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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很多企业家抓住了这四十年的经济发展黄金期成就了一番事业。
近日，娃哈哈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在访谈中道出了企业长久发展的秘诀，不仅可以让自己不用负债不用贷款，银行帐户还能轻轻松松有上百亿存款。简单概括一句话即：小步快跑，不做能力做不了的事情，心态好，有的钱不是你赚的，你要想赚也赚不到。
以下是宗庆后接受采访的万字访谈记录。
作 者：宗庆后
来 源：原子智库（ID：AtomThinkTank）
早期创业艰难历程：进展销会被拒 被迫门口摆地摊
问：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从1978年开始到现在，中国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看到改革起步的1978年，也正好是您人生经历当中转轨的一年，您能大概回忆一下，1978年整个社会的氛围和当时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吗？您当时能够进到校办工厂里面，又是怎样的一个机遇？
宗庆后：实际上1978年三中全会决定，把我党工作的重心放到经济上来。尤其是12月份，1978年我从农场经过15年后回到杭州来，当时我是顶替我母亲回来的，顶替回来在我们校办工厂工作。
在当时刚刚提出改革开放这个概念，很多都还跟以前还是一模一样。工资也就是34块钱，我在农场待了15天就拿了28块钱一个月的工资，回来城里面是34块钱，当时各种东西还是需要票的。
后来是农村土地承包正式开始，解决了我们的吃饭问题。以前吃也吃不饱，穿也穿不暖，什么都要票。所以逐步逐步的不用票了，物质开始丰富起来了。
1978年的时候，我们工厂实行厂长承包责任制，所以我1987年才有个机会承包校办企业。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前，全国的老百姓都是无产者，是不可能允许你个人去做生意、去创业的。
问：从1978年到1987年您承包校办企业，这中间也有一个过渡的过程，您是一开始进到工厂里工作的时候，就有想到自己会走上经商这个道路吗？
宗庆后：没有。因为当时都是计划经济，我们校办工厂不是属于计划经济之类的。
当时属于教育经费不足，鼓励教育系统勤工俭学，所以规模也都很小，设备也是很简陋的，我第一个进去的是纸箱厂，专门做纸箱的。由于当时我们也是干了好多当工人，都是为了跑市场，做销售员。
后来我们也给他办了厂中厂，什么电表厂、电扇厂，尽管当时做的也还可以，但是因为我不是领导，不能决定能不能去发展，他不愿意发展所以后面也没有发展起来。
问：您觉得早期有没有一些比较困扰您的困惑呢，有没有一些记忆比较深刻的？
宗庆后：实际上当时这个厂是挂的全民所有制单位，那时候还没有民营企业这个概念，民营企业也不允许你是从厂长申报增资开始的，所以还是挂着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的企业。
因为我是做了几年业务员，也走南闯北的做生意的，当时我做电度表、做电风扇那个事情也很辛苦，而且也很难，因为你没有名气又很小，包括他们开展销会，我去的话只能在门口摆地摊，进都进不去。所以我卖电度表时，他们说广州有人要，结果走到并没有那么一回事，但是我就想出去总要把生意弄回来，所以听说海南市需要电表，一直走到海南，在海南走了整个海南，最后才把五金家电公司把这个电表的销售合同签下来。
问：这前后用了多久？
宗庆后：那个时候我是借款，出差还是借款了不知道多少钱，当时我就想生意没有做成，也没有跟家人联系，电话也是需要付钱的，他们还以为我跑掉了，到香港去了。而我是想着出来一定要把事情办成功，大概是20多天吧，因为那个时候交通也不是很发达。
5万块买到娃哈哈营养液配方
