与时俱进的能力，认真研究并学习借鉴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
　　缺乏透明度是发达国家对我国海外投资开展批评的重要目标，因而保持何种披露的透明度也是我国国际投资战略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关于信息披露的透明度问题，首先必须指出的是，提高透明度与提高投资收益率往往是矛盾的，如何在透明度和商业利益之间寻求平衡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的执行原则应该是在不损害经济政治利益的前提下，适当提高投资行为的透明度。具体实施时，对于信息披露应区别对待，例如，关于公司治理结构及一级市场投资，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保守秘密，因此可考虑完全透明化；而对于公司在二级市场上的资产组合，对外披露风险很大，按照行业惯例在投资过程中应当保密，可在交易已产生确定的结果时进行事后披露。透明度问题不应是单边要求，我们不应被动接受他国家提出的透明度要求，为保证我们的平等权利，应积极参与到当前国际行为准则的制订过程中去，与其他国家加强沟通合作，加强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OECD、欧盟等国际性或区域性组织的紧密协调，共同建立良好的国际投资秩序，为自己争取到平等的投资环境。而且，在鼓励我国资本走出去的同时，我们也要在市场准入的安全审查中坚持对等原则，始终将我们的国家安全以及保持竞争优势放在维护国家利益的首位，加强对国外资本在我国境内投资行为的跟踪监测分析，有效防范国外政府借助国际投资实现其政府政策、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扩张，为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提供安全的保障。
　　
　　5、政府部门应该在中国对外投资和“走出去”战略中发挥引导和保障的作用
　　 在中国资本和劳动力“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国内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的作用不应该是直接参与具体事务，而应该重在宏观引导和提供各种服务保障。在引导方面，主要是完善法律法规制度、提供各类国际经济信息、开展海外务工的培训工作等等。目前我国国内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国内既然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那“走出去”发展必然将会摆上日程。但是，我国国内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由于经济水平和教育水平的局限，加上对国际经济政治知识缺乏了解，在出国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许多现实困难。国内各级政府部门应该做好信息支持和语言培训等工作，并且应该从国家的长远战略需要考虑，出台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支持措施，为中国劳动力进入世界就业市场提供全方位服务。这里要注意的是，为了防止西方国家鼓动中国威胁论，为了让中国劳动力能更方便地走向世界，中国的政府部门不宜直接参与某些过于具体的操作，而应该着眼于如何建设一个有利于中国农民工参与国际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服务平台。在保障方面，政府部门的作用在于让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能“出得去”，出去后能“站得稳”，能尽快在海外取得较高的预期经济收入。伴随着我国资本对国际市场的投资，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步伐肯定会加快，这一趋势也肯定是欧美等经济发达国家不愿意看到的。现在很多西方国家在宣传“人权高于主权”等意识形态的同时，又利用签证护照等国家行为限制中国人走向世界，就是最好的证明。我国政府部门应该在外交工作和国际金融合作等方面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中国的劳动力能顺利走向国际就业时市场；同时还应该为已经走出去的中国劳动力提供海外工作和生活的外交服务，关注海外中国劳动力的经济收益和生活状况，使中国劳动力走向世界的道路更加安全平坦。由于中国现在具有比较充沛的外汇储备、数量庞大的返乡农民工、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梦想正在逐步变为现实。只要国内各级政府部门能认真负责地全盘研究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利弊得失，从战略角度和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高度考察当前出现的农民工返乡现象和国内剩余劳动力走向国际就业市场的关系，扎扎实实做好“走出去”战略的引导和保障工作，我们就能够把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危害降到最低；同时，我们还能够利用金融危机中出现的“有利时机”，在这个国际经济政治剧烈变动的时代，扩大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国际影响力，推动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进程。
　　

楼主高啊，分析的有理有据啊

下篇：当前经济形势需要婴儿潮和农民工全球化！（马上见效）
　　
　　一、关于扩大内需问题！
　　 当前经济形势严峻，整天说扩大内需，但是效果很不明显。老百姓不敢花钱，怎么办？现在才说通过完善医疗和养老等社会保障体制来解除大家消费的后顾之忧，太慢了！西方历史上最快的刺激内需方法就是婴儿潮！
　　 1、目前最快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即改革计划生育政策，城市准许生二胎，农村可以生三胎！！！
　　 2、一个家庭多一个人，要增加多少开支，大家心里都知道。花在孩子身上的钱，父母都会舍得，比自己花钱还慷慨！
