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实每一天 发表于 2018-12-10 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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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至51%
在九一八事变后全国规模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兴起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本应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剧烈变动的新情况,制定出正确的战略策略,以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推动以抗日战争为中心的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但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未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继续推行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方针。这种错误方针的贯彻执行,使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和革命根据地的工作,都遭到程度不同的严重损失。
根据地的党组织还加强了对苏维埃政权和群众团体的领导。在各级苏维埃政权和群众团体中,普遍建立了党团。通过党团,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得以贯彻执行。在根据地内,还坚持了党管干部的原则。凡苏维埃政权和群众团体的领导人选,均由党组织提出名单,在群众中进行宣传,使群众接受这种意见,再经民主选举产生。政权机关和群众团体中各种职务的人选,经当地党委同意后,再由党团提出,由苏维埃政府任命。实行党团制度和党管干部的原则,为处理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作了有益的探索。
20 世纪 30 年代前期的左翼文化运动,虽然曾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但总的说来,它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发展进程所作出的历史功绩,特别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中传播进步思想、促进抗日救亡运动所起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左翼文化运动不仅取得辉煌的成就,而且锻炼出一支坚强的战斗队伍,许多人后来成为党在思想理论界和文艺界的领导骨干。
查田运动中“左”倾政策的推行,不仅过分打击了地主、富农,严重地侵犯了中农的利益,而且破坏了农业生产,损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根据地严重缺粮,扩大红军遇到困难,加重了根据地的困难局面。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举行的遵义会议,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这时,要就多年来党的工作中所有重大问题的是非展开讨论,是不可能的。中共中央对这些问题取得一致的正确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因此,会议决议只是一般地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也没有探讨造成军事指挥错误的深刻的政治原因。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在四川会理地区进行短期休整。 1935 年 5 月 12 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县城附近的铁厂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军事行动问题。会议决定中央红军继续北上,并对林彪等怀疑毛泽东的领导、不同意机动作战的主张进行了批评。
中共中央先行北上后,于 9 月 11 日晚到达甘肃省迭部县俄界(今高吉)。 9 月 12 日,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向川康藏边境退却的方针是错误的;张国焘同中央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敌我力量估量上存在着原则的分歧。中央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团结在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促其北上。
鉴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性,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1936 年 1 月 22 日作出《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张国焘立即取消他所成立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和“团中央”,停止一切反党活动,并决定在党内公布俄界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英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西路军的广大干部、战士视死如归,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西路军干部、战士所表现出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的。正当日本向华北发动新的侵略,华北形势处于严重危急的时刻, 1935 年 12 月,北平发生了一二九运动。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北平学联组织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抗日爱国运动。它使中国人民被压抑的爱国情绪猛烈地爆发出来。
一二九运动公开掲露了日本吞并华北进而侵略全中国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一二九运动中的先进知识青年,走上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事业准备了一大批骨干力量。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
毛泽东根据九一八事变以来民族资产阶级的许多代表人物政治态度的变化,论证了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的可能性和重要性。关于地主买办营垒,毛泽东指出,他们内部也不是完全统一的。由于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争夺的半殖民地,所以“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
瓦窑堡会议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克服了中央军事领导上的错误。那时只能解决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才有可能结合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有系统地解决政治策略上的问题。会议所提出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既说明在抗日前提下,有必要和可能与民族资产阶级以至地主买办阶级中的一部分力量重新建立统一战线,也着重说明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能够和必须掌握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