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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社会主义》（下）
卢麒元 钟际贤
第三，国家拥有极为稀缺的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可以极大地提高自然资源使用效率，满足社会整体的发展需求，这是社会整体公平且高效发展的制度基础。许多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证明，稀缺资源的私人所有权垄断导致的低效率会严重影响社会整体的发展进程。对战略性行业和战略型企业进行国家控制才可能外御列强和内抑豪强，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经济上的中央集权并不是原苏联“物权和公共事权的高度集中”模式，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实质是“国家资本主义”：即在政治上单纯集权、特权主义，在文化上的专制、反智主义。社会主义的中央集权是有选择性和针对性，在有效的人民民主监督下的经济集权，就能够实现文化上的集智。
最后，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执行符合社会主义均衡发展原则的《企业人力资本股份制度法》、《信用融资借贷法》、《反垄断法》、《高累进税率继承法》和其它财税制度（比如以“垄断性财产占有和利润收益课税”为主体取代以“工资收入课税”为主体等等），以消除导致社会两极分化的主要根源。并逐步通过股权赎买等手段，将个人、家庭、家族等私人所拥有的超量的非必要生活资料和超额垄断资源——主要是生产资料权益，转变为社会共享资源。
（二）实行国家宏观政策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原则：消除政府的事权僭越与操控
坚持以资本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保持市场活力，本质上是文化民主的体现，是市场主体权和全民集智体系发挥作用的必然要求，因而也将是实现制造强国、创新中国的根本性措施。
（三）民主宪政体制原则：消除公共事权操纵和侵权僭越，消除官僚和寡头特权，实现人民在有效域内的立法、参政、议政权力
首先，社会主义政治强调个人、家庭、家族、团体、政府机构的社会权利同时，也强调其社会责任和义务。一切责任和义务的前提都是社会成员政治权利——人个人权、群体或团体的主体权（比如企业的经济人格——“法人”权力、“中央政府”权力、“民族国家”的自治权和自决权等）受到法律无歧视的保护。其中，《世界人权宣言》所强调的人权就是包含主体权、物权、事权（指个人和公共事务主张权、知情权、批评建议权、问责权、言论出版权等等）的广义人权。
其次，政府中央集权是任一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强大的政府机构组织、完善的法制体系是中央集权的自然延伸。它是抗衡国外列强，遏制国内寡头势力与豪强商业垄断、商业割据、商业压榨等所必须制衡国家集体力量。但是公共权力失去制衡力量，任由官僚操纵、侵权、僭越，如同经济上任由豪强垄断、割据、压榨一样，社会就必然破解为碎片。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中央集权和人民对公共权力的约束，都必须建立在宪法等法律赋予基础上。法律对个体、群体组织的监察和议事权的有效保护，同中央集权统治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消除强势一方的侵权僭越和特权操纵，才是真正的人民民主政治。
再次，国家强大的组织力固然需要物质经济基础，但真正的稳定和力量强大来自于人民的支持——社会的自组织力，而这需要通过还权于民来实现。民主政治就是一切公共事务参政、议政的地方化、透明化、实用化，就是在企业、在社区、在乡村通过企业职代会、社区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乡、镇、县、省、国家各级人大代表的普遍、公开选举，取代西方民主只具有象征意义的政府首脑的普选，并且通过不同信仰政治团体或机构政治协商、制衡机制来实现。
最后，必须实施以人民立法和监察为核心的政治体制。
