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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无处可蜗居
世上已无陈胜吴广，但是世上还有、，成都金牛区“暴力抗法”自焚而死的弱女子，可以很负责的说，如果不断的出现后者的话，我们就无法拒绝“出现前者的可能性”。中国独特的“拆迁文化”已经成了这个国度“社群对立”的最显著的体现窗口，一幕幕闹剧，一幕幕悲剧，无数失去住房的下层市民的泪水和愤怒，为这个年复一年“GDP保八”的现代化进程悲壮的伴奏。“衣食住行”本是上天赋予每个人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温饱”也是“被宣称”早已完成的伟大历史任务，但是现在很多人的生存权正在被拆迁严重侵害。
《蜗居》给我们构造了一个奇特的场景，当地产商想尽办法要赶走居民之时，作者想极力塑造政府“温情的一面”，通过宋思明，我们仿佛感觉政府是“不非常邪恶”的。但是，在拆迁的时候，那个戴着红袖标的干部，给大家展示了一种奇怪的语境，当居委会大妈给那个干部说钉子户的情况时，那个干部的话语“务必要保证原计划的完成”“保密工作要做好啊，各个击破”“由不得他们的防线崩溃瓦解”，仔细一想这是几十年前的革命运动语言，是典型的对敌斗争的语言，可是现在的方向是人民群众，我们不知道作者是不是有意为之，有点像王朔或者韩寒，一种讽刺性的语言，将“叙述者”和“叙述语言”刻意拉开距离。
拆迁，拆走的住房，也拆走了“产权”。
其实，“产权保护”是一种极其脆弱的社会状态。强势的个人或者黑帮当然会对产权所有者产生威胁，但是在中国，产权所有者更大程度上怕的是各级行政部门，因为这些行政部门拥有“随时书写法律，法规条例和各类文件”权力，这是对产权最大的威胁。正如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在其《媒体，法律和市场》一书中所讲到的“政府可以在合法的名义下重写游戏规则，把原来合法的产权变成非法产权，因此行政部门对产权的侵犯可以名正言顺，这是最可怕的”，更可怕的是陈志武教授六年前的预言在当下变成了可怕的现实。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Douglass C. North曾经指出“产权保护和合法的执行机制才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合理发生” ，然而中国正在陷入一种“没有产权保护的市场经济”漩涡之中，加之没有完全开放的媒体自由，这样发展下去必然的会陷入2001年诺奖得主GeorgeArthurAkerlof所预言的由于“信息混沌”所导致的“柠檬市场”之中。
拆迁和高房价都成为了都市人们最不可言说的痛，之所以不可言说，是因为每个人都在遇到或者都可能遇到。金融海啸已经给中国经济穿上了“皇帝的外衣”，“出口拉动的增长方式”不可持续，但是“扩大内需”的口号提出了十几年，为什么一直都只是停留在口号上呢？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前段时间在《南方周末》的一篇《把脉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一文中指出“过高的房价抑制了中产阶级的消费，高房价是一种变相征税，因为高房价是由于高地价，而地价是被政府拿走了”，他还指出“如果中产阶级不能够兴起，有可能把‘民主化’变成‘民粹化’，失去枷锁的同时我们也失去了全部规则”。
就是这样，国人的头脑之中没有“政府的边界”的概念，当遇到什么事情都需要寄希望于“行政监管”之时，可是又由什么来监管“行政监管”呢，请别忘了：从事行政工作的也是人，“行政监管”所导致的“道德风险”是巨大的。一个行政没有约束的社会是可怕的，但是当这种“没有约束的行政”和“寻求最大利益的资本”结合起来更可怕的事情出现了：出现了“合法的警察化流氓”。
所以，法治很重要，更重要的前提是“司法独立”。早在十六世纪意大利的贝卡里亚在其著名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指出“一切额外的东西都是擅权，如果刑罚超过了保护公共自由的需要，它本质上就是不公平的”。期待司法独立，期待“小政府，大市场”。最后借用公共知识分子熊培云的一句话结束“国家太累了，应该休息一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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