赚到第一桶金
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到说，整个的社会似乎有一点改变，觉得可能机会来了，觉得经商可能也是您未来可以选择的一条道路？
宗庆后：就是1987年承包责任制的时候，我原来也是在校办企业经理部级做过业务员。因为当时的经理是老师出身，不懂做生意，把它做亏掉了，而我在做业务的时候，没有动给他的资金，还帮他赚了钱了。
当时我们浙江这一带四周被面很好销，但是浙江的蚕丝供不上，因为那个时候的信息还比较闭塞，不像现在。当时四川的蚕丝卖不出去，所以我就把四川的蚕丝拉回浙江来卖给他们。
问：那个时候不算是计划经济指标，直接就可以去了？
宗庆后：没有，那个时候应该想，我可以卖。那边是买4万块钱1吨，我这里可以卖到5万块钱1吨，就是赚差价嘛，所以给他赚了钱。当时我们那个分管轻功工局的副局长实际上是看重我了，感觉到我还是比较能干，算是比较会做生意，所以他就成立校办企业经销部。
实际上就是一张任命书，剩下的其他什么都没有，对我来讲感觉是机会来了，因为给了我一个平台，我可以去发挥自己的潜能，去经营这个企业，第一年我就答应他承包给了他10万块钱的利润。
问：那个时候承包，我之前看其他的媒体报道，说是您好像筹了10万还是14万？
宗庆后：那个时候算是借款14万，实际上是借门市部的，首先我做生意没有花钱。找了一个门市部，实际上我开始做生意也没有花钱。
当时我第一年就给他挣了10万块钱，而当时的校办企业一年的利润大概也就是四五千块钱，我还是第一年，就做的很成功了。
第二年我们是给中国花粉口服液代加工罐装，第二年就赚了100多万块钱。我们当时也给他做推销，而且很多是给小孩子使的，做的中国花粉口服液有激素，可能使小孩子早熟，当时就跟公司的总经理说，是不是要开发新产品，他说没有问题，但是我感觉是会有问题。如果他的销量减少我就没有加工任务了，我那个时候也有100多个临时工，10来个技术工人，我就要倒闭的。
后来我自己开发新产品，就请了当时浙江医科大学的营养系主任朱子民教授。因为我跟小学校接触比较多，那个时候已经解决了吃饱的问题，但是看到小孩子还有很多营养不良，后来一了解是什么呢？就是独生子女政策。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叔叔、阿姨都在宠这个小孩子，越宠爱就约偏食，不愿意吃饭，造成营养不良。当时我就搞一个能够开胃的产品，而且当时陈梅的夫人余正国同志也是全国营养协会的会长，当她知道以后也很支持，把全国有名的营养学专家都请来。帮助我们在配方的研究、工艺的研究上提出了很多的建议，所以尽管当时的条件很差，但是我这个产品确实有效果，小孩吃了就开胃了。
问：您当时这个配方花钱买了吗？
宗庆后：那个时候就是5万块钱。但是他们后面后悔了，医科大学后悔了。
问：这后面有什么纠纷吗？
宗庆后：没有纠纷，因为当时合同就是签的5万块钱。
问：您刚才说，最开始卖花粉口服液就能卖100多万，是销量很好吗？还是说，因为那个时候普通的民众的消费能力在逐渐提升？
宗庆后：我当时给它做的是罐装还有加工，也不光是卖产品，所以有100多万，但是我这个营养液开发出来以后，打开市场第一年就卖了700多万，第二年是2000多万。
后来我们取名字的时候取了娃哈哈，这是什么道理呢？当时做保健品的厂家也有上千家，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即没有名气又没有实力，我就发现做儿童专用的保健品还没有，当时我就取了娃哈哈的名字。
这是我们一个少年宫的主任给我提的建议，当时我们公开征集名字，他说你取娃哈哈比较好，为什么呢？因为娃哈哈有个儿歌，小孩子听了就喜欢，我们本身就是儿童产品，小孩子比较容易接受。但是也有人提反对，好像你专做儿童市场，就把消费者的群体减少了。
但是我想中国当时是有3亿人，我认为这3亿人打开已经不得了了，如果你做老少皆益的话更加多，也不一定竞争过。而且我们一开始就做广告。
问：做广告是什么渠道呢？
宗庆后：首先我在杭州打开的时候，我先在杭州做的广告，那个时候真的是广告效果太好太好了。