立法权是确保只有代表人民利益的法律才能获准通过和实施，这是人民权力的核心权益。设计完备的宪政国体可以有效约束和监督政府中央权力（公共事权）、寡头豪强的强大经济权力（垄断物权）的滥用。只有通过舆论自由宪法保障机制和国民文化人格的法制赋予，才能遏制背后的事权操纵、侵权僭越和腐败特权。一句话：绝对不能让握有重权的官僚和经济寡头豪强拥有的超级权能、物能转变为特权，既得利益者必须要服从和接受法律的统治。
（四）文化领域实行舆论开放、理论先行原则
社会主义信仰和文化的号召力应当建立在强大理论基础上。但现实情况是我们在文化领域还停留在“意识形态引领”和“有限舆论控制”实现舆论环境表面稳定的阶段，社会凝聚力并不足。民众一盘散沙黑社会才横行。深究其因，首当其冲是社会主义哲学、经济、政治理论还很粗糙，缺乏逻辑思辨的完善性；经济理论几乎没有数理逻辑和实证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宏、微观经济运行数据同其理论框架及其可验证性还相去甚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理论体系远未获得普遍的认可。社会治理还很大程度上依赖不完善、成本很高的维稳机制以及舆论管制来实现。
从文化角度，社会主义是一种高贵的人文思想，它甚至是修正法律制度的伦理依据。但是，存在权力普遍僭越的社会环境下，再高贵的东西也不能得到彰显。其中尤以法制不严肃、政治不民主、言论不自由社会政治环境下为甚。
心学强调“正心以中”。何为“中”？就是平衡点！绝对的主义无论标榜人权主义、民主主义，哪怕是标榜人民主义，都是片面主义。以非理性、非逻辑、不顾理义寻求自我权能的最大化，就会演变成左或右的极端主义，甚至恐怖主义。公有制不能走极端，私有化更不能走极端。允许和贯彻自由资本主义，意味着资产者奴役无产者。资本家对重要生存资源的垄断本质上是“物权僭越”，它同公共政治权力的“事权僭越”相对。国家治理强调政治权力资源分配的均衡和权力间的制衡。代理制民主——无论是议会制，还是其它，只要不能贯彻“代表直选”，都是对人民权力的僭越。西方主要国家的“总统”人民直选是一种虚伪的民主权力，因为在企业、在社区等关键利益情形，是“一切权力属于资本”，而物权垄断最终演变为对公共事权的垄断。
中国是一个封建传统深厚的国家。封建的本质，就是家族主义。中国人的政治基因中，血统文化浓郁深重。无论官做到多大，无论学问多大，无论如何西化，一有条件家族化特征就立刻浮现出来。中国所谓“关系”，其实就是准血统的社会关系，就是赤裸裸的血统身份依附。何谓准血统的“关系”，卖身投靠之谓也！这种“社会排他”实质上是劣质家族政治基因，它在封建残暴君权笼罩下曾衍生出令人不齿的奴才文化。家族式的分配方式，既不遵循资本主义原则（资本利得），也不遵循社会主义原则（劳动所得），而严重依托于“关系”（所谓“小圈子”“自己人”）同行政权力的距离。为了缩短这个距离，饮食男女无所不用其极，猥猥琐琐，乌烟瘴气。
有些人富贵了，他们就开始信佛；有些党员，一旦进入神秘、肃杀的寺庙殿堂，就把自己的信仰和宣誓忘得干干净净，烧香、磕头。他们或许真的不明白，佛祖就是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者。佛家六度波罗蜜多，第一度就是布施，那意思其实就是共富，那是一句经典的社会主义语言。谈到修行，第一个台阶就是成为社会主义者，否则你如何做到超我而无我的境界，你如何能够与天地共参详，你如何能够永恒？社会主义当然同样具有宗教的气质，否则毛泽东思想就不会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一些人读书未精，贬低中国儒学道统，殊不知那原本是中国古典社会主义的滥觞。可惜的是，董仲舒以天子观入儒学而邪为一教，朱熹之流抽儒家语言枝条而罗织成筐，变为了奴役人民的思想理论工具。去读读孟子，“民为贵”就是指人民的自然法权，实际上是“造反有理”的社会主义逻辑。这里的“造反”不等同于动乱，其实是民众对涉及切身的利益的社区、单位或乡村事务寻求对政府权力的“问责、追责权”直至“立法权”。只是四十年前没有理论准备、也没有法制秩序的“问责、追责”，变成受控制的政治乱局。当前庞大的社会维稳体系表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成本高昂，说明中国急需改善的不止民生，还有民权。
明确了上述各项原则，改革开放有底线、有边界，人民有了最基本的物质生活和民主政治保障，改革开放才能顺利推进，社会发展才能实现总体平衡；平衡的发展，也才可持续，社会主义才能名正而言顺地成为执政党意识形态引人注目的旗帜，成为执政的理论依据。
（2018-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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