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动了我的好书：格林斯潘回忆录？

10月3号，星期三，我们又在哈斯特德的会议室碰头，还是讨论经济问题。再过了一个星期后，初请失业金人数更多了——又有517000人申请失业救济。此刻的我，决心已定。当我还在担心再度发生袭击的那段时间里，是无法知道情况到底会有多糟糕的，也不知道该如何未雨绸缪保护经济。现在，我对与会之人说：损失已经可以测算出来了，我们应该采取行动加以挽回，而且实施经济刺激正当其时。总额1000亿美元的一揽子措施看起来是蛮合适的——够多，但又不至于多得令经济过热从而导致利率上升。立法者们好象没有异议。
　　 当晚我回家，自以为态度鲜明表述清晰，促进了共识的达成：这1000亿美元的数字最初可是拉里提出来的啊！因此，当读到媒体对这次会议的报道*时，我大吃一惊。听上去似乎全是我一个人在唱独角戏。一方面，国会和政府当局对我言听计从的传闻，令我暗喜，另一方面，这些媒体的报道又让我如坐针毡。对扮演发号施令的角色，我向来不能处之泰然。从早年起，我就视自已为一个幕后的专家，一个命令的执行者而非号令者。1987年股灾的历练，使我能镇定自若地作出重要的决策。但是哪怕到今天，众目睽睽之下，我仍然手足无措。外向——那不是我的性格！
　　*比如，2001年19月15《时代杂志》报道：“格氏态度之转变予立法者以久盼之绿灯……白宫与两党领袖咸服格氏之衡论：新定之国用与减税总额应为岁入之百分之一也。此数，当有立竿见影之近效，无赤字膨胀之远忧，过则将遽致长期利率之抬升。”

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在大家眼里我说话很有影响力，但是911之后的那几个星期，并没有产生我所期望的效果。我此生最糟糕的一个预测也许就是“会再度发生恐怖袭击”之忧，而大家都以为是我开了绿灯的经济刺激，也并没有实施。它陷入政治泥潭裹足不前，直到2002年3月份才出台。这一揽子经济刺激不仅姗姗来迟几个月，而且对公共福利并没起多大作用——它成了一场说来叫人脸红的“政治分肥”闹剧而已。
　　 尽管如此，经济还是自我调整了。工业生产仅仅温和下降一个多月，十一月份便开始走出低谷。到了十二月，经济再次抬头增长，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出现回跌，并稳定在911之前的水平上。美联储的确在其中插了一手，不过，我们只是延续911之前的动作，不断降低利率，让大家更容易借钱和花钱而已。

　 眼看着自已的预期落空，我并不介意。因为911劫波过后，异乎寻常的经济反应，确认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实：我们的经济具备高度韧性，我对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所作的乐观陈述已然成为现实！挺过艰难的最初几周后，美国家庭和商业都缓过气来。我不禁自问：到底是什么东西催生了如此空前的经济韧性？
　　 自亚当·斯密时代以来，经济学家一直试图回答此类问题。我们认为现在拥有充足的资料来弄清楚全球化经济是怎么一回事，而当年，斯密不得不几乎两手空空地发明经济学，以评估18世纪复杂的市场经济发展状况。我远远比不上亚当·斯密，但我有着相同的求知欲，想弄明白推动我们时代的强大力量。

本书颇有几分侦探故事的味道。911之后，我明白，如果我的观点需要进一步的佐证，这个佐证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新世界——一个资本经济全球化的世界里，哪怕仅仅和25年前相比，它也是灵活得多，韧性得多，开放得多，更能自我调整和快速变化。这个世界向我们展示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机会和同样巨大的新挑战。《动荡年代》是我理解这个新世界本质的尝试：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个地步的？我们经历过什么？且不论是好是坏，到底有哪些东西已露端倪？只要有可能，我都会在回顾自已的经历时把本人的看法融入其中。我这样做是出于准确记录历史的责任感，如此一来，读者才可以了解本人思想的来龙去脉。本书因此而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我尽力再现求学之路，而第二部分，则更多的是以所写的内容为基础构建基本概念，进而理解前所未有的全球化经济为已任。自始至终，我都在探求新兴全球化环境的关键因素：发端于18世纪启蒙运动、起着支配作用的原理，极为庞大、起着推动作用的能源基础设施，以及起着威胁作用的全球性金融失衡和世界人口剧变，除了无可置疑的成功，还有对财富分配正当性的长期关切。最后，我综合以上内容，对2030年的世界经济局面作出了合理推测。

我不会假装无所不知。但是，鉴于本人身处美联储的优势，在相当广泛的议题上，我都有特权听到最棒的想法和说法。我可以读到大量的学术著作，里面论及的很多问题，我和美联储的同事们天天都要与之打交道。离开美联储全体职员，我绝不能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无论是出奇地犀利，还是相当地沉闷。我有权利召来一位或多位美联储委员会的经济学家，询问有关当前利率或历史利率的学术工作。我也可以立刻收到详尽的利弊分析，所涉内容几乎无所不包：从用于评估风险中性(译者注：风险中性是相对于风险偏好和风险厌恶的概念，风险中性的投资者对自己承担的风险并不要求风险补偿。）的最新数学模型，到美国中西部公立大学的出现及其影响。因此，没有人拦着我去碰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假说。

很多全球性力量正渐渐地改变着我们原来熟悉的世界，有时几乎不为人所知。大多数人都可以看到，日常生活因为手机、个人电脑、电子邮件、黑莓移动邮件系统和互联网的使用而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硅电子特性的研究导致微处理器的诞生，光纤、激光和卫星三者相结合，令通信能力有了革命性的提高。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北京到中国的北京，人们见证了生活的变化。如今世界上大把人口使用的技术，我在1948年初出茅庐时是想都不敢想的，那是科幻小说中才有的事。新技术不仅打开一个低成本通信的全新局面，而且促成金融领域的巨大进步，大大增强把稀有储蓄导入到生产性资本投资的能力，成为迅速推进全球化及经济繁荣至关重要的激活器。
　　 关税壁垒在二战后接下来的岁月里逐渐削弱，这是因为大家认识到：战前贸易保护主义导致贸易螺线形下降——国际劳动分工的倒退引起世界经济活动几乎崩溃。战后贸易复苏有利于开辟新的低成本货源，再加上新兴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部分归功于硅技术），资本主义市场全球化的推进力度由此得以提高，哪怕是冷战时期也是如此。在以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拥抱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为成功取得全球性零通胀率和个位数利率助了一臂之力。
　　 1989年是世界经济的决定性时刻。柏林倒塌的那一瞬间，昭示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在铁幕后完全崩溃，连西方最饱学的经济学家也远远没有料到。这暴露出***计划经济是一个无可挽回的失败；伴随着干预主义经济政策在西方民主国家日趋幻灭，市场资本主义受到支持，开始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暗暗取代原先政策。***计划经济再也不是辩论的主题，再也没有颂歌。除了北朝鲜和古巴，它从世界经济议程中突然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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