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力
第二个是眼力,它决定了将来的收益或成就的高低,这就是说,即使下了苦功,也不一定就能做到最好。读书的眼力决定了你将来成就的高低,它需要不断地磨炼。所谓眼力,是指能把书读得透,抓住要害,产生想法、思想。我们必须通过批判性的阅读逐渐磨炼自己,练就细腻的目光、敏锐的思辨能力。怎样才能做到呢?我想眼光第一是要宽,要博览,主要是多读。在大学中,读书主要靠自己,老师只能起一个提示、引领、点拨的作用。老师上课中会提到很多书,会指出哪本书好、哪本书不行,老师就好像人行道两边的树,给你指明一个方向,路还得你自己走。老师不能手把手地教导,那样只会害了你,因为他能做到的你不一定能做到,若是硬逼你一定要按着他的做法做,往往会造成你没有自我,没有自己的见解。
实际上,应该靠你自己摸索,自由选择,老师只在适当时候提醒,指出这里危险、那里可以通行,这本书可以看、应该怎么看,偶尔提示、点拨一下。现在我们同学过分依赖老师,好像书没读好是老师的责任,在大学里面书没读好主要是同学的责任。在这里有这么多老师,他们基本都具备教授的水平,没有多大问题。当然老师应该多给同学一些帮助、关心、指导,那是老师应尽的职责,但是读书好坏主要取决于同学自己。你自己读过了,读多了,自然就知道门径,如果没有读,总是不敢跳下去,总想在旁边找快捷方式,想要速度最快,实际上没有这样的好事。就像做生意一样,你肯定要自己吃一些苦,走一些弯路。读进去了以后,并不是读每一本书都有用,但是有时候读到差的书,反过来可以帮助你增长判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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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才是真正的大学生活?大学毕业的时候,诸位回顾自己的大学忙活,很多人会说我很努力用功,选了多少门课程,除了必修课还选修了哪些课程,拿了多少学分,绩点有多高,拿了多少证书等等,我觉得大学生活最重要的不是这些,这是很低层次的追求。我认为大学生活最重要的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看读了多少书,第二是思考了多少问题,第三是是否掌握了自己分析问题的方法。如果你这三条都没有的话,再拿多少学分、证书,我觉得都不会很有出息。我发现在面试推荐免试研究生时,有些同学考分很高,平时绩点很高,但问他(她)读了什么书,是否能提出自己看法的时候,什么都答不上来,什么见解都没有,这种同学即使读研究生又能有什么出息呢?如果他将来仍不改变的话!那么该读什么书呢?我认为上课的教材不算书,习题集、考题题自然更不算书,我们要读的书,主要是那种专门的原著,或是专题研究著作。大学生活,我再强调一次,不是课程、不是学分、不是证书,而是阅读、问题、方法。如果还要另外再加一条的活,就是你结交了多少好朋友,谈得来的朋友、情趣相投的朋友,包括老师和同学,这也很重要。书籍、问题、方法、朋友,就是这四条了。大家现在刚进大学,真的是要打定主意,要把注意力转到读书、思考问题上来,大家要经常交流、争论,多参加这种争论,逐步找到思考问题的方法,多交朋友,不要过于在意课程学分。
......如果北大的改革更彻底,两千多名教授中,有80%的教授都在文理学院,学生都在这个学院里面培养,学生可以选各种各样的课程,每个学生制定自己个性化的课程菜单,拓展自己的知识面,而老师共同对学生进行通才培养,这就比较理想了。北大应该走在改革的前面!这样的话,学生往往知识面比较宽,思考问题可以触类旁通。比如说现在我们搞文学研究的很难有所突破,因为学的都是这一套,我们对历史、民俗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都不熟悉。如果按照欧美那种培养方式,我们哲学系、历史系、中文系什么课都可以选的话,那就有可能做多种研究,或是文学社会学、社会学文学、文学经济学等,又或是从生态学角度可以有文学生态学、生态文学这些东西,可以不断拓展出新的领域,就可能会有新的突破,提出新的理念。我们现在谈文学,就是形象、人物、流派、风格、形式,永远就是这一套,知识陈旧千篇一律,便不可能有新的突破。所以我想第一是眼光要宽。
知识面宽、眼光宽还有别的好处。我刚才讲过交朋友,你们很多同学将来都有志向、抱负,和不同学科的同学交朋友有个好处:将来其中哪一个同学有出息了,他就可以带动一大批同学有所成就。你说我们中文系的人,将来哪一个同学有出息了,你很难叫中文系的同学去和你一起干,因为你自己是中文系的人,难道全部都找中文系的人吗?当了一个大干部、大老板以后,往往就会需要搞哲学、经济、法律、数学等各种各样的人,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好的团队,提拔各个专业的人才。所以现在多交不同专业的朋友,不仅足自己可以拓展知识面,也对将来发展比较有利,其实同行彼此之间要帮忙的可能性反而小一些。你会发现,现在读的各种各样的书好像没什么关系,但是到了研究一些问题的时候,它就好像螺丝一样,把与问题相关的所有知识全部组合起来。针对单一东西进行研究,往往成果比较平面、单薄,但是多读一些书、思考一些问题,你就可以看得比较全面、深入。