　　 3、小孩的服装、食品、玩具、医疗等个方面的消费都很大，正好可以挽救一下沿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4、全国将增加上千万的保姆、幼儿园教师，拉动就业。部分解决农民工返乡问题。
　　 5、多一个孩子后，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都会拼命去赚钱，为国家创造更多创业机会。
　　 6、有孩子后，许多城市父母肯定会买车以躲避拥挤的公交车，带孩子挤公交太可怜了。许多农村父母还会想着盖新房。这都是拉动内需啊！
　　 7、婴儿潮将带动巨大消费潮，不要政府去鼓励，大家会抢着花钱。甚至可以挽救国内因“毒奶粉事件”而岌岌可危的牛奶行业。
　　
　　二、关于南方的工厂倒闭问题！
　　1、珠三角不要再去争议是否应该救“落后生产力”的问题，没有任何意义，立即停止打着“解放思想”之类的无效宣传。
　　2、农民工回家是个大问题，因为他们回家也不能发财，还让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停滞下来，有百害无一利。
　　3、大量农民工从珠三角回家去种地，让农村土地流转的前景变得不可能，农业的规模经营也上不去，农村的现代化会遥遥无期！
　　4、怎么办！！！最佳的解决办法是将中国的三农问题全球化，也就是鼓励农民出国打工、移民、定居、创业、种地、、、、、、、
　　5、西方把金融危机带到中国，我们要将中国的三农问题带给西方！中国解决三农问题一定要有国际视野！
　　6、国内整天修机场、建造大飞机、大喊走出去战略，不就是为了让中国农民走向全世界吗？傻子都知道中央政府的想法。农民工出国，现在正是时候！
　　7、农民从中西部走到了珠三角，这已经是历史的进步，现在让农民回家种地是历史的错误，是对中华民族的犯罪，和当年明代的“禁海令”没有任何差别！
　　8、广州深圳不是整天说要建物流中心吗？我觉得还是先建造“人流中心”比较好，广州白云机场、深圳黄田机场，还有那个号称最大败笔的珠海机场，全部建造成为南方的农民工出国的中转基地。
　　9、至于大家关心的农民工没钱买机票的事情，最好解决！现在很多企业主拖欠农民工的工资，导致很多农民工闹事的群体性事件屡屡出现。地方政府为维护社会稳定以向中央交差，被迫代企业主偿付工资。这不是最好的办法。只是把问题暂时隐藏起来，还是个定时炸弹，随时会爆炸。
　　10、关于珠三角的企业破产问题和拖欠农民工的工资问题，其实地方政府完全可以为农民工买机票送其出国创业，这里就出现了三角债：“企业欠农民工的工资，农民工欠政府的机票钱”！最后由地方政府直接找企业要钱就可以了，要不到钱就做债转股，直接接管企业，再做个资产证券化，然后打包出售就可以了。中国的资产管理公司肯定会接手的。

第七个论题:
　　关于国际金融危机应对战略的深度分析(上中下)
　　
　　上篇:把握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历史机遇
　　
　　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正在深刻影响着我国的经济形势，由于我国的出口正在出现大幅度的下跌，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工厂的倒闭带来了农民工失业返乡的问题，就业机会的减少将带来大规模的社会问题。既然西方国家可以把金融危机的影响带到中国，那我们也应该考虑把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问题推向全世界。
　　
　　一、农民工返乡是在“开倒车”
　　 20世纪的几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都是西方国家金融政策的错误和金融市场管制的失灵，发达国家总是试图把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而言，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直接后果就是欧美国家消费中国产品的能力出现锐减，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外贸出口。南方许多出口加工型企业都在减少员工雇佣数量，部分企业已经停工破产。大批的来自中西部省份的农民工在09年春节到来之前已经提前从沿海地区返乡，这种“倒流”现象是极不正常的，将大大减缓我国正在迅速推进的工业化进程，大大减缓我国的城市化速度。中央出台的农村土地流转政策主要目的在于鼓励农村地区开展大规模机械化农业，使留在农村的农民能够迅速富裕起来，实现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农民工返乡的新情况，将导致我国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数量重新扩大，使未来的农业规模经营变得很困难。这种现象非常不利于我国正在进行的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农业的发展，将给我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带来巨大的阻力。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有效的处理方式，这种“开倒车”的形势在短期内将得不到扭转，将会给我国的现代化道路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二、国内就业问题应当“全球化”
　　1、我国对外投资战略的目标定位应该要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就是为国内失去就业机会的农民工开辟一条全球性的就业道路。从发达国家的国际投资发展路径来看，来自企业的国际投资是主体，大型跨国公司的国际投资更是重中之重。目前，我国很多企业都有强烈的海外投资意愿，但是又有太多的种种顾虑，包括不熟悉海外的经济法律制度、缺乏国际投资经验、担心海外投资中遭遇政治障碍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在法律法规制度、金融资本支持、外交外事服务、信息系统管理等方面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和支持。我国国际投资的目标定位应该是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化独立运营为手段，以各级政府部门的支持为背景，统筹考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带动我国的商品、资本、劳动力等走向世界，实现投资收益的最大化。在这里，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全球化尤其要重点考虑，为国内出现的农民工返乡问题提供一条新的解决方式。
