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不去解释错位意思,看完了就明白了。
智慧:有智慧的人,无足轻重;举足轻重的人,又没有智慧。什么叫做智慧?找到问题或者找到答案,你可以往真理那方面想。例子就太多了。我们的孔圣人也是受害者,被错位了一生,尽管博得死后的名声。生前“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其他的读者自己去想。
目标:一个国家的目标很简单,国强民富,生活幸福。问题是有能力为这个目标做出贡献的人,不关心,尽管他们口口声声说得很好,可是他们有更关心的问题;关心的,又无能为力。看看清朝灭亡之后的历史,一切再明白不过了。家破国亡,山河破碎,这个看上去很有号召力,很容易让你慷慨激昂,可是,这是微不足道的的小民的行为。位高权重者,并不会太关心。国家状况跟他们的状况相关性是比较弱的。国难怎么哪?说不定机会来了。国昌又怎样,说不定我什么都捞不到,我为什么要关心呢?看看现在畸形的房地产吧。
权力:应该是保护我们的武器,可是却成了套在我们脖子上的绞索。
自由:该自由的,我们没有;不该有的,我们却肆无忌惮。言论、思想,该有吧,没有;不该随地吐痰吧、不该看到老人不让座吧,不该去抢、去骗、去撒谎吧,等等,可是,我们有所顾忌吗?
道德:道德应该律己,可是我们用来律他。打着道德的幌子口诛笔伐、党同伐异、责全求备、无限上纲。问题是,有一天道德的大棒总会挥到自己的头上。道德如果成为了武器,没有人可以幸免。必然是遍地的鲜血与伤痕。
法律:应该降低我们的不确定性,增加我们的安全感,可是,恰恰相反,成了我们恐惧的源头。例如,把忠君作为一条法律原则的话,法律就是一把悬在你头上的刀,想砍就砍。
形式:形式是需要的,关键是什么地方。我们愿意花天文数字的钱搞一个阅兵式,祭奠那靠不住的、似人似兽的祖先,举国同欢;可是,我们就不愿意搞一个像样的毕业典礼,相信在中国毕业的大学生的毕业典礼是马马虎虎的。可是我认为后者的意义远远大于前者。现实生活中,形式放错地方的比比皆是。也许你可以看看,普林斯顿的毕业典礼,一定让你热血沸腾。至今我都觉得遗憾,毕业的时候,多么的渴望有个毕业典礼,穿穿电视里看到的“长袍”,留点纪念。可是,竟未能如愿。毕业时,如鸟兽散。
市场:该市场化的,我们不搞;不该市场化的,我们偏偏大力的搞。
英雄:英雄是用来学的,可是我们的英雄基本是用来看的,用来呼唤久违的眼泪,不能学的,甚至成了许多人心里的反面教材。当然,这是不能说的。
兴趣:最该努力保持的,我们扼杀。真正的持久的、强大的动力只能来源于兴趣。只有这种动力才能成就伟大的事,伟大的人。
教育:应该让我们变得简单,保持小孩的天真与纯洁,维持一种好的天性。正因为这不容易,所以难能可贵。可是现实是让我们变得复杂,变得世故,变得高深莫测、变得让小孩根本就无法理解。这一块,错位太多了,例如,最该自由的地方,我们让他最不自由;最不该引进市场的,我们竟然提倡产业化,最聪明的人应该聚集的地方,现在成了那些人敬而远之的地方。最应该理想主义高扬的的地方,现在呢,难觅踪迹。哎,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信仰:我们信错东西。
当然,还有许多。
错位,这是中国最大的“潜规则”呀。吴先生的潜规则,只是脸上的小疙瘩,这个才是荷尔蒙。
我举一个例子,引起大家思考。
许多人包括鲁迅说到过我们是一个保守、不愿意接受新事物的民族,鲁迅不说过吗,“
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有一部分道理,但是很难经得起仔细的推敲。我们对新事物的接受是有选择性的。就像鸦片,马克思主义是个新事物吧,我们欣然接受。环顾世界,哪一个民族像我们这样毫无保留?可是,另一方面就不把那“辫子”剪了,“裹脚布”扔了。仔细看看我们的历史,实际还是很能发现一些问题的。再看看我们现在,我们接受了许许多多的新事物,从肯德基、阿玛尼、到好莱坞大片;但是我们也同样拒绝了许许多多的新事物,而且拒绝的振振有词,理论一套又一套,我就不说了。许多人说,时代不同了,在我看来,许多东西一点也没有变。问题是你看不看得到那没变的东西。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
有水平。
这就涉及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错位,病人应该吃药的,不吃;没病的不该吃药的吃了。这个错位很要命,结果就是,毒药我们竟然经年累月的甘之如饴。要人命的。
病怎么可能好?
错位错久了,就会出问题的。
附:
如果谁有心,愿意在这方面深入的探寻、研究,我可以提供一定的帮助。相信可以写出一本很好的书。比吴思的《潜规则》要有份量、有深度的多。李宗吾老先生很有水平,可是他的答案呢,就是两个形容词,我觉得形容词嘛,没有实际的内容,难以把握,不便于找到解决的办法;至于当前的一些"赤"手可热的文化大师就不要提了。
相信我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