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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这是一篇关于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文章，文章抛弃了传统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试图构建一个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货币理论等经济学分支共同的基础理论平台。文章的结论不依赖任何经济经济制度假设，相反，我们认为，经济制度是人类经济知识的结果。
文章的前三部分在引入收入概念、足够短的时期概念，区分满足与效用概念、资本与资本服务概念的基础上对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作了大胆的修正并挖掘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演绎体系隐含的前提加以充实，通过两者的融合，建立了一个与现实经济生活基本吻合的公理性假设体系，导出了社会经济福利最大化的充要条件。文章的第四部分探讨了实现这些条件的解决方案，其中对市场机制与计划体系本质的探讨、对私有制合理性的解释可能是原创性的。其余部分虽不敢妄言原创却也不乏新意，也值得一看。
文章后面的两篇附录从实践和伦理两方面对文章的结论给予了支持。
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
的社会经济福利目标及实现问题
（一种劳动者阶级的经济学）
当无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世界、建立新的经济生活时，必然会面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社会经济福利目标及实现问题，即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我们所追求的社会经济福利目标是什么？怎样实现这些目标？
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无产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世界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使无产阶级在建立理想的社会秩序的过程中能够节约时间、少走弯路，但是，“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我们没有理由要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所有具体问题都给出现成的正确答案。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曾表示不会为未来的社会描绘蓝图，所以，他们也就不可能对上述问题作深入的研究。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还是对上述问题被动的作了解答：比资本主义更好地发展生产力是新社会的经济福利目标，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体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应当说社会主义的实践者们在实践中忠实的实施了这些手段，努力的去实现目标，但结果表明，这些解答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从理论上看这些解答也是不严谨的：所有的论据都不能充分证明比资本主义更好地发展生产力与生产资料公有制及计划体制之间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要唯一的确定发展生产力的最优的手段还需要更多的信息。
当然，生产资料公有制并不单纯是经济手段，它还是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这就是消灭资产阶级，消灭阶级差别。但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①政治目标应该从属于经济目标。事实正是如此，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无产阶级，包括我们自己都选择了与经济福利目标更为一致的政治目标：不是消灭资产阶级而是控制资产阶级。
显然，我们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社会经济福利目标及其实现问题的探讨，不应囿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百多年前的个别结论，而应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上党的领袖两次倡导并躬行和党的思想路线给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和事业带来的质的飞跃，我们更应珍视和实践新一代党的领导人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的号召，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我们的研究方向，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观察问题、解决问题，也丝毫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的指导作用。不仅如此，我们还直接把马克思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剩余价值理论中所蕴含的阶级力量对比决定劳资双方所拥有的生产要素之价格比率这一思想作为我们的演绎基础。我们的研究成果正是在马克思基本原理指导下，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和西方经济学说中的精华与我们自己的一点微不足道的创新整合精炼而成。
