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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晚，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陈争平在华中科技大学进行了一场名为《近现代中国对外开放阶段性》的讲座。陈先生认为，中国近现代对外开放一共进行了四个大的阶段，厘清这四个阶段，有助于我们回顾中国近现代化的坎坷历程。
晚清民国：被动附庸型
清朝前期对外是开放，不是闭关，顶多是限关，从来没有完全封闭过，但是清朝前期的开放是低水平的，因为清朝历代皇帝并不重视对外贸易，而把对外贸易当作一种政治手段、外交手段。到了清朝后期，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鸦片战争中国战败，被迫签订《江宁条约》（《南京条约》），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这以后的开放叫做被动附庸型对外开放。
被动附庸型开放外商享有种种特权，而华商在和外商进行贸易的时候往往吃亏，所以外商享有特权的结果是有利于外商，也迫使许多华商转化为买办，外方享有特权，买办也可以沾光。在近代不平等条约制度下，中国的被动附庸型开放使得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里受到歧视，使华商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虽然这种制度有消极的影响，但是也有积极的东西。比如，外商在通商口岸划出的租界变成外国势力的国中之国，它由于受外国人统治，因而把西方工业文明的成果带到中国；它的税制、法律比当时清朝税制法律制度要开明、合理，它的市政管理方式、公共事业建设也比中国当时的城市建设先进。所以租界成为乱世中相对稳定的孤岛，成为相对安定优越的投资环境。租界本来是外国侵略的产物，但是它向当时的中国人展示了西方文明，促进了西学东渐，在中国城市近代化初期提供了示范效应，应该说它还是有积极意义的。现在国内也有些学者强调租界的积极意义，不像“文革”以前把租界批倒批臭，但是他们又犯了把租界的积极作用永恒化的错误。实际上租界的示范效应随着中国城市化、现代化发展出现了递减，中国与西方差距逐渐缩小，示范效应逐渐衰弱。由于租界的存在，城市治安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地方当局不能有效管理城市，所以到后期，特别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租界的积极效应基本衰竭，而消极作用开始突出，在国民党刚刚建立政权的时候，全国出现收回租界的活动，当时汉口走在中国前列。所以我们看待租界，既要看到十九世纪后期的积极作用，也要看到这个作用不是永恒的，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积极效应衰退，而消极作用加强。
在这个被动开放的情况下，外国资本可以在中国进行多方面的扩张，使得中国财政经济命脉为西方列强所控制。所以到了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就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但是，中国的反抗精神比较强。义和团运动表明当时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还是对西方势力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个反抗还可以追溯到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而民间，工商资产阶级也开始提出要进行商战，像郑观应发表《盛世危言》一书，后来张謇又把商战口号发展为“实业救国论”。
由于丧失了关税主权，无论清****还是北洋****都想进行关税自主，但是得不到列强的同意和欢迎，结果都以失败而告终。当时北洋****召开一些关税特别会议，召集各国代表来北京开会，进行集体谈判，但是只要有一两个列强代表态度比较坚决，比如日本，然后就谈不成了。而到国民党****统一全国以后，他们改变了策略，由原来的集体谈判改为和一些国家个别谈判、分别谈判、各个击破。
在这个同时，中国还收回租界，甚至有些人还提出废除《货币平等条约》。在国民党统治初期，在这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没有全部收回，因为国民党****不想把这个事情完全地彻底地和英美这些外国列强断绝关系。到了抗战时期，英美和中国结成了反法西斯同盟，在当时，中国方面，利用这个战争形势下的一些变化，使得英美等同盟国废除了对华的不平等条约。随着二战结束，德国、日本、意大利的战败，原来这部分的不平等条约也得以废除。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胜利之后，原来清****签订的这些不平等条约大部分被废除。但是历史上的旧的不平等条约被废除以后，国民党****还是签订了一些新的不平等条约。比如国民党****和苏联签订的所谓《友好同盟条约》，我们可以认为是一种新的不平等条约。而国民党****也和美国签订了多项条约。
在近代，这个被动附庸型开放的形式底下，中国历史出现了国人争取自主开放多重复杂的坎坷斗争，有的时候争取到了一些主权，同时又丧失了一定主权，呈现出波浪起伏的这么一种状态。
建国初期：一边倒型
在四十年代后期，美国等国家对中国采取了封锁包围和孤立政策，整个世界又处于冷战时期，就在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仅一个月之后，英美等国就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这个“巴统”就是要对中国、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经济封锁。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是要开放，所以只能进行一边倒的开放，倒向了苏联东欧国家。这个时候，贸易一半以上是对苏联，还有百分之二十多是对东欧国家。
即使如此，“一边倒”的开放对中国的现代化仍有很大的帮助，50年代的中国与苏联的156项工程，实行得比较成功，基本上构成了中国现代化大工业的骨干。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虽然实行的还是进口替代政策，中国仍是以农产品为主，但是矿产量以及其他物资的出口量的比重也在逐年上升，由1952年的18%上升到1957年的28%。这说明在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的工业化还是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同时中国也努力试图和其余的亚洲和非洲国家建立良好的贸易合作伙伴关系，打破西方对华的经济封锁，比如中国用大米换锡兰的橡胶，用煤炭换巴基斯坦的棉花等。另外，香港当时也参加了对华禁运。但是香港需要大陆提供农副产品以及淡水。所以要贯彻对港澳地区长期稳定供应的政策。内地对港澳的出口一直是在稳步地增长。
为了更有效地打破西方的经济封锁，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多方的外交努力。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万隆会议。该会议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亚非各国和平相处，友好一致，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并称其为“万隆精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代领导人在打破西方的经济封锁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些成就是不能够被抹杀的。50年代试图打破封锁的举措中还有一个就是广交会，每年春秋两季欢迎外商来广州进行贸易洽谈，每年的成交额在不断的增长，五十多年来已举行了100多届，“文革”期间也未中断。广交会的成功举办以及坚持下来正说明中国一直在对外开放，在改革开放之前并不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高度封闭。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突围型
