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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代相较，唐朝的医事职官制度更加完善，形成了有效的医务管理、医疗组织、医学教育、药物培植机制。学界普遍认为唐朝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完备、最发达的医疗机构。事实是否如此？
中央与地方医疗困局
唐代宫廷医疗机构主要有尚药局、药藏局及太医署。尚药局是专为皇帝设立的医疗机构，负责治疗皇帝平时的疾病。它隶属于殿中省，由殿中监总领，殿中省掌管天子的衣、食、住、行、医及出行礼仪等。尚药局的特殊之处在于，除为皇帝、皇族服务外，不经过皇帝的允许不给一般王公大臣治病，可以说是纯粹的御用机构。
在这里供职的医生，在全国的从医者中品级、俸禄都是最高的。药藏局则是为皇太子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也有皇室储君专用的性质。
唐代承袭隋代，设立太医署。太医署是全国医政总署，管理全国医学事务和医学教育，是集科研、医疗、教育为一体的医学机构。作为全国医务的最高机构，如果皇帝要对全国医疗、医学教育发布诏令，一般通过太医署来发布和管理。
太医署本身就是医科学校，担负着为宫廷、官府输送人才的重任。在教学方面，它分为四科，医科、针科、按摩科及咒禁科。这四科都由医博士负责教授学生。医博士是指精通医学的医生从事教学的官职。
太医署对学生的教育非常严格，为了保证学生的学习质量，经常考试。学生要不断地通过月考、季考、年考，如果学习了九年，医术还是没有进步的就退回原籍。但如果学生成绩优异，水平超过现任的医官，可根据情况替换现在的医官。学生毕业后，根据成绩分别授予医师、医正、医工等官职，派往各州县或任教或医病。
太医署中的医生们也要承担后宫诊病的工作。整体来看，太医署的服务对象包括皇帝、王公、百官、后宫，以及军队、官府工匠、宫人。其中，宫女、太监人员众多，专门设有患坊，由太医署的医师、医监、医正每次一人轮流值守。
唐代的医学校并没有彻底改变传统师带徒的情况，官方学校在唐代医学教育中也没有占据主要份额和主流地位。
这就是中央与地方医疗困局的根源，民间的医疗需求极大而医疗资源又分配不均。太医署中的医学生编制才九十余人，地方医学生每州也不过一二十人，对于整个社会的需求来说远远不够。
所以，尽管官方医学教育分科细致、考核严格，水平较高，但是它只是整个社会医学教育体系的一小部分，师带徒和寺观教育仍然占很大比重。师带徒，代表着医学的师承关系，很多时候还是家学，父子孙多代行医。
寺观教育，包括佛寺和道观，唐代佛寺、道观有多元功能，不仅是宗教场所，还是文人士大夫的社交舞台，以及市民的公共空间，所以这里也是传播知识的重要场所，包括医学。
中央由太医署主持总体医疗事务和医学教育，地方州一级的单位都设有官方医疗机构，主其事者是医博士，他同时也是地方医学教育长官，领导着十到二十名医学生在全州范围内治疗疾病。可以看到中央与地方医疗资源的差距，这是唐代医疗困局的第二重含义。
基层民间医疗的发展
我国古代疾病疫情多发，文献中“疫”、“大疫”、“时疫大行”等记载不时出现，表明大规模的疫病爆发，它们对社会造成深重的痛苦和难以估量的损失，唐代亦不例外。
尽管唐代医疗机构如此完善、发达，仍然无法有效应对大规模爆发的疫病，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医疗资源的不均与不足。关键是不均，从上一小节可以看出，官方与民间医疗资源不均，中央与地方医疗资源不均。
从机构的设立上看，太医署的主要服务对象就局限在宫廷。只有在全国性的大瘟疫时，太医署才会履行外出防疫的责任。但是，这些医生和药物给予的支援并不足以应对民间的需求。可以肯定地说地方医疗机构不能满足当地平民的医疗需求。这就是唐代医疗的现实。
在此情况之下，基层民间医疗有所开创和发展。此处以悲田病坊为例。什么是悲田病坊？我们更侧重的是病坊，它是唐代开创的救助病残、乞丐及贫民的专门机构，它的服务对象就是社会的底层群体。
从病坊的出现，可以看出统治阶层推行仁政，企图缓和社会矛盾；也可以看出佛教走进人间，救助贫病的思想。这里不仅有病人还有贫苦的人，他们都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与医疗能力强大，人手、设备、医药充沛的太医署相比，悲田病坊专业水平低、影响力有限，但是它表现出的开创性意义非凡。
它的设置是儒家仁政思想与佛教慈悲为怀精神的具体实践，一方面从民间的角度补充了医疗资源的不足，另一方面是在医疗分配严重不均的前提下救助社会底层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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