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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中国的自然村是历史的罪人
——消灭资本的条件已经成熟了（10）
人们在学习马克思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时，记住了马克思关于俄国在取得革命胜利以后，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进入新社会。但是由于人们没有理解马克思为什么不需要经过资本主义就能进入新社会的理由，所以，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经过半个多世纪，俄国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是不是马克思的判断错了吗？我认为，马克思没有错！
马克思在这封信中的主题是，俄国的农业公社，是人类古代社会形态的最新的类型。这种最新类型是土地公有制的古代共产主义类型。马克思认为这种类型的农业公社，第一，摆脱了原始公社的的特征，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第二，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与资本主义并存了几个世纪，没有受到资本主义的影响，说明它有强大的的生命力。第三，因此，在俄国农民取得革命胜利以后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或者说不需要经过资本主义的卡夫定峡谷进入新社会。
然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并没有按照马克思的指示
集中一切财力和物力发展农业公社。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尽管列宁在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实行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受到限制的规定其活动范围的国家资本主义临时措施。但由于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把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篡改为名为社会主义实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所以，才进入名副其实的资本主义。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判断没有错！列宁的实践也没有错。错误在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马克思在信中说的农业公社，在中国就是自然村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就是组织全国农民的合作化运动，建立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人民公社是工农商学兵的组织。因此，毛泽东完全按照马克思的指示集中一切财力、物力和人力发展中国的自然村社。自然，毛泽东在医治战争创伤，动员全国人民自力更生，按照列宁的指示实行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受到严格限制的规定其活动范围的国家资本主义。尽管在生活资料上实行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是没有把生产资料作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没有把人民币作为资本使用。严格禁止市场的扩大。所有这些证明毛泽东在中国没有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符合马克思在取得革命胜利以后农业公社即中国的自然村的发展不需要经过资本主义这个判断。由此证明，毛泽东是马克思的忠实信徒！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改革开放的最大的错误在于背离了马克思的要全力以赴地发展农业公社即中国的自然村社。改革开放后，以发展城市建设为理由把十几亿农民都赶到城市中去，从而破坏了中国几千年的养活了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民的自然村社。因此，破坏中国的自然村是历史的罪人！
中国的自然村既是中国人民永远生存的地方，也是全世界人民在世界各地组织成中国式自然村永远生存的地方。为什么要发展中国的自然村呢？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在信中所说的农业公社、农村公社在中国就是自然村社。
1881年俄国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即资本主义制度的崇拜者认为农村公社是一种古老的形式，历史、科学社会主义，——总之，一切不容争辩的东西，——使它注定要灭亡。为此，查苏利奇1881年2月16日，给马克思写信“假如你能说明你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的看法和对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给我们的帮助会是多么大。”1881年3月8日写了回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记录了马克思的三篇草稿。在回信中马克思论证了关于俄国农民公社、农业生产的集体形式。
第一，马克思首先肯定地说农村公社要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个阶段的理论的“历史必然性”仅仅限于西欧各国。因为在那里生产者同生产资料已经分离，这个分离的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在英国彻底完成。西欧其他国家正经历着同样的命运。在这里，以个人劳动的私有制被以剥削他人的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这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相反，在俄国农民中则是要把他们的公有制变成私有制。所以，俄国的农村公社并不适用于“历史的必然性”。
第二，马克思说在《资本论》中所做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马克思说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但是，要使它发挥这种支点的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的条件。
第三，马克思问：古代类型的公社存在于西欧，随着社会的进步在各地都不见了。为什么它只是在俄国免于这种灾难呢？马克思回答是：在俄国，至今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能够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的成就。如果俄国资本主义崇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么，他们应该向我说明，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难道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生产发展的过程吗？同时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在这里建立起来呢？资本主义崇拜者们根本无法否认这个真理。