一、商品与人的经济学属性
人们通过使用一些物品和服务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些物品和服务中的大部分是稀缺的，即不是自由取用的，是要花代价才能得到的。我们把这些能够满足人们欲望的，稀缺的物品和服务称为商品。这些物品和服务所具有的满足人们欲望的能力被称作效用。
要定义一种商品，除了要刻画这种商品的自身特征外，还需要它的空间特征和时间特征。②不难想象，空间特征和时间特征也确定了与这种商品发生关系的人群的特征。
经济学家通过探讨需求曲线向下倾斜的原因，揣度到商品及与商品相关的人类属性，需求曲线向下倾斜的特性因之可以从一些真实性显而易见的命题导出。这些命题就是关于商品及与商品相关的人类属性的公理或基本假设。令人费解的是，经济学家竟先后建立了三种能导出需求曲线向下倾斜这一特性的公理体系，即基数效用论、序数效用论和显示偏好理论。我们发现，虽然这三种理论都能解释需求曲线向下倾斜的原因，但是，与最先出现的基数效用论相比，后面两种理论并没有提供更多的关于商品与人类属性的信息。无差异曲线的凸性假设和显示偏好理论的公理在命题：“组合A不比组合B昂贵，而当事人选择B而不选A则B显示比A好。”③成立的条件下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表达了商品的同一种性质，但后者更浅显简洁，更具普遍性。它完全蕴含了前者。而前者只是后者的特例，只在一定的范围内与事实相符。正如茅于轼所指出的，无差异曲线明显与很多商品随着数量的增加将给人们带来麻烦这一事实不相容。④因此，基数效用论比后两种理论更优越、更具真理性。
但是，基数效用论也并不是完美无缺，事实上，正是（至少表面上是）其自身的缺陷使它被主流经济学家抛弃。其缺陷就在于这种理论要求人们能够确定从不同商品得到的满足的比例关系。如：抽一支烟是吃一块巧克力所获满足的二倍。这显然是很勉强的。而序数效用论则只要求人们能确定各种满足的次序关系，这比前者要现实的多。怎样克服基数效用论的这一缺陷呢？其实，只要我们把欲望的满足和效用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欲望的满足是描述人类感受的概念，是效用作用于人类的结果，效用是商品具有的满足人们欲望的能力。是描述商品属性的概念。当事人虽然只能确定满足程度的次序关系，但却可以确定效用的比例关系。如：假设二个苹果和一个橙子可以使当事人获得同样的满足，那么当事人可以确定一个苹果和一个橙子的效用比是1：2。
基于前辈的研究成果及以上的分析，现在我们写出商品的及与商品发生关系时表现出的人类的一些重要属性：
（一） 当事人总是尽力使他的欲望得到最大的满足。
（二）对于任意两份商品x和y，当事人都知道他从x得到的满足高于y还是从y得到的满足高于x，或者两者无差异，三者必居其一。
（三）如果当事人从任意两份商品得到的满足无差异则两份商品的效用量相等。与第三种商品效用量相等的两种商品的效用量相等。
（四）随着商品数量的增加，边际商品的效用递减。
以上第四条即著名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其创立至今的一百多年中，除了受到序数效用论者不恰当的批判之外，没有被认真的讨论过。实际上，这一规律是很值得商榷的。
首先，每个人所享用的物品中，包括了他得以维持生命的部分，可以想象不会有任何数量的商品会令一个理性经济人放弃生命。所以，这部分使人得以维持生命的物品对一个理性经济人来说其效用是无穷大的。由此可以推知如果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是真实的，那么，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从一些极普通的物品中（如空气）获得无穷大的效用。因为无穷大是不能比较大小的，所以当事人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使他的效用最大化。这与事实是矛盾的。
其次，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与生产领域的部分事实不相符。当事人为了获取利润，按一定比例投入一组商品进行生产，其产出可以看作当事人从其投入的商品中获得的效用，当这组商品中的部分商品数量变化时，其效用特性符合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但当全部商品按原来的比例同步变化时，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便失效了。
所以我们对商品的属性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最终得到一种新的理论。
首先，我们引入“收入”这一概念。
收入是当事人拥有的获得商品的能力。不难理解，这一定义完全符合我们关于商品的定义，所以，收入也是一种商品，是一种抽象的商品，现实生活中的货币是这种商品的符号。货币单位就是收入的计量单位。按照二、三假设及收入的定义，用单位收入即单位货币的效用作为商品效用的计量单位是很方便的。在后面的讨论中我们都假设当事人用货币作效用的计量单位。
收入是流量，一定量的收入总是与一定的时期相对应。为了方便，我们现在定义一个“足够短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当事人知道他的收入是多少，每一份收入换取商品的能力是多少，并且在这一时期内这个能力不发生变化，最后，当事人的偏好不变。这样一个时期是一个供当事人选择商品的很现实的环境。当事人参与经济活动的整个生命周期都是由一些这样的时期组成。我们假设当事人总是能够在这个时期内用完他的全部收入。这很好理解：他除了用收入获得消费品外，还可以用它换取下一期的收入，包括增值的（投资）和不增值的（现钞）。
现在我们把前述第四假设即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略加改造重新表述，同时，我们在收入概念及“足够短的时期”这一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我们的第五假设：
（四）一种商品，其他条件不变，或变化足够小，随着其数量的增加，其单位效用越来越小，随着其数量的减少，其单位效用越来越大。