　　 2、中国的国际投资很多是通过国外资本市场进行的，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中投公司对美国黑石基金的投资。但是从最近的情况来看，这些投资的效果都没有我们设想的明显，投资的风险却又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另外一个例子是购买美国的国债，这样一来能避免较高的投资风险，但是这种投资的收益率又比较低。在西方国家资本市场遭受金融危机重创的背景下，我们应该更加注重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轻工业、矿产资源开采、服务业等方面的直接投资；这些产业的投资一般都具有较高的收益率，完全符合国际投资商业化市场化的要求。这种海外投资能够将我国国内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引向国际就业市场，减缓我国国内因为农民工返乡问题带来的压力，确保我国国内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不被中断，有利于推进我国正在实施的“走出去”战略，有利于解决我国人口多资源少的矛盾，有利于推动中华民族的全球化和中华文明的全球化。我国的对外投资还要有利于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税收和民众收入，能为被投资国提供急需的农产品和轻工业产品，实现我国企业和被投资国政府、被投资国民众之间的“双赢”。
　　三、资本和劳动力必须要结合起来“走出去”
　　 1、我国的主权财富基金由中央政府直接运作，在海外的投资收购中，受到了很大的来自各方面的国际压力。坚持投资主体多元化，支持商业化市场化运作，将有利于降低我国的海外投资面临的种种国际政治阻力。例如，我国很多省份都有一整套完整的农垦系统，都是由政府部门具体管理，可以考虑将这些机构逐步改制为大型的农业公司或农业投资公司，通过股份制改造来优化资本结构并同时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然后重点考虑对海外地区进行农业投资，开展国际农业经济技术合作。这种投资以市场化为导向，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独立经营自负盈亏， 可以很好地解决深层次的经济体制问题，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国际社会的经济政治阻力，并为我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难问题探索一条新的道路。象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要顺利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在世界上也没有先例。我们现在的国际投资战略，应该紧紧结合当前的国内就业问题，尤其是农民工就业难的问题，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就业市场，为农民工出国就业创业提供服务。
　　2、从“走出去”战略的高度考察国际投资策略。由于过去500年欧洲人的殖民主义扩张，当今世界的大部分领土和自然资源都掌握在欧美俄等国手中，中国作为21世纪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国内GDP的高速增长一直受到人口、资源、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这种制约越来越明显，我国对海外的投资战略完全可以为“走出去”战略提供经济支持和物质保证。我国对海外的投资战略，在宣传报道上可以注重经济层面，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全球化国际化的口号不能放弃；同时必须要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为我国的走出去战略服务。现在西方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的霸权，宣传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尽一切可能限制中国的复兴，通过一整套西方的游戏规则来阻挠中国人和中国商品走向国际市场。我国人口压力很大，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大批中国人走出国门创业定居是今后的必然趋势，这是个很重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我国的海外投资完全可以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向国际市场服务。
　　3、文化差异是西方国家给中国海外投资施加阻力的重要借口。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学习日本的经验：即使日本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剧烈变动时，它总是能迅速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社会形势，在1853年面对西方国家的突然入侵时，以及在1945年战败后面临国家危机时，都是如此。日本在近代历史上不但避免了像中国一样被俄国侵占大片领土的悲惨局面，还能在后来的日俄战争中彻底打败俄国。从19世纪后期的明治维新到1902年开始的为期20年的英日同盟，再到太平洋战争之后，日本都是一个能深深地借鉴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我们和西方的文化差异经常成为西方国家攻击中国海外投资行为的理由和借口。我国的海外投资战略在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应该象日本那样具有迅速调整自己并与时俱进的能力，认真研究并学习借鉴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
