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世界各国开始收缩货币政策的时期,本质上是信息化革命结束,信息化成果社会化进程在主要国家终结的结果。主要经济体基本完成阶段调整,但未来的利率下降的压力将使社会关系紧张,而且前期扩张的货币将导致资本价格出现长期趋势性走高,通胀有如不可避免。
紧张的经济局势一直将持续下去,最大的问题是我国没有长期市场经济处于中低速发展的历史文化。人口压力转化的就业及养老压力会持续许久。从战略上看,改革的前40年是以创造主导的财富扩张维护社会关系稳定,后面40年将必然转向以分配制度为核心的社会稳定结构。本质上是因为初期改革所依赖的人口及生产技术随着经济发展而收益边际递减,进而导致各阶层收益分配紧张。
分配是价值链的核心阶段,与生产统一为经济的基本实践内容,也是根本制度范畴。社会主义的分配问题核心是以分工劳动为前提的制度,而分工的基础是产权。产权改革是一切经济制度改革的核心。劳动的价值与产权结合是经济本质行为与经济社会行为发展的一致性。两者在实践制度上结合,是经济制度的根本优化路径。一旦劳动行为直接体现为产权制度,则经济制度也达到最优。经济组织的自发实践是自觉改革的前提,各方利益主体在实践中发展。在各方根本利益与发展利益在实践中一致,为经济主体所认知并创造出相应的制度,改革者才可以确认生产力需要相应的生产关系变革。
当今国内有代表性的产权制度改革成果就是华为与阿里巴巴,两者在产权结构上出现的扁平化,体现劳动者在分工劳动关系上的组织联系性。此一制度在公司整体决策集中性上没有弱化,体现公司整体制度上的结构统一性。 组织生活初步统一了劳动分工在生产活动中不同层面的权责关系,是初步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制度。
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人民觉醒的历史,就是人民认识自己自我解放能力的历史。生产组织的信息化与自动化让劳动者具有更有力的组织结构工具,可以在组织内体现劳动能力,更加公平、公开、公正的竞争。信息的有效联通及信息的有效组织化处理,符合发展趋势。在权力分配与组织结构上最终结合于生产分工。分工生产的行为及信息可以分为:在发生、传递及决策的集中过程及信息、任务的分配与执行的扩散过程。这个过程实际是产权的变化,是产权的集中与分化。制度改革就是顺应劳动分工的发展,在产权上体现分工劳动的成果。
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方向,根本上是资本权力一致性,竞争必然是中性的。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即实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设。在改革中将市场的交易制度与社会主义的价值制度融合,实现“资本为价值服务,价值推动资本发展”的共生共荣的发展目标,即劳动者分工劳动成果决定其产权分配。
分配问题在宏观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就是资本利率下降,市场张力不足。本世纪国际资本以炒作新兴市场的做法对冲发达国家收益率下降的方法基本过时,一是各新兴市场的政策改变,再有就是新兴市场本身走向资本剩余。新开发的非洲体量过小,只能有待未来。产业革命性变革在周期理论之下,需要时间积累。
宏观经济中的分配权平衡的是各种制度关系及其下社会文化在实践层面的统一关系。农村的产权改革实际实施需要农村的人民参与进来,需要维护此次改革的方向与目的的一致性能在实践中为人民所执行与享有。看待农村的封闭与落后要全面,一是生产力,二是生产关系。这些都表现在农民的政治、法律、经济以及文化的价值观上。同时我国农村社会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相差巨大。整体看,东部农村有良好的经济基础,改革不影响大多家庭生活质量,只会影响其发展。在中、西部,土地则涉及到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很多家庭对其土地具有依赖,以至影响生存。农村改革必须兼顾各个社会关系的协调。
为实现改革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一根本目的,改革必须进行配套。市场经济公平交易的有效性必须整体保证,在法治体系上保证制度改革同步落实。改革开放前阶段的尝试性改革,取得历史性成绩。但同时也因为经验不足,造成很多不足之处,在新的改革中可以采取更深入细致的改革措施,让改革更加完善,平衡,社会进步更协调。
改革的整体方向是成熟的市场经济,改革的方法也是市场的方法,市场的原则就必须贯彻其中。不能以市场的名义行非市场的改革方式再达成市场目的。这不是改革初期的探索时期,现在是深入改革四十年的成熟期,从制度的长期发展目标与发展路径的统一性看,改革的正义性与目的性必须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