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反抄袭者象是强盗捉小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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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反抄袭者象是强盗捉小偷，或者是谨慎而老练的小偷捉住了不谨慎的小偷 从中国人文学科中的“普遍抄袭规律”看王铭铭抄袭个案 时间:2002年1月25日 作者：老田 来源:世纪沙龙 不管中国的实际问题是不是已经国际化了，但是中国的主流知识精英已经是急不可耐了，他们要在学术上“超英赶美”，或者是说成“与国际接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达到“9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或者说成是“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反正是没有中国现实和中国问题的地位。总而言之，这些精英主义者已经不满足于中国民众的景仰和敬服，而是以洋大人的奖掖和认可为最高荣耀。 这样一来问题不能说是没有，因为中国的现实和中国的问题是非现代化的、非国际化的，理论和学术为了达到此一目的就必须脱离中国实际，而且脱离得越远，离“超英赶美”的国际先进水平就越近。在向中国愚盲玩弄和贩卖各种洋学术取得成功的同时，又能够得到洋大人高声喝彩的，就是学术上成功的标准。实际上王铭铭的成功至多是三流以外的，这样的成功难以避免的问题是投入时间多，见效慢，而且成功了又特别招人眼红和嫉恨，因为这样边缘领域其成功机会非常少，要是在中国的学术圈子里出名了，就必然会显得极为突出和扎眼。 第一流的成功抄袭，是专门针对洋大人准备了专门的喝彩队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思想的贩卖，这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领域，例如北大的“光美（华？）学院”，“（美国接管？）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就具有很高的世界一流先进水平，后者还受到许多海外特别是美国“民间基金会”的大力赞助。因为洋人的跨国公司规模巨大，第三世界足以限制其优势发挥的力量，只剩下政府政治权利这一项了，所以洋大人处心积虑要把这最后一道藩篱拆毁，以利于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和垄断优势充分发挥。正如新自由主义巨擘弗里德曼在其大作《资本主义与民主》里所表述的那样：赚取利润是民主的核心，一切追求反市场政策的政府都是反民主的。洋大人对竞争方略是从来不加隐晦的，但是这个竞争方略要取得成功，是最后在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经过“先进”“惯例”“积极性决定一切”“积极性的唯一源泉是经济利益”“只有对精英阶层的高度激励才能带来效率和共同富裕”这样一系列的包装之后，才得以生效的，洋人只是准备了一个喝彩队伍和少量的课题费，其竞争方略就顺利在中国实现了。 第二流的成功抄袭，属于民主和政治自由理论的贩卖者，这是1949年艾奇逊所指望的“民主的个人主义者”一族，所以最好不要奇怪中国的精英主义者往往自我标榜为“自由主义者”。 实现了第三流成功抄袭的学术和学科是诸如哲学、历史等学科，这些学科可以为洋人的著名论断如“历史终结论”等做出光辉的注脚，例如李泽厚、刘再复的《告别革命》实际上阐述的就是：不仅历史已经终结，而且历史本来就不需要这样的曲折；洋大人说发动鸦片战争是为了争取自由贸易，而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雷颐先生，则进一步论证说，鸦片战争是因为中国没有外交部，洋人是为了避免向中国皇帝下跪，才发动战争以争取人格平等的。 总而言之，在中国学术界，在学术观点上与美国中央情报局保持一致的，是一等的抄袭工夫，属于投入少见效快的行当；反对中央情报局的观点，是最不可能成功的，因为这样一来其学术成果就难以反映“人类普遍价值”，不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除此以外，庄周发现的“舐痈秘诀”也特别值得向今天的中国精英主义者推介---“所治愈下，所得愈多”，越是以每况愈下的方式来治学，对洋大人的“旧疾新创”越是能够给予最熨帖的“舐痈”服务，就越容易得到洋大人的认可和奖掖，学术水平达到“21世纪国际先进水平”就越有可能，中国精英主义学术群体中不少人可真是深谙此道。 由于学术需要越先进越好，因此理论和学术就必须大幅度领先于中国的现实，扬弃中国的现实问题，越是无法与中国现实对照的学术，就显然越能够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为了避免成了睁着眼睛说瞎话，或者为了避免违反学术规则，学术必须有所归依，有所参照，这样一来，除了西方的学术，就只剩下神话故事了。