　　 4、国内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由于经济水平和教育水平的局限，对国际经济政治知识缺乏了解，在出国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许多现实困难。国内各级政府部门应该做好信息支持和语言培训等工作，为中国劳动力进入世界就业市场提供全方位服务。政府部门的作用在于让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能“出得去”，出去后能“站得稳”，能尽快在海外取得较高的预期经济收入。伴随着我国资本对国际市场的投资，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步伐肯定会加快，这一趋势是欧美等发达国家不愿意看到的。现在西方国家在宣传“人权高于主权”等意识形态的同时，又利用签证护照等国家行为限制中国人走向世界，就是最好的证明。我国应该在外交工作和国际金融合作等方面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中国的劳动力能顺利走向国际就业时市场。由于中国现在具有比较充沛的外汇储备、数量庞大的返乡农民工、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梦想正在逐步变为现实。我们要利用金融危机中出现的“有利时机”，在这个国际经济政治剧烈变动的时代，扩大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国际影响力，推动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进程。
　　
　　

　中篇: 全球金融危机环境中我国国际投资战略分析
　　
　　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正在深刻影响着我国的经济形势，由于我国的出口正在出现大幅度的下跌，扩大投资和拉动消费成为了我国确保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手段。但是，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工厂的倒闭带来的农民工失业返乡的问题，却不是短期内所能解决的。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就业机会的减少将带来大规模的社会问题。不管是出于经济层面的考虑，还是出于政治层面的考虑，这些问题都是我们未来几年必须认真面对并加以解决的重要难题。
　　一、当前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的若干不利影响
　　1、滞后我国的工业化进程
　　 20世纪的几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都是西方国家金融政策的错误和金融市场管制的失灵，发达国家总是试图把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而言，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直接后果就是欧美国家消费中国产品的能力出现锐减，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外贸出口。从现在的情况观察，南方劳动密集型工厂地区的生产经营出现了很大的困难，许多出口加工型企业都在减少员工雇佣数量，部分企业已经停工破产。大批的来自中西部省份的农民工在09年春节到来之前已经提前从沿海地区返乡，这种“倒流”现象是极不正常的，将大大减缓我国正在迅速推进的工业化进程。从中国的周边地区来看，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和7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地区，都出现了大量农业人口向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转移的潮流，这直接推动了这些地区的工业化进程。我国从90年代开始，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工业部门的现象，这是我们走向工业化阶段的必经之路，截至2007年底，我国的工业化率指标为43.03%。但如果处理不当，当前的农民工返乡问题有可能使中国正在进行的工业化进程出现停滞和倒退，对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带来相当大的困难和风险。
　　
　　 2、减缓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从当今世界各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来看，与工业化进程相伴随的都是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中国作为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水平都偏低。改革开放之初1978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仅为17.92%，最近十多年以来，由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的劳动密集型工厂就业，使我国的城市化比重逐年增加，截至2007年底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已达44.9%。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我国的城市化比重将会逐渐上升，但突然爆发的金融危机和农民工返回农村，将会大大减缓我国的城市化速度。如果没有有效的处理方式，这种“开倒车”的形势在短期内将得不到扭转，将会给我国的现代化道路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3、给我国的农村现代化进程带来不利影响