（五）在一个足够短的时期内，当事人所选择的，耗尽他全部收入的一个商品组合，如果其中的一种商品的数量发生变化，那么这个组合的总效用将增加或减少那种商品增加或减少的部分所具有的效用。
怎样确定一种商品“增加或减少的部分所具有的效用”呢？我们假设某种商品的数量Q从a变化到b，由于第四假设的缘故，这种商品的单位效用P也会随着其数量变化而变化，我们假设P=f（Q），且所有商品是无限可分的，所以a到b的变化是连续的，如果我们认同这样一个公理性假设，即：│a-b│所具有的效用与a到b变化的路径无关。那么，这种商品增加或减少的部分所具有的效用就等于f（Q）从a到b的积分。
现在，我们有五种关于商品及与商品发生关系时人的基本属性的假设，这些假设源自对人类经济行为的观察和理解，每个人都能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感受到它的真实性，但无法由已知的真实命题导出。这些属性直接决定于商品和人类的物质构成，是这些属性决定人的意识进而决定社会的经济制度安排而不是相反。
二、生产与资源
人们通过使用商品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种使用商品的行为可分两类。一类是把商品的效用直接转化为自身物质的或精神的享受，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消费。另一类是为了人们能够消费而改变商品的性状及时空特征，使其效用转移到新的商品中去的行为，我们称为生产。⑤在这个定义下，储蓄与投资、捕鱼与贩鱼、加工与储藏都是生产。
在定义了生产之后，我们可以把商品划分为生产出来的和非生产出来的两大类。我们把非生产出来的商品称作资源。资源又可以分为三类不同的商品，这就是自然资源、资本服务、劳动者服务。这三类商品也被称作生产三要素，我们对这三种生产要素的定义与前人有联系也有差别，正是这些差别使我们超越了前人，现在我们给出这些定义：
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是自然界赠与人类的商品。如稀缺的土地、矿山、水源等。
资本服务：资本服务是生产过程中被占用的商品所具有的效用从被投入生产到生产结束脱离生产为止的一个被临时占用的过程。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生产过程都会圆满完成、所有的资本都会完身而退，有相当一部分生产过程会以失败而告终，这些生产过程对资本的占用并不是临时的，它所占用的资本有相当一部分是永远的消失了。所以，资本除了在生产过程中被临时占用外还要承担生产过程失败资本损失的风险。所以，我们给出的资本服务的确切定义是：资本服务是生产过程中占用的商品所具有的效用从被投入生产到生产结束脱离生产为止的被临时占用和时刻准备承受因生产失败形成资本损失的过程。
在现代市场体制下，大部分资本为私人所拥有，根据人们的风险偏好不同，资本也有了明确的分工：风险投资、一般投资、债券、银行存款及金融衍生产品等。一般来讲风险越大，资本服务的效用越大。
在生产过程中被占用的商品所具有的效用就是通常我们所理解的资本，资本量就是形成资本的效用量，资本服务的量等于资本量与其被占用时间的乘积。
资本可能是生产出来的，资本服务却不是，它是推迟效用被消费而得到的。
劳动者服务：劳动者服务是人类以生存与享乐为目的消费活动附带产生的简单劳动能力对生产的贡献。完全剔除消费因素，以促进生产为目的，经训练而形成的复杂劳动能力属于生产出来的商品。
在以上我们新定义的资源和生产三要素的基础上，我们把著名的分配净尽原理表述如下：
获得任意一种商品的所有代价都能还原为资源的消耗。
这一原理是对无数事实的归纳。无人能举出反例。虽然这一原理在传统经济学框架里似乎没有用武之地，但是，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不会因此而被湮没。在我们的经济理论中，这一原理是最重要的基础假设之一。
三、社会的经济福利目标
个人的经济福利最大化就是他的满足最大化，他只要按照自己的偏好选择商品，最大化他的效用就行了。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经济福利最大化，问题要复杂的多。这是因为确定什么样的经济运行状态是社会经济福利最大化的状态在一定条件下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而社会各成员的价值标准又可能是不同的。所以，确定一个全体社会成员都认可的社会经济福利最大化状态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现在，我们先假设单位收入对每个社会成员的效用是相等的，那么，全体社会成员个人获得的用单位收入的效用计量的效用量就可以加总为社会总效用。在不完全信息经济人假设下，如果社会成员不清楚社会总效用最大化的过程对分配的影响，全体社会成员将同意把社会总效用最大化。事实上人们确实不清楚这种影响。（人们可能知道最近时期的影响，但我们可以从较晚时期开始社会效用最大化过程。）所以，社会总效用最大化是社会经济福利最大化的目标状态。当然，其前题是单位收入的效用对每个社会成员都是一样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状态与帕累托最优状态是不一样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有一个前提即各种资源在任意商品的生产过程之间转换不用花费任何代价。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我们不需要这个假设。我们的假设要现实的多。
我们知道，根据前述关于人与商品属性的第四、五假设，利用简单的数学知识就可导出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条件，但这些假设在把全体社会成员组成的社会作为一个当事人的情况下能否成立呢？回答是肯定的。这是因为，这些假设对整个社会的效应是由对个人的效应迭加而成。也可以这样理解：这些这些假设实际上表达了一个互为补足的商品组合中商品的性质，而被一个社会选中的商品组合与被一个人选中的商品组合一样，可以被看作是互为补足的。在独立个人条件下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不成立的理由，在这些个人组成一个社会时更显而易见，如空气的例子。当然，同个人条件下一样，这些假设依然是一种猜想，要证明这种猜想是真实的，还要看由这些基本假设导出的结论及预言的事件能否与事实相符。
