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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早发表职称论文投稿网
摘要：文章通过描述当前中国服务业发展与农村流动人口转移的现状，指出当前后工业化时代与城乡结构并存的特征。基于此，文章综述了经典的城乡二元结构理论以及相关研究的演进，对服务业进行定义与分类，进而指出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区别，得出经典的二元城乡结构理论无法适用于后工业化社会的时代背景，需要新的理论进行研究。
关键词：城乡二元结构,服务业定义,后工业时代
一、引言
“后工业化社会”最早由Bell(1973)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提出﹐具体地﹐“后工业社会首要的、最简单的一点是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或制造业﹐而是从是服务业﹐如贸易、金融、运输、保健、娱乐、研究、教育与管理”。过去20年来﹐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比由1997年的35%升至2015年50%。由此可见﹐服务业在国民总产值的比重将随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升﹐这一趋势的判断﹐Kuznets(1971)早在40多年前研究20世纪50年代的数据时就已提出。不难推测﹐对中国而言﹐随着城镇化率继续攀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以及消费进一步升级﹐预计服务业将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到70%~80%的份额。
关于后工业化社会的表现﹐还可以从供给和需求侧进行进一步分析。从需求侧分析﹐经过社会的发展﹐居民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居民实现了温饱﹐且耐用品消费的需求也逐步满足后﹐更多的消费者将收入的更多部分用以娱乐休闲、教育培训、医疗保健等服务业的消费。从供给侧看﹐服务业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重持续攀升﹐这一趋势的变化可以由著名的“配第—克拉克定理”(Clark﹐1960)描述﹐随着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劳动力在部门间的分布趋势为劳动力先从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产业﹐再流向第三产业。
近年来﹐针对二元城乡经济结构的问题﹐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如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全面普及免费义务教育、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等。当前﹐中国正处在由城乡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轨的阶段﹐甚至部分东部地区已经实现了城乡一体化发展但在全国范围的区域尺度内﹐城乡二元结构仍然存在﹐在过去20年中﹐中国城镇和农村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在扩大﹐会吸引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成为流动人口﹐并进一步加剧乡村至城镇的人口流动﹐根据1982年以来的历次普查数据﹐中国的流动人口呈现一直增长的趋势﹐1982年仅为1154万人﹐至2010年已增长为2.21亿人。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二元城乡结构又出现了很多新特征。第一﹐因为随着城镇化率的逐步攀升﹐由农村转移的农业剩余人口逐步进入城市﹐城市中服务业提供的工作岗位较多﹐城市中相对宜居﹐更能够吸引流动人口迁入。另一方面﹐由于城市的人口密度更高﹐与之相匹配的本地产业如餐饮住宿、休闲娱乐等服务业相对更加发达。由于城市拥有众多人口﹐人们的兴趣、品味、需求感觉和偏好不同﹐导致了城市的多样性﹐城市的这一特性又会吸引更多科技人才和创意阶层进入﹐导致了文化、金融、科技产业的繁荣。
综上﹐经典的二元城乡结构理论往往忽视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由于二元城乡结构理论产生于20世纪中叶﹐用于解释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征弥补古典增长理论的不足﹐而在当时﹐这些国家由于生产力还处在较低水平﹐往往没有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因此也不存在所谓的后工业与二元结构的命题。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随着农业转移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在城市的服务业就业﹐服务业的繁荣发展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结合愈发紧密﹐需要用新的视角对后工业化时代的城乡二元结构进行解读。
二、城乡二元结构理论回顾
经典的城乡二元结构理论体系主要为解释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从农业为主的国家向现代化工业国过渡的阶段中﹐出现的两部门(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并存的特点﹐并解释如何随技术水平的提高﹐农业部门产生的过剩劳动力如何转移至工业部门﹐并实现工业化的。其中﹐代表性的成果为Lewis(1954)﹐Ranis、Fei(1961)﹐Fei、Ranis(1964)﹐Todaro(1969)以及Harris、Todaro(1970)等。