问：是做电视还是报纸的？
宗庆后：因为当时每个省会，就是一张省报一个市报，一个市台，一个地台。我在这个省台上每天晚上做两个30秒的广告，在省报、市报上做四个半版广告，一个礼拜就把市场打开了。
1987年以后应该说家庭拥有电视已经比较多了，而且当时因为省台也好、市台也好，省报也好、市报也好，报纸一张四个版对吧，而且都是党报党台，公信力比较好，而且没有人开始做广告，我做了广告以后确实效果挺好的。
收购杭州罐头厂遭遇非议
获得邓小平关注
问：娃哈哈营养液销路打开的挺快，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做展销，起来的也挺快的，发展的特别快，那时候您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比如说产能跟不上，或者说其他的？
宗庆后：当时来讲产能确实供不上，后来市里领导让我们兼并杭州罐头厂，当时说不用花钱的，员工也只要接收500人就可以。
因为我们毕竟厂小，有200多个工人，有500多退休工人，当时我们想扩大产能，申请土地准备去建新厂房，当时批地也没有那么容易，因为你不是属于计划经济之内的厂，它感觉你是暴发户，可能没两年就倒掉的，所以就没有批。
当时要我们去兼并这个厂，我们也认为是个好的机会，他县城有6万多平方厂房。后来市里面给区里面派了工作组进去，当然了员工不同意，认为你这么小的厂兼并我国营大厂感觉到没有面子。
后来他们叫我去说一下，我跟他说了三点东西。
第一个我说谁大谁小？尽管你的人比我多，但是你现在连工资都发不出来，我现在尽管人比你少，但是我的产品供不应求，而且税还有7千万。
第二个我是顾及他们是终身干部，不想让我们兼并。为什么？他怕我们兼并后他的位置没有了，但实际上我也是没有人了，我就十来个正式工人，我也不可能带着人去那边当干部，所以我说你这个干部一个不动，如果是做的好的继续做，而且还可以提拔，做的不好的我要给你淘汰掉。
第三个我说我现在奖金，每个月都有七八十块，因为那个时候工资就是30来块，奖金是工资的两倍。三个月我先贴你，按照这个标准给你发奖金，三个月以后靠你自己努力赚奖金，后来他们就鼓掌通过了。
因为员工是很实在的，原来连工资都发不出来，现在是奖金都可以拿七八十块。后面在生产过程中，他因为长期没有开工了，所以也有点懒散，我就把我们临时生产线的员工调过去，跟他们开展竞赛。
他们就感觉到他们还做不过临时工，没有面子，所以他们后来也很努力。再加上你做的越多收入越高，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形成规模经济的关键一步，当时的压力也很大，因为这个事情是在1991年，还在讨论。
当时他们说我们是瓦解国有经济，等于是资本主义复辟。所以后来我把它的人也全收下来了，退休工人也收下来了，又花了8000多万给它买下来，省得他们说我们瓦解国有经济。
当然了开始好像是个很大的包袱，因为退休工人当时的工资也是没有社会统筹的，也要企业负担。所以人家看起来是背了一个大包袱，但是我们也是走对了关键的一步，就是形成规模性了。而且后面发展的主力军就是罐头厂的这批工人。
因为我们本来只有10来个人，100来个临时工，而且这批员工也很忠诚，为什么？通过兼并以后他的生活改善了，有车、有房、有存款，把子女都送到国外去读书了，所以他也感觉到了企业发展之后的共享，他们也是对企业很忠诚的。
问：您当时做这个方面决策的时候犹豫过吗，其实这还是一个挺大的挑战？
宗庆后：应该说开始做这个决策的时候，我应该是没有负担的，为什么？它不要你花钱，就要你收500个人就可以了。
500个人我当时认为消化消化是很容易的。后面一旦兼并了，舆论上有什么压力，他的领导也找我谈话了，我也感觉他受到压力了，所以我说你放心，我一定给它搞好，所以后面就是花了8千多万，把人都收下，把退休工人都收下来。
我那个时候存款就已经有70来万了，而且一年有2000多万的利润，兼并以后的利润是要翻下去的，因为扩大产量了。那个时候工资只有30来块钱，我养养也可以养好多年，所以我也不担心，而且我对自己的产品也很有信心。