我们不会忘记前述第四、五假设所依赖的一个前提条件：“单位收入获得商品的能力不变”。其实这是为了陈述简便而使用的一种辅助性假设，由四、五假设所揭示的事物的性质并不依赖这些假设，只是我们对这些性质的陈述依赖这些假设，如果没有这一假设我们的陈述会复杂的多。事实上，单位收入获得商品的能力是经常变化的。这种能力是与商品的价格成反比的，如果商品的价格高，单位收入获得商品的能力则小，反之则大。
如果两个统计期间中任一个期间的价格总额都等于这个期间的各种商品用另一个期间的商品价格计算所得的价格总额，即：
n n
∑QiPi=∑QiPi´ （其中QiPi是第i种商品的数量和价格，Pi´是第i
i=1 i=1
种商品在另一个期间的价格。）
我们就说这两个期间单位收入获得商品的能力是相等的。
这对于那些Qi=Qi´（Qi´是第i种商品在另一个期间的数量）的期间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但却不能用于那些Qi≠Qi´的期间。因为前述第四、五种假
设的原因，如果两个期间中
n n n n
∑QiPi=∑QiPi´ ，那么∑Qi‘Pi’=∑Qi‘Pi必定不成立。
i=1 i=1 i=1 i=1
但是，我们可以把上述命题当作公理，同时再引进另一个公理：如果两个期间单位收入获得商品的能力与第三个期间相等，那么，这两个期间也相等。
在这两个公理的基础上可导出以下结论：单纯由人与商品属性的四、五假设所揭示的效应引起的价格变化不会导致单位收入获得商品能力的变化。这一结论可以帮助我们确定两个期间单位收入获得商品能力的相对变化对效用计量的影响。
最后，我们假定所有社会成员个人在其中决策的那个足够短的时期在时间序列上的位置是完全重合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简明的定义社会经济福利最大化：社会经济福利最大化就是使每个足够短的时期内全体社会成员用单位收入计量的效用之和即社会总效用最大化。
现在我们来探讨社会总效用最大化的条件。根据常识和前述一些基本假设可以直接得出的如下结论：
一、每一种商品都被对它的效用估价最高者获得。
二、每一种商品都用消耗资源最少的方法生产出来。
三、资源被充分利用。
四、资源配置最优。
是实现社会总效最大化必要条件，也是充分条件，其真实性是显而易见。
资源配置最优就是要社会将其资源恰到好处地分配于各种商品。怎样才能做到资源配置最优呢？下面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
在对各种商品恰当定义之后，我们用Q1Q2Q3……Qn和P1P2P3……Pn分别表示第1、2、3……n种商品的数量和单位商品的效用，用P1´P2´P3´……Pn´表示获得每单位第1、2、3……n种商品所消耗资源的效用量，U为社会总效用，U1为社会总资源，因P是Q的函数，所以：
U=f（Q1Q2Q3……Qn） （1）
因为获得任意商品的全部代价都能还原为资源的消耗，所以总效用函数有且仅有约束条件：
U´=P1´Q1+ P2´Q2+……+ Pn´Qn （2）
根据拉格郎日法则，函数（1）在条件（2）约束下有极值的条件为：P1=P1´、P2=P2´、……Pn=Pn´，U´=P1´Q1+ P2´Q2+……+ Pn´Qn。也就是说各种商品的效用皆等于获得它们所消耗资源之效用是资源配置最优的充要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由上述四个条件所确定的经济运行状态不以任何制度安排为前提，它直接决定于商品及与商品发生关系时人类的属性。一切制度安排都是为实现这些条件服务的，完全竞争是一系列可选择的制度安排中的一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一般均衡状态是社会总效用最大化状态的一个具体形式。
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社会总效用最大化肥厂状态不需要独立的条件Pi= Pi´，因为其他三个条件已经蕴含了这一条件。独立的条件Pi= Pi´使我们的总社会效用最大化状态的检验标准更一般化。同时，这一条件也为我们解出均衡价格开辟了新的道路。
显而易见的，由条件Pi= Pi´可以确定一个线性方程组，但是，这个方程组有n个未知数却只有n-z个方程。这z个多出的未知数就是Z种非生产出来的商品的单位效用或价格。显然，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这Z种资源的价格，这个方程组就不会有确定的解，条件Pi= Pi´也就没有什么意义。社会效用最大化状态也就更无从谈起了，所以 ，Pi= Pi´条件要求我们首先确定资源价格。怎样确定资源价格呢？我们知道，生产要素的价格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分配问题，所以，答案自然要到分配理论中寻找。
关于分配的理论有两种，这就是我们熟知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但是，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只不过是边际效用学说在生产要素领域里的翻版，与边际效用学说一样，它只是揭示了商品价格的一种性质，根据这种性质我们可以了解商品价格的意义，了解价格的变动方向，但是要确定生产要素的价格比率，显然还需要更多的信息。剩余价值理论则蕴含着这些信息。马克思指出：“劳动力的价值由两种要素构成：一种是纯生理的要素，另一种是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除了这种纯粹生理的要素外，劳动的价值还取决于每个国家的传统生活水平”。“利润率的实际水平只是通过资本与劳动间的不断斗争来确定，资本家力图把工资降到生理上所能容许的最低限度，把工作日延长到生理上所能容许的最高限度，而工人则经常在相反的方向上进行抵抗”。“归根到底这是斗争双方力量对比的问题”。一般地，根据马克思的见解，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猜想：
各种资源的效用或价格比率是拥有这些资源的阶级或团体之间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互相斗争的结果，这一结果不依赖其他商品的价格形成，只与这些阶级或团体在相关时期内的力量对比状况有关。
