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世界经济译丛》1985年第3期与《国外经济文献摘要》1985年第1期
去年(1983年),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立分校)的经济学家格哈特·德布罗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是因为他对一个功能完美的经济做了纯理论的描述。(《世界经济译丛》1985年第3期)
他在演讲中说到:“经济理论公理化的好处很多”。“公理化坚持了数学的严格性,从而一再引导经济学对其研究的问题有了深刻的理解,一再引导经济学家使用更加适合那些问题的数学技术。公理化建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在它之上讨论能够从新的方向开始”。“公理化把研究者从必须在每一细节上怀疑其前辈的著作中解放出来”。(《国外经济文献摘要》1985年第1期)
然而,在西方世界也有人指责数理派。
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瓦西里·里昂惕夫辛辣地挖苦说:“数学公式充斥经济杂志,把读者从一堆貌似有理其实完全是武断的假设引导到精细地表述然而并不中肯的理论性结论上来”。(《世界经济译丛》1985年第3期)
1984年8月27日美国《时代》杂志刊登了约翰·格林沃尔德的文章——预测者的窘境。文章说:“对于数学的强调,使大部分经济学变得不被一般人理解。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其他经济学的奠基人对社会及政治事务的广泛关注远远大于对数字精确性的兴趣”。(《世界经济译丛》1985年第3期)
文章还说:“数理经济学家盼望将他们的领域变成一门精确的科学,可以像牛顿建立运动定律那样来预测工商业的发展。联邦德国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赫伯特·吉尔施说:‘经济学把自己纳入了牛顿的决定论的空间,以便获得科学的尊严’。这一努力不仅使经济计量模型,而且使精确的数理模型都难以得到实际应用”。(《世界经济译丛》1985年第3期)
“也许美国人喜欢新东西和迅速的答案,数理经济学家在美国比在外国更有市场。而在经济学的发展源地欧洲,实践者们往往更多地持一种哲学的态度。英国经济学家萨缪尔·布里顿说:‘我认为欧洲人不那么轻信,那些数字之类的东西不怎么能打动他们’”。(《世界经济译丛》198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