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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学政策] 综研视点|港深合作将有什么新常态? [推广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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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万达强调,港深融合是大势所趋。(卢翊铭摄)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郭万达表示,大湾区对香港的挑战,在于香港能否“融入”:“如果你‘融’不进来,或者‘融’得不好,你就无法分享大湾区的巨大红利,不能帮助香港‘双转型’,难以利用经济解决深层次问题。”他说:“特区政府和特首林郑月娥,已经比往届政府反应更快、更积极主动了。当然啦,整个公务员体系,还是有需要提高认识的。”
所谓“双转型”,一是单一城市向大都市圈的转型,二是从金融中心到金融科技中心的转型。郭万达指出,香港想“再发展”,必然要和周边城市形成通行方便的都市圈,以拓阔市场和发展空间,并且发挥协同效应,而在此当中,港深融合发展已是大势所趋,“‘融合’还是会保持‘一国两制’的,香港是香港,深圳是深圳,但要在更大程度上,令生产要素自由流通。”

深圳政府较港强势高效
郭万达补充,“不能像之前在前海的合作那样了,当时,香港政府不怎么投资,实际上都是深圳自己在做。”他自1995年调到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从事智库研究工作,首个题目就是香港回归后能否再造繁荣,到2004年左右,已提出“港深都市圈”的更紧密发展概念。然而,十多年过去,两地合作却遇到不少阻力,而港深的关系,在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之间,似乎日益趋向后者。
“两地的体制、政府行为和法制都有差异,这是港深合作的第一个阻力。”郭万达提到,香港政府实行行政主导,相比之下深圳政府“是个更强势的政府”,两者本身的效率已不同步。
其次,香港是享有高度自治权的特别行政区,深圳只是副省级城市,无论两地政府有多紧密联系,后者也不能单方面与前者签订合作协议,必须经广东省及港澳办等高层协调。第三,两地曾经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其生活水平、人文素质等均有落差,在交集时易有冲突。

//两地曾经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其生活水平、人文素质等均有落差,在交集时易有冲突。(数据图片 / 郑子峰摄)
发展步伐胜港 具倡融合本钱
时移世易,“现在港深的发展落差没那么大了,所以那些阻力,都是可以解决的。”
就以2004年为例,当年深圳的本地生产总值(GDP)为4,282亿元人民币(约当年4,000亿港元),而香港已达1.32万亿港元,是深圳的三倍;货柜吞吐量方面,当时深圳有1,366万个标准箱,香港有2,198万个标准箱,比深圳多逾六成;至于机场旅客人次,深圳全年有1,423万人次,香港有3,671万人次,是深圳的两倍还要多。
反观2017年,深圳GDP翻了6倍,折合为2.68万亿港元,首次超越香港的2.66万亿港元;另外,深圳货柜吞吐量达2,521万个标准箱,香港则仅2,076万个标准箱;尽管香港机场旅客人次已倍增至7,267万人次,但深圳也急起直追至4,556万人次,且增长趋势更好。
郭万达坦言:“以前我们还不敢提‘融合’,只能讲‘合作’,怕大家会有负面想法,但现在条件已经不一样了。”
智经研究中心曾于2007年发表《建构港深都会》研究报告,提到早于回归之初,穗港深三地的专家学者已讨论“港深经济”是“合作”、“衔接”还是“融合”的问题:“合作”层次较低,反映生产资源的配合,但表述最“政治正确”;“衔接”属中间层次,指经济运行机制的配合;“融合”的层次最高,意味经济一体化的达成。有学者提出,这三种概念并非简单的线性递进,而是一种复杂的共生形态,即在某个特定阶段,这三个概念会并存。
上述报告还指出,从港深的经济表现及发展趋势差距,可见两者所能够实现的互补和愿景相差甚远,所以其协作存在诸多不尽人意之处,故必须在城规基建、边境开发、生产要素流动、产业竞合等方面充分互补、合理应用。时至今日,应否“融合”,大家心中有数。
郭万达对“港深融合”的画面,也有了更清晰的想象,即要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以达致“港深融合”的关键。“将来的基础设施里面,更多的是要联通,香港不应该害怕,因为它通了以后,整个大湾区有一亿多人,你还怕没有生意吗?”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曾经建议,香港和深圳的每一个通关口岸,都应该有更方便直接的地铁接驳。

//港深机场的有效分流,是湾区发展的一大课题。(数据图片)
粤研城际铁路 串连珠三角五机场
无独有偶,今年初广东省两会期间,深圳市长陈如桂、广东省政协孙承铭等人,都提出了相关建议。陈如桂提议修建“机场城际快线”,将广州、深圳、香港等珠三角内五大机场串连起来;孙承铭也建议兴建“湾区轨道环线”,增强大湾区内核心地区与外围腹地的快速联系。
这不免令人联想起早于2009年就由深圳政府提出,并由时任书记王荣和市长许勤亲自来港游说的17分钟港深机场快线,惟方案最终被香港政府以经济效益不足否决,未纳入2031年铁路发展规划。
“从长远来看,港深机场快线,还是应该兴建的。其实深圳机场和香港机场就是A、B楼嘛。我们以前出国都从香港走,但因为你不连、不方便,深圳又发展国际航线了,我们就从深圳出发,这就对你们有影响了。”郭万达说,港深机场的有效分流,是湾区发展的大课题。

//去年深圳GDP已经超越香港,两地合作将会进入新阶段。(数据图片)
提高通关效率相当重要

除此之外,提高通关效率也相当重要。郭万达预计,大湾区发展计划正式上马后,每日经深圳出入香港的人次,将由65万人增加至100万人,所以通关手续要尽可能简便。
“有没有可能将来甚至简化到没有关口呢?这也不是不可能的,而且算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就像欧盟那样,自由来往。”不过,郭万达强调,目前仍未具备相关条件,“因为香港太小了,承受能力有限,内地人的素质也有待提升,如果通关太方便,一下子可能会为香港带来一些麻烦,就像欧盟的通行计划,也谈了几十年,不是一步到位的。”
然而,要实现对大湾区的畅通,关键除了即将发表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由中央领导人主导的协调之外,还要视乎香港特区政府及一众公务员的实际理解与执行。
“两边政府的行为都在因应一些变化而变化,比如深圳政府开始强调法治、改善营商环境、对接国际规则,香港政府呢,也要更加适度有为了。”郭万达重申,无论是特区政府的各个部门、整个公务员体系、各级民意代表,还是公众,都需要在三个问题上寻求共识:
  • 香港怎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如何发挥香港所长、造就国家所需?
  • 香港怎样背靠内地,从而解决自身问题?港深融合会有怎样的成效?
  • 什么才是香港当前的首要任务?
谈及政府行为,香港教育大学香港研究讲座教授吕大乐早前所撰《从政府角色说到大变动》一文,颇有参考价值。文章提到,以往推动香港积极发展的主角是企业而非政府,后者并不善于直接干预,也不倾向以计划来带动发展,反观内地政府,多以政策主导营商环境,效率往往立竿见影;与此同时,香港正面对一个全新的宏观环境,但市场却未能激发新的动力,以应付新的挑战,加上国家及区域层面的协作,难以下放到企业手里,政府的角色尤为关键。
究竟特区政府是否意识到要“改变”,又能否循正确方向带领香港“大变”,就要拭目以待了。
//上文刊载于第109期《香港01》周报(2018年4月30日)《透视大湾区系列——深圳篇 港深合作将有什么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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