这种一边倒型开放，延续了十来年。后来中苏之间的关系由于种种原因产生了裂痕，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突然宣布，撤回苏联在华的所有专家，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撕毁了之前签订的十二个协定，废止了257个科技合作项目，停止了许多重要设备和物资的供应。到60年代以后，苏联也开始对中国进行打击和封锁。50年代时中苏贸易额占中国总贸易额的一半，到65年时，只占了9.6%，到了1970年，只占了1%，中国面临着一个由美国和苏联组成的反华包围圈的这样一个不利的局面。为了应对形势的变化，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也由一边倒型转变为突围型。
其一就是加大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往来；其二，在西方阵营中，发现法国可以与之进行贸易往来。在1960年8月，***下发指令，全党大搞对外贸易及产品的进出口。那时中国正遭遇粮食严重短缺的问题，想利用国际市场来缓解中国的粮食危机。一开始主要是向加拿大和法国进口粮食，后来也从美国进口了一些粮食。要进口粮食就要用到外汇，因此就要扩大外贸规模。1964年法国率先与中国建交，从而打破了西方对华的封锁。到了1971年，在乒乓球赛中，出了一件很偶然的小事，一个美国运动员跑到了中国队的车上，毛泽东就抓住这个机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开始了“小球推动大球”的乒乓外交。第二年，尼克松总统亲自访华并与中国签订《中美联合公报》，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美的建交具有很重大的意义，也使得当时的西方和日本也开始积极开展对华联系。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来华，中日邦交走向正常化。这一系列事件包括1972年的加入联合国，可以说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带领下，突围型对外开放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之后越来越多国家与中国建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20年封锁的坚冰就此打破。
总的来说，从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以后，中国对外关系不得不转为突围型，但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从数量上来说，进出口贸易额持续增长，在世界上所占的份额也在扩大，当时进口贸易在世界居27位，出口居28位。另外更重要的是，突围型开放形成了一种新的对外贸易格局，原来75%的贸易额是面向苏联和东欧的，后来变成75%面向欧美等国，这一格局一直影响到现在。从开放地区来说，像早期的“156工程”，是在西部和北部，而之后的开放大部分放在了沿海。这主要是为了充分利用沿海的资源，让新引进的技术设备更好更快地发挥作用。而尤为可贵的是，突围型开放使中国的领导层和经济部门官员深化了对利用外资的认识，为以后的扩大开放奠定了基础。当时通过卖方信贷方式从日本、西欧进口了成套的大型设备和技术，这些技术设备促进了中国基础工业特别是冶金、化学、石油化工等工业的发展，为80年代以后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近三十年来：扩大开放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的开放进一步扩大，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了经济特区，后来又增加了海南，此外还开放了一系列的沿海城市。沿海城市的优先发展，使得它们成为国内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结合部以及对外开放的交接点。通过这些来影响全国，所以东部沿海地区在八十年代有了较大的发展。
在东部沿海开放了以后，继续扩大，中部西部还有东北一些地方都开始成立开发区，后来通过整顿有了更大更好效益更高的自主开放；又开始建立了保税区，利用海关保税的独特条件来发展对外经济；最后又建立了面积更大的沿海经济开放区，开始更多的沿江沿海的城市开放，于是九十年代形成了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的格局。以前由于条件限制，主要是突围，面不是很大，七九年以后，开放在新的条件之上不断地扩大。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外开放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和很多国家签署了双边贸易保护协定，经贸合作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在这个过程中对国内的外贸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进出口贸易结构开始进行优化。过去是进口替代为主，九十年代出口导向成为对外关系的主流。通过出口导向，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从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产品逐步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为主转变，高新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在工业品中的比重在增加。到了零七年，我们的进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三，其中出口跃居世界第二位，外汇储备已跃居世界第一位。
新世纪为了走出去，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已经基本形成了亚洲为主，发展非洲，拓展欧美拉美和南太这些多元化的格局。但是现在我们又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冲击。以日本还有亚洲四小龙这些国家的经验教训来讲，出口导向不可能永远成功，到后来必须转变战略。现在世界各国提出多项举措来限制中国的出口，使得中国以出口导向为主的战略遇到很多的困难，我们现在正面临这一个策略转变时期。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近现代对外开放进行了四个大的阶段：第一大阶段就是整个近代一百多年，是被动附庸型开放。在这个格局下，中国人民为了独立自主的外交，为了争取民族独立自主外交自主开放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第二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个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马上又遇到西方国家的封锁，我们又不得不走到一个叫“一边倒”型对外开放的地步，但对于中国五十年代的工业化仍是一个有力的支持。当时多种的对外努力，包括对外贸易，设立广交会，为我们后来的开放奠定了基础。第三个阶段，六十年代，中国面临着很大的困难，我们实行了当时叫做突围型开放的政策，努力打破了来自美国和苏联的封锁。跟第三世界国家搞好关系；跟法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打破西方的封锁；最后是乒乓外交，跟美国建立关系，加入联合国等等，这些都是突围型开放的的重大成就。第四个阶段是后来七九年以后的扩大开放，取得了更大的成就，但这个开放是在前面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往前走。
（本文由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社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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