这虽然只是一种猜想，但是，在对“相关时期内的力量对比状况”⑥作详细阐述之后我们发现，这一猜想的真实性还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们把这一猜想作为一种基本假设，这一基本假设的意义不仅在于使我们能够观察到一个即予的各阶级力量对比状况下的各种资源的价格比率，从而使我们能够用一种源自现实经济生活的实实在在的线性方程组取代新古典的那些虚无缥缈的效用函数，使我们有可能解出均衡价格。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劳动者阶级争取自身经济福利的斗争策略的理论基础，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确定社会经济福利最大化的经济运行状态的理论基础，因为在这一假设下社会各阶段能够自觉地影响资源价格比率，使之发生有利于自己的变化，其中统治阶级自然会利用国家机器来实现这一目的。
我们假定一个社会有n种商品，其中有z种是资源，我们观察到给定的阶级力量对比状况下的资源价格为Pi(n≥i>n-z)，令ai,r=qi,r+Pnqi,r·Si,r，其中qi,r为生产第i种商品时消耗的第r种商品的数量，Si,r为生产第I种商品时占用第r种商品的时间，Pn为单位资本服务的效用量或价格。则社会效用最大化的Pi= Pi´条件可写作：
p1-a1,2p2-……a1,n-zpn-z-a1,n-z+1pn-z+1-……- a1,n-1pn-1 =0
-a2,1p1+p2-……a2,n-zpn-z-a2,n-z+1pn-z+1-……-a2,n-1pn-1 =0
∶ ∶ ∶ ∶
-an-z,1p1-an-z,2p2……+Pn-z-an-z,n-z+1pn+z-1-……-an-z,n-1pn-1=0
ai,r被称为固定技术系数，它由最高生产技术即消耗资源最少的生产技术决定。这并不意味着一种更先进的技术出现后旧工艺马上会退出生产，旧工艺退出的条件是旧工艺装备折旧到不需计提折旧费时生产成本仍高于新技术。
至此，如果我们假定上述我们所观测到的一组资源价格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经济利益，那么，一幅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社会经济福利最大化的图象就展出在我们面前了。
需要强调的是，在一个确定的，足够短的时期内，资源和技术都是给定的，在这些给定的条件下将社会的经济福利最大化是集体理性同时也是个体理发的目标，但是，在由无数个这样的时期组成的时间序列上，人类的集体理性还有一个目标，那就是经济增长：在下一个即将到来的时期比现在这个时期获得更多的社会效用。
怎样才能获得经济增长呢？我们假设人口和自然资源不变，根据分配净尽原理，实现经济增长只有两种途径：一是资本积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二是技术创新，以提高单位资源的效用。这包括用较少的资源生产原有的商品和用同样的资源生产具有更大效用的新商品。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是相辅相成、互相依存的两个方面：没有技术创新，资本积累便失去了用武之地；没有资本积累，技术创新便成了无米这炊。
经济增长作为人类理性的长期目标是一系列短期的社会效用最大化目标的结果，显然，只有社会效用最大化目标蕴含着上述经济增长所需条件，经济增长才会实现。
四、关于实现目标的解决方案
只要我们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观察、分析问题自然就会发现，新自由主义的“进化论”社会理论，与孔老夫子的“克已复礼”思想如出一辙，都是没落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即得利益而在思想上对社会进步的一种本能的反抗。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进化论”的自由主义社会理论实际上是反“进化论”的，社会实践是检验一种规则正当与否的唯一标准而与这种规则是自生自发的还是刻意设计的无关。所以，无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后，根据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社会经济福利目标状态的特征及相关知识设计出实现这一目标的解决方案是理所当然的。下面我们把对这一解决方案多年探讨的收获作一个提纲式的陈述。
（一）我们把具有前述人与商品属性假设特征的人称为理性经济人。我们认为，只要把利他行为看做当事人满足自身欲望的一种特例，第一假设还是相当现实的。但是，关于人类理性的第二假设并不是对每个人每时每刻都成立的，它只是对人类行为总的趋势的描述，事实上，人类的行为在很多情况下是非理性的，我们把满足第一假设，但并不完全满足第二假设的人称为有限理性经济人。社会的经济福利目标是由社会成员的行为实现的，这些社会成员就是一些具有这种特征的人。实现社会经济福利目标的解决方案表现为一个规范社会成员经济行为的规则体系，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是这一规则体系的前提。依据这一前提，要实现社会效用最大化目标，首先应使这一规则体系做到激励相容。所谓激励相容就是要使社会成员所拥有的每一份资源用于执行社会的经济福利目标较不用于执行这一目标获得更大的满足。毫无疑问，反腐败立法、打击黑社会立法肯定是这样一种规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立有助于减少社会成员非理性行为的规则是依据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作出的又一选择。对社会经济福利最大化状态的任何偏离都是经济行为当事人决策失误造成的，在激励相容假设下，信息缺陷是决策失误的唯一原因。信息缺陷有两种：一是不足二是失真。信息是公共物品，只要按照公共物品的特性组织生产（如建立一个有效率中央信息处理系统），信息不足问题便有望解决。信息失真可分为加工失真和初始失真。加工失真与社会成员的自身素质及社会的信息技术水平相关，这只能靠增加社会的科教投入来解决。造成信息初始失真的主要原因，是信息输出方有意识的损人利己行为，如虚假陈述误导投资人，不实广告.过度宣传误导消费者等。所以，解决信息初始失真问题需要用法律来调整当事人的利益关系，让那些虚假信息制造者得不偿失让受害人有所补偿。现在有些做法让人啼笑皆非，如大股东操纵公司做虚假陈述误导中小投资者购买公司股票，有关当局查实后不是对大股东而是对公司处罚，这不仅摊薄了对大股东的处罚力度，还让那些已被大股东打了一巴掌的中小投资者再挨上一脚。建议当局修改有关法律。与上述理论相关的另一个建议是，通过严格立法保证商品广告的真实性并在严格界定成本的基础上对商品的广告费用课以重税。
