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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中国政治哲学的四个特点
对中国的官僚管理而言，意识形态向来很重要，不论是古代或现在。
一旦历史学家采取“现象论者”的立场，就会很轻易发现，从孔子以降到毛泽东的形形色色“主义”，与其说是绝对真理，不如说是管理逻辑的形式，或是官僚机器所需的意识形态工具，用以弥补技术上的不足。我们可以想象，在纪元前的中国，由于受到外力的影响，必须采取中央集权制度来管理约六千万人口，因此要雇用多达十三万名官吏。当时甚至还没发明纸，官员必须透过写在竹简上的字来沟通。中国整套的政治哲学可以说是受到环境压力而诞生。
也因此，中国思想家开始强调下列数点：
首先是对所有人进行伦理诉求，要求大家降低自我，减少个人及地区利益，支持全国的普遍利益。国家最关心的是所有民众最低限度的生存，而不是较高的生活水准。对同胞的责任比自己的权利重要。因此管理的基础虽然广大，但同质性相当高。
其次是将社会习俗当成自然法来遵行。几乎在所有阶段的帝制时期中，男性优越、尊敬长者、平民敬重读书人等都写入法规中，其优点就是地位有别得到普遍的认同，社会的赞同更强化王朝的统治。今日仍可感受到残存的效果。
第三点是强调以概要的手法处理大问题。如同将同样的管理模式应用到美国，密西根可以被视为另一个长方形的州，地图上的海岸线可能被划成直线，就和怀俄明州的边界一样直。从加州和蒙大拿州到华府的距离同样被规定为两千英里，威斯康辛和密苏里到华府则是一千英里。土地和人口资料都不是以确切数字登记，而是可以分类编组的一般概念。由简单算术公式导出的预设计划可以放入法规中，强迫人口和当地社群去调适，就像穿上统一设计、尺寸选择有限的成衣一样。李约瑟博士比较东西方数学时得到如下结论：欧洲的数学强调几何，中国的数学以算术和代数为主。此处也许需要稍作说明。我们今日掌握的几何知识是源于古埃及人。每年尼罗河泛滥以后，古埃及人都必须重新计算不动产的位置，因此必须非常注重精确的细节，但中国官僚却不必讲究精确。相反地，这些官僚面对问题时，是以抽象来思考庞大的数字，根据他们处理事务的特殊方式，只要沉思默想即可，不一定要具体描述。
中国政治哲学的第四个特点，和伪装能力有关。这个要素不但对西方观察家是绊脚石，对成长于这个文化传统下的我们也是一大困扰，因此有必要稍微解释。
在帝制时期，中国官僚的问题沉重到似乎无法负担，但他们却有一个独享的优势，是其他地方管理人员所没有的：中国的地位不具竞争力，不论内在或外在而言。当政治体成为天下独大的整体，无法解决的问题最后就会成为美学和神学问题，不再是经济或社会问题。因此，只要经过共识同意成为真的内容，就等以真实，没有必要引进客观标准。这个信念引入政治时，因人心的狡猾层面而大为兴盛。就本质上来说，通常处理大范围的人类事务时，在真实与激励观众相信的内容之间，很难划出清晰的界线。因此，牵涉仪式、神话、诉诸意志力、依据古人典范而立誓、铭记在心的国家崇拜信念、迷信和合理化机制等一连串教训和惯例，全保留在帝制中国的传统中，成为政府不可或缺的工具。在中国丧失非竞争性的地位之前，不能轻忽这种治国之道的半宗教性质。这样的环境无疑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吓阻追求绝对真理的努力。正如利玛窦在16世纪的观察：中国有学问的人必须容忍大众信仰的虚假。在一张写实的画作中，明代的宫廷画家将皇帝画成近臣的两倍大。即使是今日的中国，也无法完全摆脱各式各样的虚伪。
此处的解释无无法说服西方的读者大众。“务实派”的学者有兴趣研究法规、人口资料和食物价格等，却常完全漠视思想史。他们并不知道，他们认为不相干的事，对本身的研究领域可能产生重大的影响。如果事先就拒绝相信，更可能产生很大的风险。相反地，这些学者的批评可能变得无关紧要，因为他们可能批评中国在某些方面失败，但实情却是中国无意踏入此一领域，或甚至蓄意规避。采行另一极端也有危险。在目前学院的分科情况下，中国思想家被归入哲学的范畴。为达到深度的要求，讨论通常都超越思想家着墨的实际议题。如果脱离社会甚至语言学的背景，很容易在荀子中读出柏拉图，从王阳明中看出尼采。但这种学术研究的价值非常令人怀疑。读者如果想借此掌握中国历史的本质，将会被严重误导。
（www.earm.cn/田成杰2010-2-3整理，2018-11-2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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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黄仁宇/著，张逸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6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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