1.Lewis二元城乡结构理论。Lewis(1954)提出了一个关于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模型﹐在论证劳动力报酬的过程中运用了新古典边际产出的思想﹐采取古典经济学式的论证思路(蔡昉﹐2015)﹐假定模型存在两部门：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模型的劳动力要素由工业部门的资本家和跨部门流动的低技能劳动力组成。核心观点在于﹐由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有相当巨大的劳动力富余﹐存在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在给定工资下劳动力可供给数量远远大于工业部门的需求。从图形上分析﹐其低技能劳动力的供给曲线应该是水平的﹐Lewis(1954)认为对于后者的滥用将产生错误的政策指导。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无限供给的(低技能)劳动力来源主要有：农业剩余人口、持续的人口增长、赋闲的家庭妇女、有闲阶级等。资本家可以利用无线供给的劳动力以不变的成本扩张资本的规模﹐不必担心扩张所带来的劳动力要素价格上涨﹐又因为资本家必然追逐“剩余价值”﹐工业部门必然持续扩张﹐直至低技能劳动力不可无限供给或者无法用相同的实际工资雇佣更多的低技能劳动力为止。
尽管Lewis(1954)的理论饱受发展中国家相关学者的赞誉﹐但是过去60多年来﹐也出现了很多对该理论真知灼见的批评。如对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迁移的机会成本为零这一假设就提出质疑﹐尽管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充裕﹐但是劳动力的总供给曲线可能并非水平。因为一旦存在剩余劳动力转移﹐则留在农村地区的劳动力的人均产出必然增加﹐因此有可能使机会成本提高﹐与水平的劳动力供给曲线不吻合。此外﹐Lewis(1954)理论无法解释的是﹐尽管地区间的收入差异巨大﹐但现实中劳动力空间分布的流动性远小于理论预测﹐即劳动力区域间流动的具备一定粘性。
对于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中国从封建时期开始﹐相当长的时间内呈现出二元经济结构(厉以宁﹐2008)且现在仍是世界上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模型吸引了中国学者的众多关注﹐并引起了广泛的学术讨论。特别是该理论对解释中国的城镇化与经济发展、解释中国的人口红利等问题产生重大的理论影响。
2.Fei-Ranis二元经济理论。Fei-Ranis二元经济理论主要源自Fei、Ranis(1964)与Ranis、Fei(1961)提出的模型。在基于Lewis(1954)的基础上﹐该理论借助新古典经济学的供求分析方法﹐分析了农业部门存在劳动力剩余的条件﹐并得出两部门经济能够实现快速发展的原因在于以较快的速度将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重新配置到具有较高生产率的工业部门﹐保证逃离Malthus的人口陷阱。因为农业部门不能完全消失﹐该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将不会完全转移至工业部门﹐农业生产率的增长是保证现代工业部门扩张及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的必要条件。Fei、Ranis(1964)还以日本和印度作为案例分析对象﹐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工业化转型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在工业化转型早期﹐有必要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工业产业﹐尽可能提高工业部门吸收剩余劳动力的能力。
Fei-Ranis的二元经济理论更像是Lewis(1954)的拓展与延续﹐而前者对后者的主要拓展在于弥补了两部门间的产品交易问题以及当剩余劳动力转移至城镇后﹐农业的发展问题。因此﹐Fei-Ranis从一定程度上对Lewis二元经济理论进行了补充与完善。
3.Todaro-Harris二元城乡结构理论。Todaro-Harris二元城乡结构理论主要基于Todaro(1969)以及Harris、Todaro(1970)提出的模型。相比于之前的模型﹐Todaro-Harris更加关注劳动力地区间迁移问题﹐并且理论最终的落脚点用于解释城市中的失业问题。在模型中﹐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迁移取决于两地区实际收入的净现值。特别地﹐劳动力在城镇地区每期的实际收入为期望值﹐即城镇工作岗位所提供的实际收入与获得这一岗位的概率之积﹐而这一概率成为了该模型的关键变量。由此Todaro(1969)模型引申出著名的“托达罗悖论”(TodaroParadox)：用来创造城镇就业岗位的政策很可能导致城镇地区更高的失业率。原因在于﹐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会提高劳动力获得工作的概率﹐影响劳动力迁移函数﹐并刺激更多外来(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一旦新进入的劳动力流量大于创造的就业岗位数﹐则失业率必然提高。
由于Todaro-Harris在这一领域基石性的贡献﹐后期有相当多的研究对基本模型进行了拓展。如引入了城镇地区的非正式就业﹐从而使模型结果和现实更加匹配﹐将城镇中的住房消费引入基本模型﹐从而考虑了集聚的负外部性﹐由于集聚会导致城镇中房价上涨﹐因此﹐在这种设定下城镇名义收入的增加不必然导致剩余劳动力的加速流入。
三、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转变——后工业社会的特征
1.服务业的统计分类与概念。服务业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对其定义和分类众说纷纭。从国民经济的统计角度而言﹐中国国家统计局曾对三次产业的划分有明确规定﹐其中第三产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等15个门类组成。
国际通用的产业分类法为联合国的(InternationalStandardIndustrialClassification)ISIC方法﹐该方法于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类似﹐服务业主要分为15大门类。在欧洲地区﹐主要采用《欧共体一般工业分类》(GeneralIndustrialClassificationofEconomicActivitieswithintheEuropeanCommunities)﹐由于该分类是ISIC的衍生分类﹐因此对服务业门类的划分与ISIC一致。在北美地区﹐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统一使用NorthAmericanIndustryClassificationSystem(NAICS)产业分类法。
