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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国有企业、公有土地制度，还是垄断货币发行，都是政府筹措财政的一种手段。当正规的税收不足以养活庞大的官僚机构时，政府就会想办法开辟这些新方法来获得收入。所以，所谓的三大基础，实际上就是三大敛财手段。
盐专营后，价格从十钱涨到三百七十钱，其中的差价就是政府实行官营之后，从民间抽取的垄断税。正因为这样，许多朝代的盐税曾经占政府总收入的一半。
在以后2000多年的时间里，只有东汉和唐前期的政府没有采取国家垄断的做法，其余历代统治者大都没有摆脱汉武帝的统治模式。国家垄断成为中央帝国的财政秘诀，逐渐成为唐以后各个王朝的标配。
在日后的历史中，我们还会看到无数次权力的内廷化。当皇帝觉得现有的机构不能领会他的意图，对他形成羁绊时，就会弄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新机构来掌管权力。这种对原来官僚架构的破坏，令政权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也造成了大量的冗余官员。政权的不稳定，以及官僚机构的烦冗，甚至成为整个王朝的绝症。
在大一统帝国下，人民享有无数的好处：迁徙的便利，市场的庞大，和平带来的飞速发展……为了获得这一切，我们必须承担一部分集权之恶，养活一个日益庞大的官僚体系。为了养活这个体系，又必须忍受政府垄断资源的存在。这就是“必要的恶”理论。
但是，这个理论无法解释人们巨大的困惑：即便保留政府垄断资源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保留所有的“必要的恶”，可一个王朝必然仍然没有办法永驻。
虽然每个王朝面临的问题不尽相同，但它们都被财政制度本身拖垮。或者说，最终不管如何努力，不断扩张的政府财政还是要拖垮经济，将整个社会变得脆弱不堪，这时候，一个小错就会导致全盘的解体。
要建立统一的国家，需要经过两个步骤。第一步，用军队进行武力征服；第二步，用文官进行政治征服，建立统一的制度。但如何将军事征服转向政治征服，人们很难把握。当军事征服刚结束，由于惯性，大量的军队仍然存在于四方，他们的利益不容忽视，如果迅速把财政权从他们手中移开，会造成军队的不稳定；如果继续让军队掌握过多的资源，又无法建立起后续的政治结构，最终会产生资源分配上的严重不平衡。于是，依靠军事打下来的帝国，又在军人的纷争或者财政危机中分崩离析。
一旦国有垄断体系建立，政府对于这种体系的财政依赖度已经太强，要想废除这个体系已经不可能了。
一旦国有垄断建立起来，政府的财政严重依赖这些国有企业时，就不可能放弃眼贴官营了。当非农收入占了汉代总财政（包括皇室收入和政府收入）的2/3时，政府可能放弃收益最大的盐铁收入吗？
官僚集团只会膨胀，不会收缩，他们已经绑架了政府财政，由于财政收入不足，又必须建立国有垄断体系来绑架民间经济。
国有企业之所以继续存在，是因为它给了政府足够的控制权，防止下层的反抗。而当财政收入增速下滑之时，国有企业的作用就更明显，那时，政府财政将依靠国有企业来渡过难关。
由于双重政权的存在，中央政府即便想进行实质性的改革，但改革条文到了地方这一层级，也被化解掉了。地方政府只选择有利的条款执行，而把对自己不利的条款过滤掉。
中央政府有心放权给社会，但它放出的权力却被地方政府接走了，社会一无所获，如果中央政府试图收走地方政府的权力，地方政府就会把损失转嫁给民间。
桑弘羊的“社会主义”观点看上去非常具有说服力，也有严密的逻辑性。但在实践层面上，政府的管制需要官僚去执行，而政府的权力越大，官僚可以变现的资本也就越大。最后发大财的往往是政府的官员、官员的亲戚朋友，以及其他类型的关系户。另外，政府对于经济的限制越多，民间经济越凋敝，人们就越会发现要发财只能靠政府。
只要有一次危机瓦解了帝国的财政，那么政府就必须开辟无数的非正规渠道来敛财，从而造成社会上新的不稳定。当一个国家掉到这个漩涡里时，就会越来越混乱，形成恶性循环。
灵帝的改革很像后来唐玄宗的改革。灵帝创造了州牧这个军阀集团，玄宗则创造了节度使。因为行政效率低下，所以必须在地方上安排一个掌管一切的官员，统一管理财政，形成合力。但是，官员虽然可以提高行政效率，但由于缺乏监督，很快就独揽大权。这时候，就算是皇帝也拿他们没有办法了。
当董卓擅权时，汉灵帝创造的州牧显示出了巨大的活力：他们掌握着一个地方的全部资源，可以迅速调动资源用于战争。袁绍（冀州）、袁术（扬州）、曹操（兖州、冀州）、刘备（徐州、豫州、益州）、刘表（荆州）等，都从地方起家，他们或亲自担任，或者派心腹代理，但最终的目的都是控制一个地方的所有资源，以用于战争。东汉政权终于在这巨大的离心力之下走向崩溃。
司马懿一生在征战的同时，走到哪儿都会发展经济，保证政府可以获得足够的财政来支持战争。对于他来说，一场战役的胜负，远没有完善的财政系统重要。
禅让之后的朝廷往往都比较羸弱，毛病不断，这些疾病伴随政权的终身。而那些从彻底的乱局中以武力脱颖而出的王朝却可能拥有更长的寿命。
禅让得来的政权之所以短命，原因在于新政权虽然继承了前朝的统治权，却也继承了前朝政权积累下的诸多毛病。政权内部结构盘根错节，形成了巨大的惯性，皇帝束手无策。这样的政权不可能重新设计政治和经济制度，只能在前朝的基础上做些许的改变。政权只能是维持式的，而不是革新式的。
历代帝王都面临着这个难题：既不能让户籍和土地统计过于混乱，以至于无法征税，导致政府的失败；又不能让统计过于明白，否则征税必然过度，造成民间经济的凋敝。
在古代，位于河南、陕西交界的三门峡是造成黄河运输困难的最主要原因。当时坐船过三门峡，十艘有七八艘会出事故。走水路过三门峡需做好折损80%资产的准备，而走陆路的成本又很贵。由于运输成本太高，唐代的中央政府根本无法大规模运输漕粮到长安。皇帝只能采取另一个做法，不定期的将政府从长安迁到洛阳。政府迁到洛阳时，所有相关人员也都跟过去，长安的粮食需求迅猛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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