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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市场经济下，投资者将利益最大化无可厚非，但作为政府，建立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最重要。”1月5日，国土资源部中国土地勘测规划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邹晓云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直言，地价的迅猛上涨，地方政府有很大责任。“政府更应该关注房地产行业中利益不均衡的问题。”
邹晓云指出，由地方政府和企业共同炒起来的地价会传导到房价上来，最终由房屋消费者买单，这本身就有失于公平。“政府更应该发挥其监管的功能，把资金大量流入房地产的失控状态抑制住，以防止炒作和价格暴涨。”
虽然缺乏坚实的数据支撑，但专家们普遍相信，去年4万亿的政府投资资金，有相当份额流入了房地产市场，其中以国企尤其是国企中的央企频频在各地创造地王为代表。
邹晓云建议，政府投资监管环节的调控空间还很大。比如，加大国土部门与证监会、银监会合作的透明度，企业要想通过资本市场融资或者银行贷款，能不能首先通过国土部门的审批，对于那些手上囤有大量土地的企业的融资行为加以限制甚至拒绝，并对融资的真实投向进行严格的监管，以达到资源的合理分配与开发利用。“不能有钱就买地，就贷款。”
土地市场中政府责任的另一体现应是土地制度的健全，而不是卖地冲动。
“目前，在招拍挂体制下，地方政府一家垄断供地的格局也是造成地价、房价联动上涨的一个主要原因。”邹晓云认为，在需求方充分竞争的情况下，供应方却是一家独大，很难体现其公平性。“能否让集体企业甚至个人等也来参与卖地。当然，这就涉及到根本土地制度的变革。”
中国人民大学土地管理系教授严金明认为，地方政府不能将一个城市房价的高低作为这个城市繁荣与否的唯一标准。“如果地方政府不能有这样的意识，就很容易参与到土地经营甚至炒作中来，忽视作为政府的公平性和服务性。”
严金明还指出，造成目前部分城市特别是一线城市及区域中心城市地价和房价的暴涨，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就是区域发展战略的失衡。“以北京为例。增加土地供应，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并不能根本解决地价高、房价高的问题。”北京、上海这种特大城市有着其他城市无法相比的天然优势，资金的聚集是无可避免的，地价和房价的推高也是必然的。解决部分城市高地价和高房价问题的一种有效方式，是大力发展二三线城市以及城镇化建设，以减缓一线城市及中心城市的价格压力。“如果二三线城市能够有产业可以就业，与大城市收入水平差距没有那么大，有良好的居住环境和丰富的文化设施等等，就可以留住人。”
目前，我们的城市化率只有大约46%。每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是在以1个点的速度进行，这意味每年将有1000万至1300万的人口进入城市。严金明说，如何解决这部分新增城市人口的居住问题，是个长期的大问题。
不过，严金明认为，土地是整个房地产产业链的源头，而中国特殊的土地制度又决定了政府拥有土地的一级开发经营权、规划权以及出让权，“政府完全是有能力去调控地价和房价，关键还是在于想不想去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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