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杨小凯之理论的一些看法和疑问--求解惑

21# 红蓝一剑
我觉得经济理论也很难解释宏大和长期的表现，毕竟参数太繁杂，甚至都不存在一个映射f，预测总是错的。
我是学历史的，就像我们尝试去解释历史的时候，都是反历史的。
所以越来越数理化的经济学是对哲学分析的逃避。

迷人的学问和迷人的人格是两码事，杨老师的人格很迷人，学问嘛，剑走偏锋不好说。新古典早已沦陷，批判它又有什么意思。目前看来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就一个字，借，借政治学、借法学、借社会学和历史学，不借这些临近学科它什么也解释不了，学科大一统的局面永远不可能再有。想着超边际一统江湖的同学省省吧，看看ideas上排名前一百的经济学家，无论是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那真是千姿百态。

看来这个帖子很热，晚上回来给热情的网友们加论坛币，希望继续讨论。我看大家不知不觉的回到了杨小凯当年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

我倒认为现在（或可预见的未来）实行多党制并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宪政的启动也不能可能一蹴而就，什么都给超前规定了，反而僵化了人类的行为，反观美国的宪法，也是在逐步的过程中完善的。
其实，现在政府的职责更多的应体现在转变政府职能上，通俗的将给予更多的自由，更少的干预，中国的改革其实就是放权的过程，跟随的是哈耶克所谓的自由扩展的秩序，像家庭承包，乡镇企业，政府只不过起默许和推广的职能，不过80年代是所谓的理想主义的改革，而到90年代后，改革变成了利益集团博弈的过程，阻力无限放大了。
hu wen我估计他们改革的阻力，不光是对传统mao 时代的继承（革命，阶级的延续），更多的是受到利益集团（可能还有左派）的阻碍。
现在启动的宪政应该严格规定政府的行为界定，对国有企业的限制，对私营企业的鼓励，对言论自由的开放，适当放开民间金融的管制，关键是让有企业家才能的人能当企业家。当然，对私有产权的严格界定也应该启动了。   当然，现在是信仰缺失的时代，传统的儒释道被马克思摧毁了，现在的共产主义也在商品市场的大潮中被冲淡了，转型中的中国要形成自己的新的信仰是以百家争鸣为前提的，但现在可能根本无法实现。（日本，韩国，台湾是在儒家的基础上的信仰，但中国已没有这种传统了，即使现在中国貌似有国学热，但那只是功利主义的，并不会作为内心的行为准则）

版主我发的通过吧  我没保存啊

悲剧了 我写的没了。其实我想说明的是现在的中国（或可预见的未来）实行多党制并不一定合适，现在的关键是要严格规定政府的行为界定和对民间自发力量的鼓励，对言论自由的开放，对国有企业的严格限制，对私有产权的逐步建立和界定(如土地的所有权），鼓励哈耶克所谓的自由扩展的秩序，而这一切恰要宪政的启动（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逐步完善的）
  关于信仰的缺失，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儒释道1949后的摧残，gongchanzhuyi 在90商品大潮中被冲淡，我觉的要形成新的价值核心，是需要有伟人级的人物的诞生的，而这种人的关键是百家争鸣，而这一切又以言论自由为前提。（像日本，韩国，台湾的根基还是儒家，他们的行为准则仍以此为标准，但当今中国虽有所谓的国学热，但那其实只是披着羊皮的功利主义，并没有内化为内心的道德标准)

哦 谢谢版主  还以为挂了

回应楼上大谈宪政的两位，宪政、民主、法治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拉美式的资本主义已经给出了明证。再参考英国的光荣革命可以看到，所谓宪政是需要社会结构作为基础的，需要两个或多个利益集团在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上势均力敌后达成一个统一的信念，再将这种统一的信念转化为一种折中的制度安排，将各个集团实际的政治力量转化为宪法书面上、文本中所规定的政治制度，其他无权无势又无有效集体行动的小民只不过是达了他们的便车，享受到宪政制度的外溢。
    中国从历史上、文化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一局面，自秦汉以来，政治势力一级化、绝对化不仅在信念上高度统一、在行动上也周期式的向此收敛，各中原因非一言可蔽。再看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主线一直是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主动向地方各级的纵向分权，这种纵向分权鼓励了各级政府及官员在改革中的积极性，各级政府及官员都有激励发展本地经济、干涉企业运行、顺便也为自己谋取私利，经济增长皆由于此。目前来看，这种改革模式的缺点也全面暴露了出来，一方面，靠近政府权力的企业和个体，包扩各级国有企业、与政府有关联的民营企业可以使用国家法定的产权保护、契约执行体系以及规制机构等公共秩序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另一方面那些无法进入上述俱乐部的私有企业和个人只能依靠发展自己的商业网络和私立秩序来获得经济利益，这种机会的不均等早就了两个相互隔离的利益共同体，我们不妨将这种经济治理结构成为二元治理结构，个人认为这种治理的二元化远较城乡经济的二元化为害为甚，两个共同体使用国家公共秩序的机会是不均等的，并且这种局面随着经济利益的持续积累将愈演愈烈，自我强化，成为一种均衡。这也是我们国家的渐进式转型区别于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的一大特色，东欧转型的瓶颈在于欧盟化、俄罗斯转型的瓶颈前期在于遏制苏共、后期在于打击寡头，我们转型的瓶颈在于打破二元治理结构，转行政型治理为市场型治理。
    随着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衰减，下一步启动的改革，也是中央政府最不情愿的改革，可能就是政府的横向分权，学界大热的司法改革、司法独立性建设正是回应这一方向的呼声。这样的改革还是只能由中央政府自发主导，所谓的信仰构建、集体行动、市民社会的作用在我们国家是行不通的，如果你奢望与此，那只能说明你太不了解中国国情了。横向分权不仅仅是政府功能的分解与相互制衡，它更深层次的含义大家想想吧，就不多说了。

30# athenslee
林毅夫在香港的演讲中也说了中国经济目前存在的结构问题：
1）金融门槛太高，有政府背景的大型企业有生存空间，而广大中小企业被排斥在经济发展之外，就像你说的二元治理结构；2）开发自然资源的税率太低，资源产生了大量的“暴发户”；3）垄断的超额利润被少部分利益集团分享
由此而导致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大众消费萎靡，投资过剩
为什么会中国有三个这样的问题？林没有详说，至少纯经济的角度不能解释。这是杨小凯要解释的反例
这应该是经济层面（短期增长）和政治层面（长期发展）的两难冲突吧
杨小凯的一个误区是认为短期增长必然会造成长期发展的困难

如果现今放开言论，限定政府权力，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结局一直警醒着CCP；CCP成功的法宝就在于控制了大众媒介，现在是传媒帝国主义时代，我觉得言论自由是最核心的自由

接受教育，经历，阅历不同，一些东西我确实不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