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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问题是人类历史千百年来一直面临的巨大困扰。纵览世界史，贫困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地区和历史时间段。贫困问题不仅是政治家们所面临的，也是经济学家们孜孜以求要解决的经济学难题。贫困的本质原因是什么，仅此一项就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谜团。
但是在《中国封建王朝兴衰原因分析》和《西方近代贫困的根源》（这两篇文章详见经管之家）中我们成功分析了中国封建历史上的贫困原因和西方近代贫困的根源，如果将其中的解释加以扩展，是否能得出一个关于更广泛意义上的贫困解释呢？答案是肯定的。中国封建史上的贫困和西方近代贫困的根源在上述两篇文章的叙述中将它归结为劳动力数量的变动，具有共同的阐释，那就是，劳动力过剩。只不过前者是人口过度增长引起的，后者虽然也受到人口急剧增长的影响，但更多是技术进步和资本扩张对劳动力的排斥所引致。然而不管导致劳动力过剩的机制是什么，劳动力过剩确是一个极好的共同原因。中国封建王朝末期的贫困原因-人口过度增殖是外生于经济体的外生因素，后者-西方近代的贫困，却主要是经济体本身的内生因素，即所谓库兹涅茨曲线效应。两大因素都是通过造成劳动力过剩导致了边际拐点效应。
而劳动力过剩不是人口过剩，对贫困的解释并不同于马尔萨斯的观点，这一点在《中国封建王朝兴衰原因分析》中有所说明。如果说劳动力过剩是中国封建王朝末期贫困和西方近代贫困的共同原因，那这一点能否有第三种情况符合呢，即还有没其他贫困也可以用劳动力过剩解释呢，答案也是肯定的，即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也无不揭示了这一点。在二元经济论中，刘易斯拐点前的二元经济模型中，劳动力过剩正是二元经济形态的根源。而在二元经济形态中，往往遍布贫困，我们在《西方近代贫困的根源》中提出过刘易斯拐点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发展中国家形态和发达国家形态的分水岭。而发展中国家的一大特征是遍布贫困。把这些“串”起来，就是二战后的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同样是劳动力过剩造成的。
如此看来，三大情况的贫困皆是归因于劳动力过剩。劳动力过剩通过边际拐点原理造成贫困，同样，边际拐点原理下，不仅劳动力过剩造成了贫困，还是造成贫富差距过大的原因。
那么，人类历史上更多情况的贫困是否也能用劳动力过剩解释呢，答案不是绝对的，但应该符合最普遍的情况。有一种贫困是集团里实行成员平均分配政策，总产出低下导致平均产出太过低下。例如人类的原始氏族时期的贫困便是这样，再比如二十世纪一些如苏联这样的国家，奉行共产主义制度，但社会低下的生产效率导致人人生活水平低下或说贫困。这一类贫困就不能用劳动力过剩解释。用劳动力过剩解释的贫困基本上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总产出富余，如果按人均分配并不会贫困或贫困过度，二是财产私有下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与其他生产要素“讨价还价”。
这种可以用劳动力过剩解释的贫困通常伴有相应程度的贫富差距，这一特征也可以用来辨认出由劳动力过剩造成的贫困。所以，劳动力过剩引起的贫困实际上是收入分配不均的贫困。
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过剩从何而来呢，可能兼顾有人口过度增殖和近现代社会的很多技术在这些国家的应用排斥劳动力（即西方近代贫困根源的主要机制）两大因素。何者占更主要地位是一个需要讨论一下的问题。
但是如果这些国家走现代化工业发展道路--如果它们能够成功经济起飞的话，可能同样面临所谓的库兹涅茨曲线效应，即在《西方近代贫困的根源》中解释过的两种库兹涅茨曲线。它们的贫富差距会进一步加剧，直到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并且贫困程度也会加大，因为经济起飞后近现代型资本的扩张会大规模排斥劳动力，导致更严重的劳动力过剩。进步（经济起飞）会导致/加剧贫困，这正是亨利.乔治进步与贫困的悖论，也是库兹涅兹曲线第二曲线的注解。