第四，如果俄国农民在解放的时候，农村公社立即被放在正常发展的条件下，如果一切巨额国债，以及通过国家交给转化为资本家的“社会新栋梁”的其他巨款都用于进一步发展农村公社，那么，现在谁也不会再考虑到消灭公社的的历史必然性了。所有人都将会承认，公社是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和俄国比其他还外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另外一个对于保存（采取发展公社的办法）俄国公社的有利情况是：俄国公社不仅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而且渡过了这种社会制度没有被触动的时期。相反，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美国，这种社会制度现在都处于同科学、同人民群众以至同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变成各种强烈的对抗、冲突以及周期性的灾难的场所了。总之，在俄国公社面前，资本主义是处于危机状态。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公有制而结束。这就是农村公社不需要经过资本主义能够发展的理由。
第五，俄国的农村公社不同于较早的原始公社。首先，所有原始公社都是建立在自己社员的的血统亲属关系上的；农业公社割断了这种牢固然而狭窄的联系，就能够扩大范围并保持同其他公社的接触。其次，在公社内，房屋及其附属物已经是农民的私有财产。可是远在农业出现以前公有的房屋是早先各种形式的的公社的物质基础之一。最后，耕地是不准转卖的公共财产，虽然耕地仍归公社所有，但定期在农业公社的各个社员之间进行重分，因此，每一个农民用自己的力量来耕种分配给他的田地。并把生产得来的产品留为己有。然而在较古公社中，生产是共同进行的，只有产品才拿来分配。这种原始型的合作集体生产是单个力量太小的结果，而不是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结果。这就是俄国农业公社的既是公有制又是私有制的二重性。
不难了解，农业公社的二重性能够成为它的强大的生命力的源泉。一方面，公有制以及造成的各种关系，使公社的基础稳固。同时，房屋私有、耕地的小块土地和产品的私人占有，又使个人获得发展。但是同样明显，这种二重性可能逐渐成为公社解体的根源。公有和私有的冲突先使耕地变为私有财产，最后造成私人占有森林、荒地、牧场等。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古代和现代的西欧的历史运动中，农业公社是从公有制到私有制、从原生态到次生态的过渡时期。但是不是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农业公社的发展都要遵循这条道路呢？绝对不是的。农业公社的构成形式只能是下面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它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所有制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
第六，要使集体劳动在农业本身中能够代替小土地劳动这个私人占有的根源，必须具备两样东西：在经济上有这种改造的需要，在物质上有实现这种改造的条件。
关于经济上的需要，只要把“农村公社”放在正常条件之下，就是说，只要把压在它肩上的重担除掉，只要它获得正常数量的耕地，那末它本身就立刻会感到有这种必要。俄国农业只要求有土地和用比较原始的工具装备起来的小土地农民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农民需要的是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
设备、肥料、农艺上的各种方法等等集体劳动所必需的一切资料，到哪里去找呢？俄国“农村公社”比同一类型的古代公社大大优越的地方正是在这里。在欧洲，只有俄国的“农村公社”是广泛地在全国范围内保存下来了。因此，它目前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和它同时并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在给它提供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利用机器进行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实行合作劳动的农业耕种。至于最初的创办费用（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俄国社会有支付的义务，因为它长久以来靠“农村公社”维持生存并且也必须从“农村公社”中去寻找它的“复兴的泉源”。
“农村公社”的这种发展是符合我们的时代历史发展的方向的，对这一点的最好的证明，是资本主义生产在它最发达的欧美各国中所遭到的致命危机，而这种危机将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的回复到古代类型的最高形式，回复到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而结束。
第七，农村公社要能发展，首先必须生存，可是“农村公社”目前正处于危险境地，显然这对任何人都不是秘密了。
要剥夺农民，不必像在英国和在其他国家那样，把他们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同样，也不必用命令来消灭公有制。
正是从所谓农民解放的时候起，国家使俄国公社处在不正常的经济条件之下，并且从那时候起，国家借助集中在它手中的各种社会力量来不断地压迫公社。由于国家的财政搜括而削弱得陷于束手无策境地的公社，成了商人、地主、高利贷者剥削的对象。这种外来的压迫使得公社内部原来已经产生的各种利益的斗争更加尖锐，并加速了公社内各种瓦解因素的发展。
国家靠剥削农民来培植一些最容易接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赘生物——交易所、投机买卖、银行、股份公司、铁路，国家抵补它们的亏空，并用垫款来支付给企业主的利润，如此等等。
国家靠牺牲农民培值起来的是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这样一些部门，它们丝毫不发挥农业生产的潜力，却特别有助于不从事生产的中间人更容易、更迅速地掠夺农产品。这样，国家就帮助了那些吮吸着“农村公社”本来已经涸竭的血液的新资本主义寄生虫去发财致富。
第八，破坏性影响的这种结合，只要没有被强大的反作用击破，就必然会导致农村公社的灭亡。
但是要问，为什么从农村公社的现状中得到好处的所有这些利害关系者（包括在政府监护下的大工业企业），竭力想杀死给他们下金蛋的母鸡呢？正因为它们感到“目前这种状况”不能继续维持下去，所以感到现在的剥削方式已经不行了。由于农民的困苦状况，地力已经耗尽而变成贫瘠不堪。丰年和荒年互相交替。最近十年的平均数字表明，农业生产不仅停滞，甚至下降。最后，第一次出现了俄国不仅不能输出粮食，反而必须输入粮食的情况。因此，“社会新栋梁”认为，不能浪费时间，必须结束这一切。必须创造一个由比较富裕的少数农民组成的农村中等阶级，并把大多数农民干脆都变为无产者。正是为了这一目的，“社会新栋梁”的代表才把公社所蒙受的创伤说成是公社衰老的自然征兆。
第九，正当人们吸着公社的血、蹂躏它、耗尽它的地力、使它的土地贫瘠的时候，“社会新栋梁”的文坛奴仆却以嘲弄的口吻指出，公社蒙受的创伤正是它自然的、无可怀疑的衰老的征兆；并要人相信公社的灭亡是自然的死亡，缩短它的临终的时间是一件好事。因此，这里所谈的已经不是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而简直是需要加以消灭的敌人。但是，俄国政府和“社会新栋梁”正在尽一切可能准备把群众推入这一灾祸之中。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末，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
第十，目前威胁着俄国公社生存的危险来自一致反对它的那些强有力的利害关系者。某种在国家帮助下靠牺牲农民哺育起来的资本主义是同公社对立的；它所关心的是公社的毁灭。并且为了地主的利益，创造出一个由比较富裕的农民组成的农村中等阶级，而把贫苦农民即农民大众变为普通的雇佣工人，也就是说，要保证自己获得廉价的劳动。公社受国家勒索的压制、商人的劫掠、地主的剥削和高利贷者从内部的破坏，那它怎么能够抵抗得住呢！
由此可见，威胁着俄国公社生命的不是历史的必然性，不是理论，而是国家的压迫，以及渗入公社内部的、也是由国家靠牺牲农民培养起来的资本家的剥削。
以上就是马克思之所以要保留发展农业公社也就是中国的自然村社的全部理由。所以，消灭中国的自然村，就是要把十几亿中国人同生产资料分离开来，剥削十几亿中国人！就是要把几千年养活历代中国人民的自然村社消灭掉！把十几亿人民变成雇佣劳动者。因此，消灭自然村就是历史的罪人！
劳动者2018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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