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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经济史的两个主要问题
本文见《财经》杂志2009年第20期 出版日期2009年09月28日
上帝创造经济世界的各种规律，似乎只是为了和经济学家们开个玩笑，让他们白费力气。在经济学领域，人们描述和预测经济世界的能力只是在1800年前后达到顶峰。工业革命后，利用经济模型来预测各国、各地收入和财富差异的能力越来越差。经济学变得更专业化。不断深化的研究生教育，培养了大批对复杂的经济模型和统计方法了如指掌的高水平经济学家。但是，自工业革命以来，我们陷入了一个陌生的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华丽的经济学理论在回答普通人提出的经济学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富有而另一些国家贫穷？将来世界各国的经济是否都能很好地增长——时几乎没有说服力。
我们的经济世界被各种经济学杂志的论文和著作包围，这些论文和书籍不但没有让我们对事物有更清楚的了解，反而更糊涂了。这些论文和书籍所构建的经济史，基本上没有遵循经济学的主要原理。在历史的洪流中，经济生活的推动力——地理、科技和劳动力效率——似乎与日常经济问题脱节了。
历史证明，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不能给仍在贫困线挣扎的国家提供多少启示。世界上并没有能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灵药，而复杂的经济改革也不能保证贫穷国家的经济能够复苏。事实证明，即便直接的经济援助也并不一定能促进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实施的能使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受益的惟一政策，就是对移民开放。
另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是，世界大部分地区人口福利的增长——儿童死亡率下降、成年人寿命周期延长、收入分配不均现象减少——并没使我们比祖先更快乐。尽管我强调过，在如今这个时代，收入是影响我们生活水平的重要因素，但是，收入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少快乐。
要证明上述观点很简单。我们可以对各国国民发放调查问卷，直接问他们有多快乐或者对现有生活状态的满意程度。尽管这种方法看似非常荒谬、原始，但除此之外，还能用什么方法衡量快乐呢？就单个国家而言，这种问卷的回答都与各种快乐的特征紧密相关。就所有国家而言，收入和快乐程度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在国家层面上，快乐程度和收入水平之间只有一点细微的联系。
为什么高收入并不能在长期内给各国带来更高的幸福程度？人们作了大量探讨。对此，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人们的幸福程度不是取决于收入的绝对水平，而是相对于参照群体而言的相对水平，相对收入是决定人们快乐程度的关键因素。很可能我们生来就不会知足常乐，而总是与身边的人攀比，只有自己做得更好时才会感到快乐。那些知足常乐的人，早在马尔萨斯时代就被淘汰了。
这是否意味着，过去几千年来，科技的巨大进步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均收入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没有任何意义呢？罗伯特·弗兰克提出，由于高收入和高消费所带来的快乐程度的增长，是以竞争中失败者的幸福损失为代价的，在所有国家提高收入水平的努力，都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因此，应该对在社会地位的竞争中取得胜利的富有者课以重税，以减少这种成本巨大的社会行为。但是，目前关于幸福程度的研究并不能给这种政策建议提供支持。加大富人的税收负担，可能会减少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但并不会提高社会整体的幸福程度。我们需要更多的证据，才能证明收入分配更平均的国家总体上幸福程度更高。
不过，关于幸福程度的研究，研究者发现当今世界的税收政策和马尔萨斯时期比较相似。在马尔萨斯时代，征税以满足统治者奢华的生活方式并没有特别巨大的社会成本。关于幸福程度的研究表明，在现代社会也存在上述现象——如果我们很注重科学研究、太空开发、公共艺术、高品质建筑等公共品，那么，无论经济成本多么巨大，我们还是应该通过征税来为其筹集资金。尽管我们的物质消费会因此减少，我们的幸福程度却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世界经济史充满了令人不解、出人意料的谜团。我们是谁以及我们的文化是怎么形成的，是世界经济史永恒的主题。如果不能真正理解（或者至少略微了解）这两个问题，我们就不能号称是地球上最聪明的生物。这两个问题就是：在历经1000多年的蛮荒之后，我们是怎么达到如今物质极度丰富的状态的？为什么仍有那么多国家无法登陆这片乐土呢？■
《应该读点经济史：一部世界经济简史》，（美）格里高利·克拉克著，李淑萍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本文摘自该书中文版结语，略有删改，题目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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