　　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非常迅速，吸引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力就业，留在农村的农业劳动力数量逐步减少，给我国农村发展农业规模经营和农业机械化开辟了广阔空间。200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文件指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
　　中央出台的关于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措施，就是根据这个新的形势出台的举措，主要目的在于鼓励农村地区开展大规模机械化农业，使留在农村的农民能够迅速富裕起来，实现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但是，由于这一波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不断扩大，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了农民工返乡的新情况，这将导致我国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数量重新扩大，使未来的农业规模经营变得很困难。这种现象非常不利于我国正在进行的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农业的发展，将给我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带来巨大的阻力。
　　
　　二、利用我国对外投资解决国内经济问题的可行性
　　1、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可以成为我国对外投资的重要目标定位
　　当今世界，商品、资金、人员、技术、以及思想，都在以一种越来越快的速度穿越民族国家疆界。整个世界正在迅速地相互连接在一起，正在越来越紧密地连成一个一体化的共同体和市场。我们在对西方国家的宣传上，应该从经济全球化时代下的国际经济关系着眼，多从融合、互利、共赢、一体化、经济要素自由流动等角度出发，尽量减少西方人心理上对中国人的不必要的隔阂障碍。例如，专业化、商业化和独立化，是各国进行海外投资时在国际上经常宣传的基本原则；但是其背后都往往隐藏着巨大的政治动机，很多经济界人士往往忽略这一点。在当前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下，我国国际投资的投资目标和投资策略，远比我们设想的要错综复杂。我国对外投资战略的目标定位应该要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就是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进行经济扩张，为国内失去就业机会的农民工开辟一条全球性的就业道路。
　　我国面对金融危机带来的诸多不利影响，开展国际投资时必须要结合国内的具体情况统筹考虑。从发达国家的国际投资发展路径来看，来自企业的国际投资是主体，大型跨国公司的国际投资更是重中之重。目前，我国很多企业都有强烈的海外投资意愿，但是又有太多的种种顾虑，包括不熟悉海外的经济法律制度、缺乏国际投资经验、担心海外投资中遭遇政治障碍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部门应该在法律法规制度、金融资本支持、外交外事服务、信息系统管理等方面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和支持。我国国际投资的目标定位应该是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化独立运营为手段，以各级政府部门的支持为背景，统筹考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带动我国的商品、资本、劳动力等走向世界，实现投资收益的最大化。在这里，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全球化尤其要重点考虑，为国内出现的农民工返乡问题提供一条新的解决方式。
　　
　　2、中国对外投资的具体方式需要综合考虑国内经济问题
　　中国的国际投资很多是通过国外资本市场进行的，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中投公司对美国黑石基金的投资。但是从最近的情况来看，这些投资的效果都没有我们设想的明显，投资的风险却又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另外一个例子是购买美国的国债，这样一来能避免较高的投资风险，但是这种投资的收益率又比较低。因此，我们的对外投资方式必须要进行一定的调整，走多元化道路。
　　在西方国家资本市场遭受金融危机重创的背景下，我们应该谨慎进行对国际资本市场的投资，更加注重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轻工业、矿产资源开采、服务业等方面的直接投资。首先，非洲拉美国家的这些产业急需海外资金，中国充足的外汇储备完全可以为这些国家的基础产业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来源。并且，这些产业的投资一般都具有较高的收益率，完全符合国际投资商业化市场化的要求。其次，与非洲拉美国家开展这些产业的合作，能够将我国国内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引向国际就业市场，减缓我国国内因为农民工返乡问题带来的压力，确保我国国内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不被中断。此外，大力开展此类投资，有利于推进我国正在实施的“走出去”战略，有利于解决我国人口多资源少的矛盾，有利于推动中华民族的全球化和中华文明的全球化。
　　
　　
　　3、我国已经拥有一批可以“走出去”的复合型人才
　　对海外投资与对国内投资的差异很大，必须拥有一支既了解中国，又熟悉国际市场，对国际经济政治拥有敏锐判断力和丰富国际投资经验的优秀管理团队，尤其是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方面的专业人士。尤其要指出一点，对海外投资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在这个管理团队中，只会分析经济收益不会分析政治收益的人，不能称为人才；只会进行财务分析不会进行国际关系分析的人，也不是人才。我们需要的是既熟悉国际经济事务又熟悉国际政治事务的综合型管理团队。