当然了，兼并以后一年尽管是供不应求，但是也不可能安排2000多人的工作，当时我们开发了果奶，后来发现这个饮料是比保健品的销量更大，所以后来逐步逐步发展饮料。
而且我们把罐头也恢复了，美国的市场也恢复了。当时感觉做美国市场没有钱赚很辛苦，后来干脆也不做了，后来发展出来什么呢？八宝粥、罐头产品，把这个罐头生产也恢复了，后来是越做越大了。
问：很多的民营企业去为了自身的发展扩大，然后对国有企业做一些整合，背后也有一些争论，我相信您自己的亲身经历也能感到很多，您觉得什么时候大的方向才慢慢的定下来了，这种争论可能稍微平息了？
宗庆后：应该是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以后，真正在城市改革。因为他已经发了狠话，谁不改革谁下台，那个时候才真正的动起来。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傻子瓜子放出来有好几次。他就搞的是民营经济，当时小平同志就是把它放出来看，包括我们在兼并杭州罐头厂的时候，我就怀疑是小平同志指导的，因为他当时在上海，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了好多的社论支持我们，我想本来我们杭州在兼并罐头厂跟上海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就是周瑞金他们写了好多社论，兼并没有几天到我这里来了一趟，了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
当时我就怀疑可能小平同志知道而且是支持的，因为后面省委书记马上表态支持，如果说没有这个省委书记的表态支持，肯定舆论压力是很大的，要我去兼并的领导都有点紧张，找我去谈话。最近我才知道，因为当时采访我，他说到当时兼并国有杭州罐头厂得到了小平同志的关注，当时小平同志知道这件事情。
问：您就相当于还是比较幸运的，有帮助，有背后的支持，才能做成功？
宗庆后：对。
民营企业效率超过国企源于产权明晰
问：宗总您刚才也提到说，国营的企业被您收购以后，整个发展就完全是另外一个面貌的，其实当时这种情况也是一个普通的情况，国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很多的问题，但是被民营企业兼并成功以后，活力立刻就焕发出来了，您觉得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宗庆后：首先以前的国有企业厂长、书记一个班，上面的局长、书记又是一个班，构成体系是内耗比较大的。包括在员工当中也形成了派系，所以决策是比较麻烦的，而且授权也比较小。
打个比方说，它要给员工发工资、奖金，也是有额度限制的，是要审批的，不可能超额度去给员工发工资、奖金。所以当时你尽管是厂长增资的话，他得到的奖励也不是太多，员工的积极性也调动不起来，所以机制不够。
作为民营企业家他认为这个厂子是自己的，责任心跟机制性肯定比国有企业要高。当然也是有国有企业的领导思想机制比较高的，他搞的也还可以的，但是确实来讲它的机制跟民营机制没有办法比。
民营企业名义上的财富是个人的，但实际上到最后除了他自己消费之外的全都是国家的、都是社会的。
我感觉现在也不需要说国有企业家、民营企业家什么的，在中国的企业都是国家的，都是社会的。无非你是国有企业，是你委托了某个人在管理。但是民营企业它也是自己在管理，都是中国的老百姓。而且你说是全民所有制，这个财产全国老百姓都有份，但是我认识每一个老百姓这个财富他有份儿的。
民营企业他就感觉到财产是我的，除了他自己能消费的之外，实际上是社会的，他是在投资、建厂房再产生国家的税收，哪怕是不投资放在银行里，银行贷款需要投资，也是在给国家经济发展在做贡献。
抑制多元化发展冲动专注主业
是企业获得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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