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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康乾盛世的乾隆段正好过去了三分之二。承平日久，民佚志淫，皇帝谕示各省停批书号，严加甄核，凡涉诋毁之书，均须删销焚毁，凡涉妄议之人，皆应诛杀流放；而此时的欧洲，思想启蒙运动即将大功告成。同一年，美国发表了由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英国出版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两套思想体系引导英国、美国相继成为世界的头号强国。经济自由的通俗表述是“看不见的手”，与此相对应的是一个法语词汇Laissez-faire（自由放任）。
据说，“自由放任”的这个说法与科尔伯特（Jean-Baptiste Colbert）有关。这位路易十四时期雄心勃勃的财政大臣毕生致力于把法国打造成一个统一的工业国家；大工业的出现正是在科尔伯特担任财政大臣之后（弗里德里希，《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他热切地希望自己所领导的ZF能够为企业服务，促进工业的发展，为此他专门邀请了一群企业家座谈，并且关切地问道：Que faut-il faire pour vous aider（您需要帮助吗）？为首的企业家叫勒让德（M. Le Gendre），他简洁明了地回答：Laissez-nous faire（让我们自己干）。这次座谈会大概是在1681年举行的。
这段轶事为人们所知要等到70年以后，出现在达尔让松侯爵（René-Louis de Voyer，Marquis d'Argenson）175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这也是Laissez-faire这个词首次见于正式出版物中。在热情鼓吹自由贸易的经济利益方面，达尔让松侯爵也许可以算是第一人。他最经典的说法就是：要想管得好，必须管得少。至于“自由放任”的说法，他在1736年的私人日记里就曾用到过：“伴随着世界的文明化，自由放任应该成为所有公共权力的座右铭。”
当然，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们更倾向于认为，古尔奈（Vincent de Gournay）是自由放任、自由通行（laissez faire laissez passer）和官僚作风（bureaucratie）这两个词的首创者。古尔奈和魁奈（François Quesnay）是法国重农学派的领导人物。古尔奈继承了一笔遗产，并在1751年买了法国商务总督这个官职。正是在商务总督任上，他创造了这两个词。后一个词的发明权得到了大英百科全书的支持，前一个词的发明权则是由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所主张的，杜尔哥是当时经济学界的巨擘，既然杜尔哥说是，那么，怎么还可以说不是呢？虽然古尔奈从未担任过教职，但依然可以算作“曾经活着的最伟大的经济学教师之一”（熊彼特，《经济分析史》），光是有一个叫做杜尔哥的学生就足矣。《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的说法是很中肯的：“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即使古尔奈是这句箴言的发明者，但也是在他加了这句话的后半句之后，才通过他的对话使之流行起来的。”
民族国家在兴起之时，已经完全不可能自给自足，而是彼此拥有对方所需要的东西；而新世界的大发现，更成为推动它们去征服和掠夺的诱因。在政治上，外国人都是敌人，战争和征服是政策的重点。在那个年代，和平只不过是两次战争之间不得已的喘息和休整。而在经济上，政策目标就是获得最大的公共收入，增加国家的财富，以满足对外掠夺的需要。怎样才更有利于增加国家的财富？这就有了“自由和保护”的争论，对应的是商业阶级的兴起和官僚政治进而管制经济的兴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古尔奈所创造的两个新词就足以奠定他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
自由放任、自由通行的真正意义是：“让人们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去他们想去的地方”（马歇尔，《工业与贸易》）。这就是经济自由主义的真谛。《国富论》问世以后，经济自由（特别是与政治自由的结合）给英国带来了黄金时代。结果如同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所说：“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区，澳大利亚是我们的牧场，秘鲁是我们的银矿，南非和澳大利亚是我们的金矿，印度和中国是我们的茶叶种植园，东印度群岛是我们的甘蔗、咖啡、香料种植园，美国南部是我们的棉花种植园。”
但人们往往“忘记了一个强大的ZF对自由的威胁，心里想的只是更为强大的ZF所能做的好事”（弗里德曼，《自由选择》）；而政治家则故意曲解自由放任的本义。他们辩称，自由放任并不意味着ZF应当在建设性工作方面无为而治。潮流的逆转则是在1929年的大萧条之后，在理论上出现了凯恩斯革命，在实践上，ZF以安全和平等的名义干预人们的经济生活。个人盘算着通过ZF干预来增进社会福祉，却发现所增进的是跟个人盘算毫不相干的私人利益。
同样在1776年，马戛尔尼被册封为男爵，若干年之后他将代表“日不落帝国”以向乾隆贺寿的名义出使天朝。这一次东西方两个新老帝国的交往，在使团随员的眼里，“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也许，代表新旧文明之间对话的首次外交努力就这样收场了。在这次的随员中，有一个年仅11岁的小孩，日后成了力主发动鸦片战争的主角。战争的结果通常被描述成一个民族百年屈辱史的开端。
如今，两个世界的撞击又似在所难免。这一次，我们似乎更偏爱科尔伯特主义，而不是企业家主张的“自由放任”。科尔伯特的“决心以及他所行使的专制权力，使得他在十年里引起了貌似属于一个世纪的变化”（马歇尔，《工业与贸易》），我们也在三十年里成了第二大经济体。这种成功有赖于一个优秀的头脑，而这个头脑在十年多年前就不再有了。科尔伯特辅佐路易十四使法国成为欧洲第一强国，但并没有赢得一个国家决定性和建设性的才能的支持，到了继任者路易十五执政期间，法国就败在了信奉“自由放任”的英国的手里。殷鉴不远，开放才是出路，想要自力更生，一定是又一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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