　　过去三十年，我国培养了一大批熟悉国际金融的专门人才，这给我们开展海外投资提供了雄厚的人才基础。当代的国际投资已经超越了经济问题的范畴，直接涉及到了复杂的国际政治问题。我国要想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实现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最大化，应该培养一批国际经济政治方面的复合型人才。这个复合型人才团队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未来要做的就是立足于这个基础，在国际投资实践工作中逐步摸索和完善理论指导体系，大型企业应该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未来我国国内的大批劳动力伴随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走向世界，必然面临更加错综复杂的管理难题，这就要求我们的国际投资管理人员拥有更加全面的知识储备和实践工作能力。
　　
　　4、部分国际投资障碍可以得到有效化解
　　由于可能的政府背景及各国的产业保护政策，海外投资运作过程中必然会遭遇到很多障碍。西方国家指责集中于政治意图方面。对政治意图的指责体现为，可通过以投资控股为目的的战略性投资体现本国的政治、战略和经济等综合目的，其投资可能危害到东道国的国家利益甚至是国家安全。例如，目前我国主权财富基金并非全球资本金规模最大的主权基金，而且资金规模相当于GDP的比重远远低于多数国家的水平，但自其成立以来，已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普遍关注。其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作为拥有全球最大国际储备规模的发展中大国，增长潜力巨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主权财富基金投资背后可能有的战略目的或地缘政治目的相当警惕，正在积极催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调查各国主权基金的行为，并制定规章来约束这些基金。
　　能否有效化解国际障碍，是决定我国对外投资战略成败的关键。我国在未来的对外投资应该将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作为重点，鼓励和资助国内的农业企业或工矿企业去投资，这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在西方国家投资时面临的若干障碍和阻力。可以考虑把赴海外租种土地或承包工程作为一个关键切入点，这样一来就有利于我国国内的剩余劳动力走向世界就业市场；同时，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要有利于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税收和民众收入，能为被投资国提供急需的农产品和轻工业产品，实现我国企业和被投资国政府、被投资国民众之间的“双赢”。
　　
　　三、我国国际投资未来发展战略分析
　　 作为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我国推行外汇储备多元化，并将一部分外汇资产转化为海外投资，选择高收益的产业开展资本输出，应该说是理性的选择。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质疑，及上述多方面的挑战，我国应借鉴他国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在法制监督、投资程序、风险控制、人才管理等方面进行完善。
　　 1、坚持投资主体多元化，支持商业化市场化运作
　　我国的海外投资刚刚起步，就遇到了不少国际经济政治障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投资主体没有实现多元化。例如，我国的主权财富基金由中央政府直接运作，在海外的投资收购中，尤其是对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进行的战略投资中，受到了很大的来自各方面的国际压力。
　　为了化解种种海外投资障碍，我们应该鼓励各种各样的投资主题进行国际投资，分散风险。国家政府部门在国际投资过程中，主要发挥宏观指导和政策支持的作用。在我国国际投资的具体运作方面，坚持市场化、独立性原则，自主决策和运营。这种架构将有利于降低我国的海外投资面临的种种国际政治阻力。例如，我国很多省份都有一整套完整的农垦系统，都是由政府部门具体管理，可以考虑将这些机构逐步改制为大型的农业公司或农业投资公司，通过股份制改造来优化资本结构并同时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然后重点考虑对海外地区进行农业投资，开展国际农业经济技术合作。这种投资以市场化为导向，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独立经营自负盈亏， 可以很好地解决深层次的经济体制问题，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国际社会的经济政治阻力，并为我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难问题探索一条新的道路。
　　
　　 2、我国国际投资战略与解决国内就业问题相结合
　　 当前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农民工就业问题，将是困扰我国未来几年能否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变量。如果解决得不好，将严重减缓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的进程，直接影响我国的总体发展战略。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欧洲各国在19世纪通过全球殖民扩张和对外移民缓解了就业压力，为20世纪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日韩等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在二战后也都面临过此类问题，但由于农民总数较低，问题都没有我国严重，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都没有被打断。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农民工总数非常庞大；象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要顺利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在世界上也没有先例。