（二）斯密所揭示的市场功能其实质就是社会通过限定其成员的行为结果来实现其经济福利的目标：当事人的经济行为结果有利于实现社会效用最大化目标时他的满足会增加，反之则减少。恩格斯则从企业内部的运行机制中观察到了另一种方法：企业家根据预先设计的工作流程限定员工的行为，从而实现企业的目标。即：通过“每一个别企业中的社会化生产所具有的日益加强的组织性”来实现其目标。科斯一九三七年在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企业的性质》中探讨了这种企业内部的组织性取代市场功能的原因。这直接导致了我们下述更一般化的猜想：A通过控制B的行为实现其经济福利目标，其控制方法有且仅有两种：限定B的行为或限定B的行为结果。A将选择其中所获效用与花费的代价差值较大者，即效率较高者。
那么对于一个具体的经济福利目标究竟哪一种方法效率更高呢？我们认为在自由市场国家中控制社会成员实现社会的经济福利目标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市场机制和控制企业员工实现企业的经济福利目标的计划体制能够延续至今，必然有其能够延续下来的理由。换句话说这些方法对于他们所服务的目标必定是有效率的。按照这样的思路追溯上去我们得到了以下几点启示：①对于不同的目标，不同的A、不同的B，有不同的控制方法与他们相适应。②当组成B的个体数量足够大时由于分工优势和规模效益的存在，使用第二种方法是合理的。但这种方法显然会扼杀当事人的创造性，所以那些依赖创新的目标需另当别论。③两种方法都需要对B的行为进行考核、评价、激励，第一种方法中的市场机制可以将这三种功能同时、自动完成，而第二种方法中A的委托—代理层次过多且要求B有创新行为时上述三种功能几乎是无法完成的。④如果一个目标可分解为几个子目标，那么这些子目标可以分别选择与它相适应的控制方法。
以上四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电信网络、输送电网络、公铁路网甚至成品油销售网络等都可以由社会统一规划，根据社会发展及人们生活的需要确定这些商品的恰当数量。（限定社会成员的行为）而要做这些商品用消耗资源最少的方法生产出来则可用限定社会成员行为结果的方法，如各种形式的竞标：电信网络分片建设、运营成本招标；加油站建设招标、确定批零差率后的租金招标等。
（三）个人拥有的资源，可以有两种用途：消费和生产。如劳动者服务资源，当事人不仅能把它用于生产以获得劳动报酬，还可以把它用于消费获得休闲、娱乐等。资本服务资源也是如此。当事人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须使每单位资源被用于生产与用于消费所获效用相等。因此，如果社会的经济行为规则不允许社会成员把自己拥有的用于生产的资源所产生的效用全部自己占有，而是将其中一部分确定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拥有，那么，社会总效用将随着公有部分的扩大而减少。这一结论将取代那种流行的公有草地私有化的故事。
（四）我们曾假定每个社会成员单位收入的效用都一样，事实上，各社会成员间单位收入效用的差别是很大的，在上述假定下成立的P1=P条件在这些差别下便不再成立，可以证明，消除这些差别是社会效用最大化的必要条件，缩小这些差别可以增加社会效用。为了缩小这些差别，一种简单的方法是对富人征税对穷人补贴，但注意到有些财主比普通人更节俭的事实所显示的依据穷富判定人们单位收入效用大小的局限性，所以征税与补贴的对象及额度应由政治方法确定。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征收差别税率的消费税，即对少数富人享用的奢侈品使用高税率，对广大平民百姓的生活必需品则使用低税率、零税率甚至负税率。这种方法不仅克服了对收入直接征税时无法判定人们单位收入效用大小的困难，而且还直接矫正了被单位收入的效用差别扭曲了的各种商品的均衡数量。
（五）货币购买力（即单位收入获得商品的能力）保持不变，或其变化是可预见的（预设的）是经济活动当事人做出正确决策的必要条件。有理由相信，与竞争的私人部门相比，由代表全体社会成员利益的一个公共机构向社会提供购买力的变化可以预见的货币这种特殊商品会更有效率。
货币是商品，所以它具有商品的属性，其他条件不变，一个经济系统中的货币购买力水平将随着该系统中流通的货币现钞（包括能在央行兑换现钞的票据）的增加或减少而降低或提高。所以，货币当局为了使货币购买力的变化维持在一个预设的界限内，可以采取如下措施：第一，减少或增加央行对商业银行的贷款余额。第二，在公开市场上吸纳或抛出实物、证券和外汇资产。
所有商品都有质量标准，一种可预见的（预设的）购买力变化幅度就是货币这种商品的质量标准。不符合这一标准的货币不仅会造成经济运行偏离最大化状态，而且还会导致利益再分配。如超过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使货币持有人和债权人遭受损失。所以，一种预设的货币购买力变化幅度应通过立法确定下来，使它成为货币这种特殊商品的法定质量标准。
如果各货币当局都承诺并严格执行一种恰当的货币质量标准，那么，在这些标准中所蕴含的一种合理而稳定的汇率体系就会自然形成。从长远看，执行这样一种标准并不会给货币发行的收益主体增加负担，相反就象商家得益于他的产品符合标准一样，货币发行的收益主体也会因其产品符合标准而受益。欧洲货币当局执行这样一种标准稍嫌麻烦，它在施行上述第二种措施时需要向欧元区各国合理分摊费用。
