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官相互”和“文人相轻”的制度经济学解释

以下是引用zhangfulin在2006-2-3 9:59:00的发言：
　　中国有句古话“千里做官为的吃穿”，可见中国古代做官只是当作一种谋生手段，既然都为生存而来，又何必去砸人家的饭碗，逼得人家报复，最后落得个两败具伤，由此可见古代为官是低级需求层次；古代文人墨客大都是些不愁吃喝的公子哥，追求的是高层次的精神享受，都想出类拔萃，标新立异，难免互轻。

我不太赞成这种分析。

按zhangfulin话是从需求层面上说的，认为文人比官员的需求层次要高，这一点上我不敢苟同。古时，有钱人用钱捐官，倘若不放外补缺，实际上就只是名义上的“官”，所以当官首先要补实缺。有官可以捞钱，有更多的钱则有可能当更大的官，他们“千里做官为的吃穿”只是掩人耳目。（当然，其中也有不清廉官员）官官相护更主要的是维护的是一个包括自己在内的利益集团。现在的官员相互利用权力，互之以惠的例子少么？文人相轻楼上几位讲得很清楚了，我不再重复。我只想说的是，“书中自有黄金屋”是文人初始学习目的，当然现在讲的是为四化建设，但家长社会告诉孩子们的是，“不读书，只有当农民，只有打工”。除少数人外，文人仍将入仕作为自己重要选择之一，现在报考公务员火爆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么——入仕率通常是百分之一甚至更低。——楼上例举的文人或许是做官的文人，或有钱而不得志的文人。

我并没有其它意思，只是觉得人的需求层次理论在这两个成语中不成立而已。

自然科学里也不乏“道不同，不相谋”的故事，不会比“社会科学”强多少。

真正的问题是，是不是有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学术标准与道德标准混在一起谈了。“做人”与“做学问”不管有多么大的统一之处，肯定也是有许多不同的。牛顿为人的口碑就不太佳。而瓦特、戴维、法拉第间“婆媳”般地出场更令人感慨。

“相轻”是“学问”问题还是“人格”问题呢？

正如前一段讨论的“民科”问题，如果“文人”也成了某种特定称谓，“相轻”本身就包含在“文人”之中了，就不需要过多探讨“文人为什么相轻”这个问题了，而是应该探讨究竟怎样才算“文人”。

孔乙己是文人吗？（“唯一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人”）

以下是引用milton95在2006-2-3 6:31:00的发言：
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无客观标准。属见仁见智，所以文人相轻就很号理解了——当然坚信真理在自己一边了。

“真理”与“饭碗”，“文人”们会首先选什么？文人们究竟是为饭碗相轻，还是为真理相轻？

“相轻”也许不过是“文人们”竞争稀缺资源的一种方式。

经济学里经常说“替代（竞争）”与“互补（共享）”。如果是“互补”关系，不用旁人多嘴，文人们就会“弹冠相庆”、“文人相护”了；如果是“替代”关系，也不用旁人多嘴，官员们就会“口诛笔伐”、“官官相轻”了。

楼上的版主终于把伤疤挑开了。—— 一个实质性且需要正面回答的问题：文人相轻的本质，我当然以为是道德问题。而非学术问题。

表面虽在于文人的个人中心主义。其源乃在于利益分配上。文人自古没有作为一个阶级单独存在过。在社会大分工中，农民种地，商人经商，工匠做工，当兵戎边，都有安身立命之业，唯独文人被视作统治阶级附庸为食利一族，所以古有丐八娼九儒十.“文革”中有臭老九之谓。这种排序虽是对知识的践踏与倒置，但说明文人身份不高却属实。

究其原因，一则是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本能的一种防范，必须制约文人的话语权。另一方面，由于文人群体弱势：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也没有掌握可支配的资源。惟一能得以生存便是在权贵面前争相邀宠，而可供争夺的资源相当有限，造成“互斗”愈盛，最常见的是“文人相轻”。而上层则充分运用这一特性，稍加点火，便可让让文人互斗得你死我活。“文字狱”便是一种，揭发者当然非文人莫属。源起于五七年的反右，更是以文人斗始，终结受损的也莫过于文人。最终胜利者则在“文革”同样受到了惩罚。也算是殊途同归吧。这次起始于国企经济改革，攻击者与被攻击者皆为文人，相互攻奸，互相抹黑，到后来哪能有什么理论与理性，整个就是以“斗”为“斗”的“蔚为壮观”的场面。当然国外也有，“哥伯尼”案也是如此……别说我是讲话没立场，——以后再说

需要申明二点：1、我这里所指的“文人”是偏狭义的概念，即专事于“语言”为或以“语言”为业的人。（“文人”从广义上理解是受过高等教育、或从事文化、教育、宣传；或单位中从事文秘、宣传这类人群）有专事“职业”的不在其内。 2、文人相斗是“文人相轻”发展的一个态势，是“相轻”的发展或外界利用“相轻”引起矛盾激化的结果。文人一旦发生争斗，其惨烈之状，较之其它行业要惨酷得多。

农民的竞争，比在收获庄稼上；工人竞争的是比在技术上；商人则比效益；学生当然以学习优劣分；文人生产的是精神产品，要比的是能否战胜其它观点，而许多理论观点在某一特定时期，又没有标准答案。过去阶级斗争时好说，说你是资产阶级，那你的语言就是资产阶级；反之亦然。现在不讲阶级了，专事或偏重“语言”的则是谁的语言“权重”则“至关重要”。但这个“权重”很难比较，于是就有代表谁的问题，代表的人越多，“权重”似乎就更大些，于是争相以大众“代言人”自居，其实你能否代表还两说呢？往往是一厢情愿的事，正如这时敲击键盘打字的我，还不是自作多情，还以为真会有人认真看。

答案这时就出来了，即为什么是道德问题呢？本来作为文人应该有自己独立且完整的人格，在“代表”的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文人为了迎合某一阶层人（或某些人）的需要，扭曲了自己，不再潜心于学术，也不再尊重科学，而让其学识变成了滥用的工具，科学不再是科学，而是攻击的武器，这就是道德有沦丧。——这是科学的悲哀。

这就是奥秘。构成绵绵延续的“文人相轻”、让文人永远相互嫉妒的外部与内部根源。

自作多情，请批评。

如果文人相轻是道德问题，那么就有趣了：文人是被作为道德水平最高的群体的，他们是社会的良心，如何是因为道德问题而相争呢？经济学向来从利益出发，现在却回到道德问题的讨论，我想是一个退步。

应该说道德背后有深厚的经济基础，道德随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的变化也相应的作出反应

回答版主的话。

版主所说的理论上是如此，实际则不然。

要举出一批例子来，我就说反右运动，按他“老人家”说这是阳谋。实际担领导正是各级各个部门的文人，只有文人知道怎样才能从根本上摧毁文人，也知道怎样入手才能使“效果”凸现……全国共揪出右派55万人。（新华社消息）

要举出一个典型的人来，（实在不忍心）那就是郭老了，我读过早年郭沫若的《洪波曲》，对其中的“放鹤亭的荷花……”似乎还记得，一个字，“才”。更知道他是研究中国《甲骨文》第一人，还有……其文化造诣非常人可比。也是被他“老人家”称为四老中的第一人，三面红旗时，他的诗我也记得：“天上一个太阳，地上一个太阳……”典型的“歌德派”。为左倾推波助澜，其作用也非常人可比。另为文革提供理论，……但四人邦一倒，他写的《水调歌头》一词至今也还在……

文人要有风骨，我就将记者访问刘道玉的讲话录贴在下面吧，不知符不符合版规——但我以为这内容仍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