　　 现在的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如果处理不好，将有可能迟滞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的进程。我们现在的国际投资战略，应该紧紧结合当前的国内就业问题，尤其是农民工就业难的问题，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就业市场，为农民工出国就业创业提供服务。我国的很多农业企业和农业技术开发公司，在国内受到土地资源的限制，不能大规模实行农业机械化耕作，失去了做大做强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应该对这些农业企业增加金融支持和信息服务，鼓励它们走出国门，走向非洲和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在海外开展农业开发和国际农业经济技术合作。我国农村的部分剩余劳动力也可以在中国农业企业国际投资战略下走出国门，减少我国国内的就业压力。此外，我国沿海地区的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了降低土地、人工、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成本，也可以逐步往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同时带动部分农民工出国就业。这样一来，既可以解决部分农民工在国内的就业问题，又扩大了我国国际投资战略的新空间。
　　3、从“走出去”战略的高度考察国际投资策略
　　由于过去500年欧洲人的殖民主义扩张，当今世界的大部分领土和自然资源都掌握在欧美俄等国手中，著名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把殖民主义的扩张描述为“西方文明的扩张”，并把其原因归结为：经济扩张、技术发展、资本主义的出现、民族君主国家的崛起等等。中国作为21世纪初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国内GDP的高速增长一直受到人口、资源、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这种制约越来越明显。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发展需要，为了中国经济能够继续保持速度较快的增长势头，为了缓解人口、资源、环境等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不利影响，中央提出了“走出去”战略的伟大构想。我国对海外的投资战略完全可以为“走出去”战略提供经济支持和物质保证。
　　我国对海外的投资战略，在宣传报道上可以注重经济层面，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全球化国际化的口号不能放弃；同时必须要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为我国的走出去战略服务。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我们的海外直接投资必须以高科技行业为主，坚持不懈地大力学习引进他们的先进科技，力争使我国的科技水平早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对非洲拉美中东等发展中国家，以获取战略性原材料为主，同时兼顾文化教育交流等方面的投资。对东南亚国家的投资应有利于发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实现东亚经济一体化提供资金支持。对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投资，要综合考虑我国与这些国家的特殊政治经济关系和历史文化联系，实现经济收益和政治收益的双赢。现在西方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的霸权，宣传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尽一切可能限制中国的复兴，通过一整套西方的游戏规则来阻挠中国人和中国商品走向国际市场。我国人口压力很大，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大批中国人走出国门创业定居是今后的必然趋势，这是个很重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我国的海外投资完全可以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向国际市场服务。
　　
　　4、努力将海外投资中的国际经济政治阻力降到最低
　　打消被投资国的政治疑虑和基于保护主义的投资障碍，要做的工作很多。为减少东道国的政治阻力，也可通过控制投资比例来实现。任何国家政府对战略性行业企业的控股权均非常重视，都担心战略性行业企业被外国公司控制，对于来自中国的国际投资更是如此。因而在进入发达国家战略性行业谋求股权投资时，同样应进行商业模式运作，以资本回报率最大化为目标，不一定要追求直接或间接控股，以缓解东道国“金融保护主义”的抵触情绪。