（六）我们前面所讨论的社会经济福利最大化问题中所指的社会，是一个即统一又封闭的经济系统，这样的系统可以保正所有要价最低的商品都是合法的。但现实中这样的系统是没有的。一个发达国家的内部市场是统一的，但不是封闭的。整个人类社会是封闭的，但不是统一的。现实社会没有保证要价最低的商品是合法的，这是因为资本服务和劳动者服务这两种资源不易储存，如果这些资源被闲置，就会随着时间的流失而消失。如果一个经济福利目标没有义务与全人类的经济福利目标保持一致，那么，这个目标的执行者就可能为了使自己拥有的资源不被闲置而放弃要价最低的商品。所以，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的核心内容就是建立能够激励各国或独立关税区使自身的经济福利目标与全人类的经济福利目标保持一致的国际经济贸易法律体系，很高兴看到这些工作早已展开，我们的建议是：在这些法律体系中，应包括各国开放劳务市场的内容。这样，日本、欧洲的农民就能自由的到美国种田，中国的工人可以自由的到美欧日去做工，等等，如果这一点做不到，其他的商品贸易自由化程度也要相应的打折扣。
最后，我们探讨无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后如何争取自身的经济利益，并以此作为全文的结束语。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无产阶级就是劳动者阶级。但是，现在有相当数量的劳动者并不是单纯的劳动者，他们还是资本服务的提供者，当资本家阶级与劳动者阶级的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只有（要）那些维护劳动者利益的人才（就）属于劳动者阶级。与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不同，我们假设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都具有有限理性经济人的基本属性，所以无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后争取自身的经济利益是理所当然的。
显而易见，对资本服务的收入直接征税是一种简单有效的方法，但税率要适当，税率过高则会抑制资本积累，最终损害劳动者阶级的长期利益。根据分配净尽原理及资源定价原理，我们还有另一种方法，那就是利用国家机器影响资源定价。我们知道，在竞争的市场上，各种资源的价格就是用货币度量的效用量，而降低某种资源效用的方法，在人们偏好不变的条件下只能是增加这种资源的供给。所以，我们的方法就是用足够高的税率严格的征收奢侈税及自然资源闲置税（非国有自然资源）。
不难发现，以上两种方法与前述两种克服社会成员间单位货币效用不相等的影响增进社会经济福利的两种措施是完全相同的。这足以说明，劳动者阶级的经济利益与全社会的经济福利目标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还可以这样来理解：当劳动者阶级所占有的经济利益份额过大时，其他阶级的成员可以随意进入这个阶级。可以期望，以下推理能够成立：统治阶级谋取自身的利益是必然的，无产阶级与社会经济福利目标的一致性是唯一的，所以，无产阶级专政是必然的。
附录一：依据上述理论给出的
解决当前热点问题的建议
一、三农问题
农民是劳动者，农民的利益归根结底是劳动者阶级的利益，但是，现阶段中国农民除了因劳动者阶级的整体利益受到损害而遭受损失外，更大的损失在于劳动者阶级内部的不平等。因此，维护农民的利益要在保障劳动者阶级整体利益的基础上使各阶层劳动者的利益分配趋向公平、合理。实现这一目标的终极方法只能是自由迁徙，自由竞争。让每一个劳动岗位都由具有这一岗位所需技能者中要求报酬最低的人担任，不管他的“身份”如何。做到同工、同酬、同身份。为此，我们建议，将农林水用地全部收归国有，废止集体所有制，废止农与非农的户口划分。国家成立专门的机构通过招标方式出让土地使用权，作为补偿，国家发给每人一张最低保障标准的住宅用地无偿使用权证，全国通用。可在不同的地区、地段取得相应面积的住宅用地无偿使用权。并向失去劳动能力的原农业人口提供养老金，向达到一定年龄的愿农业人口提供就业培训补贴和社会养老保险补贴。作为配套措施，国家应引入竞争机制，降低国家公务员及国家垄断行业的职工工资，并强制降低退休人员待遇。
二．国企与投资体制
依据四.（二）的内容，将所有产业分为适宜计划调节者和适宜市场调节者两类。前者由政府成立专门机构直接经营：政府的专门机构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预先确定这些产业的产品数量及适当的产业规模，确保资源不被浪费。利用招投标的方式保证这些产品以最低成本生产出来，并确保社会成本最低。恰当定价使产品的共给与需求相等以确保产品被对它的效用估价最高者获得。由国家设立的科研机构提供科技支持（包括提供科研成果及对需购买的技术进行评价和筛选），以保证这些产业有足够的创新。对于那些适宜市场调节的产业，不论国有资本占多大的比重，都应坚决、彻底的推向市场。考虑到四.（一）的内容，为了防止国有股权利行使者的腐败和渎职行为，应将国有股权利重新界定并分割分享。即国家除了享有国有股的①收益权和②处置权外，根据国有股占总股本比重的多少仅享有以下权利或其中的部分权利：③公司章程制定、修改权④指派监事会⑤指派财务总监⑥有条件的否决权等。其中收益权归国家财政，处置权有央行及拥有这些股票的法人机构行使。③④⑤⑥项权利由全国人代或他的派出机构行使.(这比由政府行使既减少了代理层次又可避免政府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弊端)。公司的经营权主要由引进的私人资本行使。
进行了上述体制改造之后，整个社会的投资被清晰的分为两部分：政府为了改善厂商与居民的经营、生活环境进行的投资和厂商与居民以获利为目的的自主投资。政府投资应在财政收入的约束下，依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宏观经济形势，在它直接经营的产业内择机实施，这些投资的绩效应由社会公众或他们选出的人代会委托专门机构进行评价，并通过舆论和选票对政府首脑予以奖励和惩罚。居民与厂商的投资是自主投资、自负盈亏，市场会通过自动的评价、奖惩机制对他们进行约束。但政府可以依据四.（四） （五）的内容通过维持可预见的货币购买力变化幅度的行为及有差别的周转税率对私人投资加以引导。
三．股市与房市
在我们的理论框架内，依据第三部分的内容我们可以解出所有商品的均衡价格，这当然也包括股票与房地产的价格。如果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股票价格与房地产价格趋向这种均衡价格是必然的。因为简单的估算可知现在的股价与房价已高出均衡价格很多，所以管理层应正确对待股市的下跌，努力促成房市向均衡位置回归。