由于“先进”标准是既定的、和毋庸置疑的，所以抄袭乃是中国人文学术存在和发展的必由之路，成为一个普遍规律。 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应该一不做二不休，最好来一个“抄就抄到底”，这样反而可以减少对中国国家利益的损害，如果我们的主流知识精英连美国的“国家利益标准”也一并抄袭过来，情况肯定就没有今天这么糟糕。你看我们著名的时殷弘博士，还是研究国际关系的，竟然指望依靠国际舆论来制约美国的种族灭绝（或者文明冲突）决心，主张中国政府“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笔者就从来没有听说过近代以来在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中，重大利益调整是依据舆论和道德制约决定的事例，笔者至今也仍然没有听说过那些奴隶贩子和鸦片贩子的后代，已经对他们祖先的光辉业绩不感到自豪了，在洋大人那里，至今不是仍然把那一段光辉历史形容为“开拓进取”和“冒险拼搏”吗？时殷弘博士这个“舆论和道德决定一切”的观点，显然就不是抄袭西方而是完全100%创新的结果，真是有比较才有鉴别，只有经过比较才知道毕竟还是抄袭好。 抄袭者之间也仍然存在着明显的相互竞争关系，而竞争是有游戏规则的，那就意味着必须“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抄袭必须注明是从何处抄来，否则就难以避免被人挑落马下了。诸葛亮评价孟达时，说他“做事不密，死固当然”，这一次王铭铭留下一个绝好的把柄，实在是咎由自取。至于一些人拿着王铭铭抄袭案上纲上线，说什么只要是抄袭注明出处，就可以建设学术道德，可以促进乃至提高中国的学术水平，有利于建设什么世界一流大学，那就完全是胡扯了。 学术研究当然不可能每个人都从头开始，总是要引用前人的成果，学术研究也往往需要在别人的基础上进行，但是这不见得就是抄袭。其实在学术上鉴定什么是“非抄袭”也不是没有可行性，抄袭和非抄袭的区别应该在于：如果在抄袭的基础上带来创新就是研究，抄袭加上解说和注脚那只是介绍，如果抄袭只为了带来个人学术地位那就只是抄袭。其实可以援用法律理论中“主体和和客体、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来进行分析，如果为了实现某种个人利益而抄袭，或者泄私愤图报复而反抄袭，那么就是具备了犯罪的“主观方面”，显然是非正当的，也就是具有了犯罪动机；而反抄袭所需要保护的社会关系（客体）乃是作者个人的著作权和名誉权，但是把反抄袭说成是学术确立规范乃至于促进学术建设，那就是公然胡说九道。这样一来，为了体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那些“反抄袭者”也需要进行分析，也有必要褪去他们表面上的道义高度，尤其是在中国人文学术全面实现“与国际接轨”的今天。 在对王铭铭抄袭个案的热炒中，反抄袭者竟然完全不提个人著作权问题（那也是当然的，法律对起诉人有严格的限制，即必须是权利相关人或者是经过其授权的人士），完全是要在中国确立什么学术规范，搞什么学术道德建设。最为叫人惊奇的是几乎所有的反抄袭者，都依据中国人文学术发展的“普遍抄袭规律”，主张要进一步大力推进和发展抄袭事业，使得人文学术更加脱离中国实际，进而成为世界一流。这样的反抄袭怎么看都象是学匪和学阀在打棍子，一点都不象是警察捉小偷，反而象是强盗捉小偷，或者是谨慎而老练的小偷捉住了不谨慎的小偷，或者一时还没有偷着东西的小偷在做下海之前的热身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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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抄袭者 反抄袭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国际先进水平 主流经济学家 小偷 抄袭者 强盗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被指责，知识产权问题严重的原因！

这些没来良知的伪知识分子还想出人头地，假如真由他们掌握了舆论，成为我们治国的方略的话，中国还不完了

以下是引用jinyuguo在2006-1-10 9:42:00的发言：
正如新自由主义巨擘弗里德曼在其大作《资本主义与民主》里所表述的那样：赚取利润是民主的核心，一切追求反市场政策的政府都是反民主的。

批判别人之前先搞清楚别人在说什么好不好。先把书名搞错，然后再连带着歪曲别人的整个观点。这么做学问，还不如抄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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