第二个,眼力要高,是指起点要高,要读名著。我们的时间本来就有限,我们一定要把宝贵的时间用于读一流的著作,包括一流的原著、研究著作,要体会学术大家的气魄、风采,要开阔心胸,要站得比较高,会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马克思曾经讲过:“我要将人类所有的知识用自己的头脑再检验一遍”,这是一种怎样的豪情壮采!我读到的时候真是热血沸腾。我顺便再讲一下自己的经验,因为漆老师要求我们谈自己的经历。我读大学时没有别的爱好,也不可能有其他爱好,就是爱读书。
每个星期一借一抱书回来,然后星期五再抱回去,又借一抱书回来,周而复始这样看。我开始看马克思的书是从《马恩选集》开始的,就是苏联编、中国翻译、四卷八册的本子,选得好、编得好,中国恐怕还没这个水平,苏联他们这方面研究要强一些。翻一翻我觉得不满足,又去找单行本,这些单行本读完之后又去读其他相关书籍,读完之后又觉得应该要把所有书都读一遍,我就开始看《马恩全集》,那时候出到四十多集,但是说实话我没读完。因为有一部分已经读过,有些后来就没有读了。读这些书的感觉,是看那些最高水平的思想家、学者是怎么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如何形成或表述自己见解的,这是用比较简单的说法,因为在座都是大一同学。如果说得专深一点,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知道,马克思说过:“真正的学术研究应该从抽象回到具体,而不是从具体上升到抽象”,我们现在很多研究都是从具体上升到抽象,我们认为这是研究,其实这算不上是研究,至多也只是低水平的研究。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现象,搜集了很多证据、材料,然后进行提炼,最后得出结论,从一到六罗列出来,这也算是一种研究,但只是低层次的研究。
真正的高水平的研究,马克思认为是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然后从抽象回到具体,这意思是说我们在大量现象里面进行抽象,最后发现核心环节,弄清这些现象的内在联系,找到逻辑的起点、核心概念,以及核心概念内部的矛盾关系。然后从这个环节开始,进行辨析,然后再回到现象。比方说黑格尔讲的“理念”、马克思讲的“资本”,其实都是从最抽象的概念再回到具体,所以它的思路具有更大的周延性和普遍意义。如果你从几个现象里面提炼出一个抽象,这只是个有限的抽象,它的意义是有限的,而且它没有方法论的意义。而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抓出“资本”这个概念,然后研究劳工,抓出“剩余价值”,都是最核心的东西,然后再一路剖析下去,扩展开去,就有一种高屋建瓴、水银泻地、无所不到之感,而且这种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会引起你做更多的联想。如果你不懂马克思主义,你就很难体会这样一种风采,那才是真正的学问。
你读了名著以后,才知道真正的学者、真正的学问和思想是什么。大家在大学里面时间非常有限,我建议大家,最重要的书就那么十几本,一定要读!比如说《论语》、《庄子》、柏拉图《理想国》、亚里士多德《诗学》、黑格尔《美学》、《马恩选集》,或是读一下《马恩选集》的第七卷,还有《存在与时间》、《梦的解析》等等,这些是最基本的书,一定要读!这样读了以后,可能眼界是高了,但是会觉得手低。我们常用“眼高手低”来批评人,但是复旦大学章培恒先生说过一句话:“眼高手不一定高,但是眼低手肯定高不了”,所以眼高是必要的。首先争取眼高,然后再争取做到手也高一点。你做的东西如果没多少意思,没多少价值,其实别人是看得出来的,你的学术研究成果的分量,它里面思想的高度、历史的深度、生活感受的丰富度,大家是看得出来的,像陈平原老师讲的:“写得好的书有压在纸背的心情。”有表面文本,有潜文本;有纸面的东西,有纸背的东西。包含丰富的信息,暗含人生的感受,有思想,有历史感,它往往可以让你反复省思,这就是高水平的成果。
第三是细,眼光要细,善于发现书里的偏颇,要厘清文本的逻辑,理解字句。因为凡是人、书、课程都有偏颇,我今天讲的也有偏颇,大家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进行批评。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我总是从责任的角度来讲读书,但是我们读书应该从兴趣出发,兴趣才是最重要的,个人的自由才是最重要的。你如果这么讲也有你的道理,我今天只是讲我的道理,不是说你那边的道理就不成立,其实都有偏颇。我们不仅要知道这本书、这个人怎么说、说了什么,而且要知道、分析他为什么这么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任何人写一本书、讲一门课、表达一个观点,都有他的出发点、意图、背景,他可能因为某种情况有针对性地这么说,或是有主观的倾向性,任何人写一本书都是偏颇的、有立场的。