从理论上﹐关于服务业自身的定义就存在较多的争议﹐从较广义的角度﹐服务就是一系列提供非物质产品的经济活动﹐用于解决顾客的需求。因此﹐从抽象的角度而言﹐服务业的价值并不能以物质产品来衡量﹐而应该以服务供给方提供的产品改变服务对象的程度衡量﹐这一改变的程度会使需求方收益﹐因此需求方有动机为此支付价格。多数的服务是服务需求方借助自身的力量也可以进行完成的工作﹐但由于完成这些环节的机会成本太高﹐因此选择外包给专门的服务业供给方。
生产性服务业的意义在于﹐尽管不直接参与生产﹐但却渗透到了产业链的大多数环节﹐虽然无法通过销售有形产品获得利润﹐但是﹐该部门可以提高被服务对象的劳动生产率﹐生产性服务业因此可以从提高服务对象生产率而带来的更多利润中获得一部分利润﹐这样﹐对服务的供求双方而言﹐都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对于分配性服务业以及消费性服务业而言﹐与人口的集聚密切相关﹐如物流、餐饮、休闲娱乐等产业的规模报酬递增取决于服务的需求﹐而需求又与本地人口规模成正比。只有当人口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才能吸引更多的分配性服务业以及消费性服务业的企业集聚﹐因此这类产业将享受人口集聚的正外部性。因此﹐在人口集聚的核心区﹐这类服务业的数量与种类都更加丰富。
2.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区别。以服务业为核心的后工业社会与之前制造业为主的工业社会相比﹐出现了哪些新特征﹐服务业与制造业相比有哪些差异。如果两者没有本质的区别﹐则可以按照Lewis(1954)为代表的经典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对当前的后工业社会进行理论解释﹐即将服务业和制造业都归为现代部门而不加以区别﹐显然该条件下无需利用新理论进行阐述。但是﹐不可否认服务业和制造业存在巨大的差异﹐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投入要素的差异。制造业与服务业投入要素存在较大差异﹐使不同企业的区位选择存在明显不同。制造业的生产中﹐低技能劳动力、原材料、运费是区位的决定因素(Weber﹐1909)﹐这是由于制造业本身的产出是有形产品决定的。如今﹐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制造业的投入要素也在逐步发生变化。除了上有原材料之外﹐土地和资本的需求越来越高﹐主要原因在于﹐大规模生产需要先进仪器设备和土地﹐且自动化生产线日益替代低技能劳动力﹐机械化程度日益增强。因此﹐当代的制造业﹐土地和资本、原材料等已成为主要的投入要素。于此对应的是﹐服务业则以高、低技能的劳动力投入为主。
第二﹐企业的区位选择存在差异。投入要素的不同将使企业在选择区位时存在明显差异。制造业的选址主要考虑该地区的土地地价、物流业是否发达及与低技能劳动力的要素成本。因此﹐综合这些因素﹐很多制造业企业将厂址布局在中小城市周边。与之相反﹐多数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区位依赖于创新人才的集聚﹐因此创新人才集聚的地方就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地方。消费性服务业和分配性服务业是典型的需求导向型产业﹐对于消费性服务业和分配性服务业的选址主要取决于人口密度﹐人口密度高的地方消费性服务业和分配性服务业往往较为发达。
四、结论与展望
尽管城乡一体化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但城乡二元结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社会发展的顽疾依然会长期存在﹐可以预见﹐二元经济与服务业的关系、后工业时代下的城乡关系等问题都将成为研究的重点领域。当前﹐随着居民对服务业消费的支出比例日渐提高﹐服务业逐渐成为吸纳就业的最重要渠道。由于经典城乡二元结构提出的无限供给的可劳动力是基于劳动力要素的工资而言﹐一方面﹐随着制造业产品价格不再具备全球竞争力﹐另一方面﹐随着更多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城镇中的服务业岗位就业﹐理论已经逐步无法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在二元经济结构与后工业社会并存的条件下﹐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将由全球制造业工厂向大城市快速崛起﹐人口高度集中的方向转变。在后工业社会﹐将是城市化大力发展﹐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与消费性服务业快速发展时期。
在此背景下﹐后工业化社会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并存的现象以及所反映的问题既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所要面临的挑战﹐也是重要的发展机遇﹐同时也能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宝贵的经验。由于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仅仅考虑工业化时期以及工业化前期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用于解释发展制造业的过程中享受农村转移人口红利的问题﹐因此难以适应新的时代背景。当今世界﹐科技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消费观念以及商业组织模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然而﹐一旦农村转移人口的基数较大﹐产业结构的转型速度和社会发展的速度快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速度﹐即会产生二元经济结构与后工业化社会并存的现象﹐当前﹐对于这一现象尚缺乏系统的理论解释﹐并且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存在巨大的研究空间需要相关学者的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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