　　经济政治体制的差异是西方国家给中国海外投资施加阻力的重要借口。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学习日本的经验：即使日本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剧烈变动时，它总是能迅速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社会形势，在1853年面对西方国家的突然入侵时，以及在1945年战败后面临国家危机时，都是如此。日本在近代历史上不但避免了像中国一样被俄国侵占大片领土的悲惨局面，还能在后来的日俄战争中彻底打败俄国。从19世纪后期的明治维新到1902年开始的为期20年的英日同盟，再到太平洋战争之后，除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民族主义政权时期之外，日本都是一个能深深地借鉴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我们和西方在经济政治体制上存在很大差异，这本来是很正常的的事情，却经常成为西方国家攻击中国海外投资行为的理由和借口。我国的海外投资战略在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应该尽可能地把外部的国际经济政治阻力降到最低；我们应该象日本那样具有迅速调整自己并与时俱进的能力，认真研究并学习借鉴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
　　缺乏透明度是发达国家对我国海外投资开展批评的重要目标，因而保持何种披露的透明度也是我国国际投资战略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关于信息披露的透明度问题，首先必须指出的是，提高透明度与提高投资收益率往往是矛盾的，如何在透明度和商业利益之间寻求平衡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的执行原则应该是在不损害经济政治利益的前提下，适当提高投资行为的透明度。具体实施时，对于信息披露应区别对待，例如，关于公司治理结构及一级市场投资，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保守秘密，因此可考虑完全透明化；而对于公司在二级市场上的资产组合，对外披露风险很大，按照行业惯例在投资过程中应当保密，可在交易已产生确定的结果时进行事后披露。透明度问题不应是单边要求，我们不应被动接受他国家提出的透明度要求，为保证我们的平等权利，应积极参与到当前国际行为准则的制订过程中去，与其他国家加强沟通合作，加强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OECD、欧盟等国际性或区域性组织的紧密协调，共同建立良好的国际投资秩序，为自己争取到平等的投资环境。而且，在鼓励我国资本走出去的同时，我们也要在市场准入的安全审查中坚持对等原则，始终将我们的国家安全以及保持竞争优势放在维护国家利益的首位，加强对国外资本在我国境内投资行为的跟踪监测分析，有效防范国外政府借助国际投资实现其政府政策、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扩张，为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提供安全的保障。
　　
　　5、政府部门应该在中国对外投资和“走出去”战略中发挥引导和保障的作用
　　 在中国资本和劳动力“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国内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的作用不应该是直接参与具体事务，而应该重在宏观引导和提供各种服务保障。在引导方面，主要是完善法律法规制度、提供各类国际经济信息、开展海外务工的培训工作等等。目前我国国内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国内既然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那“走出去”发展必然将会摆上日程。但是，我国国内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由于经济水平和教育水平的局限，加上对国际经济政治知识缺乏了解，在出国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许多现实困难。国内各级政府部门应该做好信息支持和语言培训等工作，并且应该从国家的长远战略需要考虑，出台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支持措施，为中国劳动力进入世界就业市场提供全方位服务。这里要注意的是，为了防止西方国家鼓动中国威胁论，为了让中国劳动力能更方便地走向世界，中国的政府部门不宜直接参与某些过于具体的操作，而应该着眼于如何建设一个有利于中国农民工参与国际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服务平台。在保障方面，政府部门的作用在于让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能“出得去”，出去后能“站得稳”，能尽快在海外取得较高的预期经济收入。伴随着我国资本对国际市场的投资，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步伐肯定会加快，这一趋势也肯定是欧美等经济发达国家不愿意看到的。现在很多西方国家在宣传“人权高于主权”等意识形态的同时，又利用签证护照等国家行为限制中国人走向世界，就是最好的证明。我国政府部门应该在外交工作和国际金融合作等方面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中国的劳动力能顺利走向国际就业时市场；同时还应该为已经走出去的中国劳动力提供海外工作和生活的外交服务，关注海外中国劳动力的经济收益和生活状况，使中国劳动力走向世界的道路更加安全平坦。由于中国现在具有比较充沛的外汇储备、数量庞大的返乡农民工、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梦想正在逐步变为现实。只要国内各级政府部门能认真负责地全盘研究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利弊得失，从战略角度和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高度考察当前出现的农民工返乡现象和国内剩余劳动力走向国际就业市场的关系，扎扎实实做好“走出去”战略的引导和保障工作，我们就能够把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危害降到最低；同时，我们还能够利用金融危机中出现的“有利时机”，在这个国际经济政治剧烈变动的时代，扩大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国际影响力，推动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