我们就要弄清他的立场,发现他的偏颇。这并不是说要否定他,恰恰是要立体地看他,而不只是平面地看,看出他的正面、反面,然后才能真正把握、理解他,知道他可取之处何在,偏颇之处又何在。这样才是真正把握他,这样你才能学会怎么分析问题,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大家不要死记书本,要分析地读书、批判地读书。最近我给同学们上课经常讲到,现在我们读《明史》或与明代历史相关的书,我们往往认为明代的历史就是这样的。但我们要想一想,这《明史》是谁写的?是清朝人写的。他们写《明史》的目的是什么,讲得好听是为前代修史,总结历史教训,实际上他们主要是为了证明清朝兴起的合理性。只有渲染明朝的腐败,才能证明清朝的兴起是必然的、合理的。所以我们现在对明朝的印象、想象,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清朝人制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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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写得好的书,即使是大家、名家的著作,也会出现这类问题,有些观点似是而非。前几年我读过后印象最深、几乎挑不出毛病的书,是北大历史系田余庆教授的《东晋门阀政治》。他这本书写到什么程度呢?现在很多人写书,往往在不该写的地方写很多,该写的问题恰恰是带过而已。需要澄清的模糊地方,作者没有澄清,反而在不需要罗列的时候,却列了很多细枝末节。但是田先生的书不是这样,我真佩服他。在读的过程中,我认为有些地方应该讲而还没讲的,下面他就讲了。我觉得不是很重要的地方,他就简单带过了。当遇到问题时,他抓住问题努力攻克,绝不放过。我虽然只在开大会的时候见过田余庆先生,看他的书着实让我佩服不已,他还有多篇论文也写得非常好。大部分人写的书都不是这样,为了论证某些论点,就往这个方向说。比方说那个同学所看到的写孝庄皇太后的书,可能为了凸显孝庄皇太后的作用,就要分析孝庄皇太后的权力是怎么形成的,它肯定有个源流、背景,于是作者就把所有有利的证据都捞进书里、堆在一起,以证明孝庄太后之所以能够掌权,都是因为有传统或其他不同因素在起作用。这样一种思考方式和写作方式,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做的,看似有道理,其实没道理,无法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而读者、我们的同学一看到这个东西,就相信它是对的,而不仔细去想当时是怎么回事。作者有其偏颇,读者又将它简单化。
读书要细心,对经典著作,要从弄懂每一个字开始。我前不久遇到一件事,对我震动很大。我们现在讲老子《道德经》的“道可道,非常道”,我们经常问“道”是什么,很多人说是“规律”。上次我在复旦大学参加一个座谈会,有人又这么说,复旦大学的著名学者朱维铮教授马上大声说:“道怎么是规律呢?”我一下子醒悟了,因为我过去也简单认为“道”就是“规律”。“道”怎么可能就是规律呢?如果说它是规律的话,中西哲学就是一样的了!“道”是中国人的一种观念,它是日常行走的那条路,由于经常走,所以大家知道它是靠得住的、可行的、应该走的,这就是中国人“靠经验”的观念,认为经常走的那条路、经常搞的那种方式、经常出现的那种现象,就是应该遵循的,就是“道”,这些恰恰和“规律”是有区别的。“道”有很大的局限性,它不是通过理性的思考、逻辑的推断,探讨客观规律,而是停留在经验、知性的层面。这是中国哲学以至整个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一个根本特点,或者说是一个很大的毛病,当然也有它的长处。如果把它等同于规律,那中国哲学的特点、局限就都没有了。像南开大学罗宗强教授研究中国文学思想史,他有个本领:很多问题别人都研究过,像《文心雕龙》、《诗品》还有《典论·论文》等,但他仔细品读其中每一个字的意思,就有新的发现。比如像现在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论著,常引用曹丕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这段话,认为曹丕将“文学”抬到多高的地位,表明当时文学地位得到很大提高。这里面就有问题。曹丕讲的是“文章”不是“文学”,文章等于文学吗?这还是最简单的例子。罗宗强教授力求把文献中每一个字词的准确意思,作者自己的意思、时人的定义和用法、现在的意思,都仔细予以辨析,慢慢汇集、总结,最后往往会发现一些很重大的问题。所以读书需要细心。眼光要宽、高、细,眼力就是这样磨炼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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