显然，劳动力过剩是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诺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中指出饥荒的原因也印证了这一点。他在这本著作中指出，食物供给缺乏不是饥荒的原因，“交换权利”的以及食物的分配制度是很多饥荒更重要的原因。这与劳动力过剩下不是总产出人均不足而是产出分配在边际拐点下在劳动者中份额太过低下异曲同工。总产出，包括粮食，供给饥荒中所有人口绰绰有余，但“交换权利”--即收入份额太小，导致饥荒的出现。在《中国封建王朝兴衰原因分析》中也提到过一个王朝早中期饥荒少，晚末期饥荒多的解释同样是收入低下造成的。阿玛蒂亚.森发现了这种现象却没能给出解释，这里指出了这种现象的原因。同是在《中国封建王朝兴衰原因分析》我们也分析过类似的原理，摘录如下：
“边际拐点所揭示的封建王朝(末期)的贫困说简单了是人口问题，但与19世纪马尔萨斯贫困人口论对贫困的解释还是不同的。后者认为人口的数量达到了社会生产的财富总量的极限，公式为--人口总量：M，社会生产财富总量S，人均财富量s=S/M，s接近甚至低于赤贫线，所以引起了大规模的贫困。但是边际拐点对封建王朝末期的贫困的解释机制是，s可能高于赤贫线，甚至远高出一截。S值养活社会人口总量--M绰绰有余。而导致严重贫困的不是S值太小，而是S值虽大，但分配给农民集团的财富分配额太少。即人口数量M没有达到或超过s容忍的极限，而是超过了边际拐点，可能远小于s容忍的极限值。换言之，例如，唐朝人口数量的顶峰或许在安史之乱前夕的6000万-1.2亿左右(1.2亿为现有最高估计观点)。而实际上唐朝的农业粮食产出可能可以供养2亿人，但唐朝从未达到这一数量，顶峰最大也不过1.2亿--直到800年后的明朝中国人口高峰才逼近了2亿。马尔萨斯的观点是人口逼近了2亿导致了贫困，但依照本文分析，1.2亿已经足以造成王朝崩溃动乱。所以普遍的惊人赤贫如果是人口问题，在人口数量远未达到它的粮食或其他消费财富的均有量之前，可能就会发生，人口很难达到这个总量均分容纳的极限。所以，历代人口高峰可能远未达到粮食产量所能承受的人口数量，而仅是大大超过了粮食生产所需的边际拐点人口。”
可见，阿玛蒂亚.森在饥荒中发现的现象与导致封建王朝末期的可怕贫困异曲同工。简而言之，是劳动力严重过剩导致的巨大贫富差距是饥荒和可怕贫困的根源。
因此，发展中国家普遍的贫困并不能恰当地归因于社会总产出的低下。当然，这些国家大多不具备发达的现代资本，总产出低于同规模的发达国家，但是人均产出绝对超过贫困程度所意味着的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水平。本文给出的贫困的解释能够符合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贫困的机理在这里找到了答案。这一机理同样解决了另外两大历史课题，中国封建期的王朝兴衰和西方近代贫困，可谓对人类社会思想的一大变革性冲击。贫困与产出关系不大，与分配有关，而分配与劳动力过剩有关。西方世界在两次世界大战后跨过刘易斯拐点，摆脱了劳动力过剩，普遍的贫困荡然无存。这些，都是劳动力过剩这一对贫困解释的很好印证。
劳动力过剩是贫困的根源，这从边际原理来看，是一个很简单而“自然”的结论。生产三要素资本，土地，劳动力三者任何一个太多的话按照边际规律都会引起其边际报酬低下，如果是劳动力太多--劳动力过剩，引起的就是贫困。在经济三要素中，人口（劳动力）没有足够的市场弹性--它的数量常常过多而不能因报酬因之低下而自动快速减少，是产生经济畸形：贫困的根源。相反，比如资本，它的报酬（利息）如果低下，就会退出市场，劳动力一般不会这么有弹性。也就是说劳动力的增多或减少对经济体本身具有很强的外生性。
到此为止，我们解决了人类历史上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三大难题或谜团，分别命名为《中国封建王朝兴衰原因分析》，《西方近代贫困的根源与刘易斯拐点》，《贫困的根源》。这算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成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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