现在有有一种怪论，认为股市上涨能给投资者带来利益，股市下跌会给投资者带来损失，这种怪论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实际上股票价格与全部投资者的整体利益无关。这是因为全部投资者包括股票卖出者、股票买入者、潜在卖出者、潜在买入者及永久持有者五部分，其中永久持有者的利益显然与其价格无关，价格对其他四类投资者影响则为零和。管理层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唯一办法只能是使尽可能多的股票质地优良、货真价实。
目前股价过高的原因主要是国有股不流通造导致供求失衡造成的。随着国有股进入市场，股市肯定会向下调整至均衡价格以下。现在的股票持有人必然会遭受重大损失。那么国家是否应对这些损失负责呢？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应通过司法程序解决，诉讼的焦点应是国家是否作出了国有股不流通的承诺。如果是，国家就应对收回承诺时股票持有人的损失给予补偿。如果不是，国家就不应该为了少数人的利益损害多数人的利益。即使这样国家也应采取措施使股市平稳回落以免引起社会动荡，一个可行的措施就是前面提到的对国有股权利的重新界定。这样可以较大的提高私人持有的股票的效用。
房地产价格过高的主要原因是土地价格过高，土地是资源，其价格受资源定价原理支配。即由土地共给者与需求者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国家的土地制度应充分体现劳动者阶级的意志,充分反映劳动者阶级的利益.我们建议抛弃传统的依靠土地价格上升遏制土地消费的做法通过对浪费土地的行为课以重税达到节约土地的目的.如开征土地闲置税、住宅奢侈税等。同时，土地问题应与三农问题统筹解决，对农、林、水、矿山用地及未开垦土地实行国有，对其余土地实行私有。并向全社会成员提供最低保障标准的无偿住宅指标，全国通用但不得买卖。这样，国家就可以从供给与需求两侧对土地价格加以控制。从而使土地价格符合劳动者阶级的利益。
四．人民币与国际货币体系
人民币的完全自由兑换只是时间问题，人民币迟早要融入到国际货币体系中去．在这一进程中我们不应只是消极应付，对现存的国际货币体系也不能只是被动的接受．
首先，我们应依据四（五） 的内容，经立法程序规定一个切实可行的，人们普遍接受的人民币购买力水平的变化幅度，如年度下降一到三个百分点，三年平均下降一点五到二点五个百分点，长期平均趋向于每年下降两个百分点等．把这样一个预先设定的变化幅度作为人民币这种产品的质量标准，并由货币当局按四．（五）提供的方法使人民币严格符合这一标准．这样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经济规模的扩大及我国的国际贸易额占全球国际贸易比重的增大，人民币将成为一种质地优良、各国人民都乐于接受的名牌产品。
其次，随着人民币与美元脱钩并融入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格局将更加成熟，国际贸易中对美元的需求会明显减少，美元的购买力将随之下降。对美元购买力下降的预期还会促使人们减少美元储备令美元供给增加、购买力进一步下降，最终导致美元购买力雪崩―――这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 因此，我们要未雨绸缪，力促各主要货币当局，特别是美国，达成一项有约束力的协议，确保各主要货币的购买力能在一个预设的、人们普遍接受的限度内变化。
附录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经济行为规则的伦理基础
一般认为，自由与平等只是资产阶级的观念，其实，自由与平等是人类共同的诉求，更是无产阶级的诉求。
事实上，人类对自由的渴望是第一假设在一般社会生活中的表现，是人类之本性使然。而平等原则则体现了人类的集体理性，是保证每个人都获得最大的自由，从而促进整体利益的措施。平等原则要求人们“推己及人”，自己的自由不能妨害他人的自由；满足自己的欲望不能妨害他人满足欲望；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资产阶级所中意的自由与平等并不完全符合上面的解释，资产阶级专政下所谓的自由，是妨害了劳动者自由的自由，所谓的平等，只是资本家阶级与封建贵族之间的平等。为富不仁、沆瀣一气的资本家大佬与饥肠辘辘的失业工人之间是没有什么平等可言的。分散的劳动者只能在失业、饥饿、死亡威胁下接受资本家阶级串谋形成的苛刻条件，让资本家自由的榨取超额利润。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的贫困化的预言没有实现，实在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改变了世界——无产阶级觉醒并在斗争中逐渐强大起来。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维护社会成员的自由与平等是一切社会功能的终极目的。不论是法的、还是道德的行为规则，都应以自由与平等为伦理基础，体现自由与平等的精神。这些行为规则与资产阶级的行为规则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允许少数人自由的压榨劳动者的血汗，消除了贫困、饥饿、死亡威胁对劳动者大众人身自由的妨害，使劳动者在任何情况下都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孩子有学上，保证“不让任何人因害怕失业和挨饿而屈从他人和失去人的尊严”。这样，名义上的自由是少了，但实际上是把少数人妨害他人自由的自由取缔了，劳动者大众的自由增加了，自由与平等在一个新的位置取得了平衡，人类的整体利益增加了。
我们的价值观显然是功利主义的，这与无产阶级政党一贯提倡的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精神是否一致呢？回答是肯定的。这是因为，所有人类社会的集体利益都会在我们的行为规范中得到体现，所有损害人类社会集体利益的行为都会受到禁止或谴责。利他的、忘我的共产主义精神被认为是人的一种欲望，人们满足这种欲望的结果会增加社会福利。所以，功利主义与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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