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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常见的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方式大致有三种，其一是政府主导制，其二是完全的民营化，其三是政府与私营机构混合制。
在政府主导型的情况下，政府不仅仅是是一个管理和监督机构，同时也是一个金融机构，负责基金的运营，新加坡可算一例。在完全民营化的情况下，政府不一定有专门的管理机构用于管理社保基金，而是成立数十家私营基金公司实行管理，智利模式是也。在混合制的模式下，政府负责对社保基金进行监督，政府设立部门，委托金融机构对基金进行运行，目前大部分新兴国家的建立的新型社保基金管理体制就是如此，如，波兰，哈萨克斯坦等，应该说，中国的管理体制也是这种。（理想情况下）
令我感兴趣的是美国，这么一个崇尚自由资本主义的国家，信托基金竟然是由联邦负责的，也就是说属于政府主导型。而中国的可以说也是这种类型，因为虽然我国名义上的管理体制是以间接管理为主，但是其托管基金大多属于国有，其投资也多属于国有企业。看来还是换汤不换药，形似而神非罢了。
对于这几种制度来说，我无法区分其优劣。因为其中的每一种运营方式都可以说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而作出选择的依据，除了由于原有制度的路径依赖以外，更多的是政府的偏好了。对于昂格鲁萨克森国家来说，可能更倾向与选择政府间接管理或者民营化的基金运营体制，而对于传统的大陆国家，往往更倾向于采取政府的控制。因为这些国家往往习惯于控制而非放任自流。
所以在我看来，无论选择哪种运营模式，最关键的是形成在既定事实上的代理问题的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在养老金的运行上同样重要，而且每种模式都必然涉及这一问题，下面对此进行逐一的分析。
首先，是对于政府主导模式，其委托代理关系是，缴费者是委托人，他将自己的社会保险交给政府，政府成为第一代理人，政府交给自己的专门的社会保障管理部门，成为了第二代理人，然后社会保障部门进行投资，将投资受益返回给委托人，形成了两层关系的委托代理链条。众所周知，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如果希望一项制度有效，必然形成对于代理人的激励相容约束。在国家主导制中，这种激励约束体制是否有效，在于其国家的政治体制是否民主。美国之所以能够采取了国家主导制，也是在于其存在一个相互监督的制衡机制，这种机制确保对于代理人产生足够的约束，从而保证了制度的正常运行。而对于一个缺乏足够的制衡机制的政府来说，由于缺乏足够的制衡机制，使得权利的天平向政府一边倾斜，那么就会产生管理中的腐败行为。
在全部民营化的模式中，缴费人是委托人，基金管理公司成为代理人。这种制度比国家主导模式减少了一级委托代理关系，应该说具有优势。但是实际而言，这对于监督体制的要求将更高。因为政府更多的是一种非赢利性的组织的化，那么私营的基金管理公司，则完全是一种赢利性组织。那么为了达到公司的盈利目的，他们或许会产生更为严重的败德行为，相对于代理人来说，委托人的力量是弱小的，因此并不能在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形成足够的制衡，这就需要有更为强大的监督力量，甚至政府对于委托人权利的保护。因而这就引出了第三种，政府间接管理模式。
政府间接管理模式可以说不尽具备了上述两种模式的优点，同时也具备了上述两种模式的缺陷。优点在于他不仅仅在政府和私营基金公司之间形成制衡关系，从而能够对委托人的权益得到更好的保护，同时也可以运用市场的规则使第三方监督，在这样两重监督的体制之下，监督的效果可能会优于上述的两种体制。但是同样，他也有自己的弊端，弊端在于他具有更为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拿张五常的话来说：“拿别人的钱来花总没有拿自己的钱花的那么小心。”何况，这个钱都是别人借别人的呢？委托代理链条的拉长，同样带来的信息的进一步的不对称，因此，在缺乏一个良好的市场信息传导机制，也可以说是“市场信用生态”的情况下（我这里是借用了周小川的金融生态的概念）这种制度没准是最差的一种制度。
去年，赵晓曾经发了一篇文章为：彻底的市场经济是无耻的，最近读汪丁丁的文章（财经，关于医疗体制改革的文章），却说，彻底的市场经济和彻底的计划经济都是有效的，在那篇文章中，他借此以批判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骑墙的中国医疗体制。那么，我在此能否借用一下这一概念，认为在彻底的私有化和彻底国家管制之间的骑墙的混合制度并非是有效的呢？我这几天来一直思索的是这个问题，我也希望诸位能帮我想想。以下，我就表达一下自己这种想法的原因吧！
前几天，我浏览了中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的网站，对社保基金理事会的职责进行调查，我发现，我国的社保基金会，不仅具有监督的作用，同时其自身也可以进行一定的投资行为。而社保基金投资的银行基本上是属于国有银行，对于社保基金的监督，却没有，首先我并不否认社保基金监督的有效性，但是在国有的监督管理机构和国有的银行之间，如何避免其中的串谋行为？自己监督自己是否真正可信，的确值得研究。我们的第三方监督力量的薄弱，再加之更为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中一个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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