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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不懈努力和奋斗，在“摸着石头过河”的不断改革创新和解放思想过程中，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科研水平、综合国力和国家治理水平不断提升，物质资源紧缺期的计划经济逐步转向物质资源不断丰富、盘活和提升要素市场效率为主的市场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金融参与和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和国际话语权不断提升，中国迎来了重要战略机遇期。
40年历史账本证明，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奋斗过程中，我国通过“市场导向、双轨渐进、政府组织推动、面向世界（鞠建东，《清华金融评论》2018年7月刊）”而走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这条路在2018年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机遇，意味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意味着机会与风险并存，转入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并非一帆风顺；也意味着我们首先要以增强“四个意识”和坚定“四个自信”来凝聚共识，以推进更强有力的改革来抓住机遇。金融是经济的血脉，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业如何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好以深化自身转型来防控国内外金融风险，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也成为经济转入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议题。
因此，面对全球经济政治不确定性增加、国内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的经济转型进入攻坚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凝聚了共识：“2018年，经济工作在实践中深化了对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发挥掌舵领航作用；必须从长期大势认识当前形势，认清我国长期向好发展前景；必须精准把握宏观调控的度，主动预调微调、强化政策协同；必须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有针对性主动引导市场预期；必须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形成全局工作强大合力。”
同时，会议提出要紧扣重要战略机遇新内涵，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绿色发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变压力为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这给深处改革进程中的金融业指明了方向。
比如，其中针对绿色发展，金融业将迎来一片蓝海。“所谓绿色金融体系，是指通过银行贷款、私募投资、发行债券和股票、保险、碳金融等一系列金融产品与服务，将社会资金引导到绿色产业发展中的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安排。在中国，建立绿色金融体系的主要目的是提高绿色项目的资金可获得性和投资回报率，同时抑制对污染性项目的投资。”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表示，我国2017年新增绿色投资需求约为2.2万亿元人民币，而绿色金融市场（主要是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新增余额约为1万亿元，资金缺口超过1.2万亿元，亟需通过进一步发展绿色金融市场，推动私人资本开展绿色投资，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绿色转型。（《清华金融评论》2018年12月刊）
首先，金融业需要凝聚共识，解放思想，防范金融风险用好改革方法论。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做好经济工作至关重要。而做好经济工作的含义，则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会议指出，要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着力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工作，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进一步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提振市场信心，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我国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面临的问题首先在于要对高质量发展达成社会共识与政绩观。”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指出，以往我们更多将发展主要看成甚至等同于增长速度，这在高速增长阶段是有道理的，但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则需要把发展更多地与“质量”“效率”等概念挂钩，需要从决策者到普通民众系统的理念的转变，形成一种新的发展共识。
“社会共识对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功是建立在‘发展是硬道理’的社会共识之上的，随着发展阶段的转变，发展的社会共识也需要相应转变。”刘世锦表示：“需要通过创新形成与高质量发展相配套的体制机制，尤为重要的是，必须加快相关重点领域的改革开放。”（《清华金融评论》2018年12月刊）
对于金融业而言，在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首要攻坚任务，即守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底线。因为经济增速换挡期，以往高增速阶段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涨所具有的吸收和推后金融风险的功能和条件难以为继，有时还会出现相反情况。东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从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无一例外经济了金融体系的剧烈动荡乃至金融危机。
因此，我国能否平稳或“有惊无险”过好这一关，目前依然是一个严峻的挑战。金融市场具有配置市场资源的核心枢纽作用，如何支持实体经济顶住面临的国内外压力，化解由实体经济下行传导而来的金融风险，是金融系统面临的当务之急。
根据中央经济会议，可以看到很多深化改革的领域，都存在风险的可能性，包括传统产能过剩行业出清带来的风险、产业链升级带来的风险、某些产业和行业过度发展积累的风险、经济新动能培育过程中存在不确定性而带来的风险、市场制度与监管改革不彻底带来的风险等。针对不同类型的风险，金融业要分类施策，并在监管层面不断完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同时加强金融市场法制建设等。
“改革开放进程中每一个重要关口，都得益于解放思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高尚全表示，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升级状态下的金融挑战，在大方向上仍要解放思想：“我国金融市场依然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些困难有的来源于整个经济体系的问题的传导，比如经济下行周期的影响、产业转型升级的阵痛等；有的来源于科技的进步和应用，比如互联网金融暴露出来游离于监管之外的乱想；有的是来源于整体改革的不彻底不协调，比如资本市场一些过度监管的问题，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等等。”
高尚全表示，针对这些问题，必然需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来解决。小处着手，指的是金融细分市场、金融监管方面的技术性、专业性的解决方案。专业、有效地技术方案可以解决燃眉之急，可以为治疗本争得时间，在大方向正确的情况下，技术方案本身也是治本之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的专业性不可或缺。但从根本上客服困难，必须要大处着眼，着眼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乃至整体改革的推进。（《清华金融评论》2018年12月刊）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在金融市场表现的尤为明显，因此金融监管主体和金融市场主体都应该遵循金融市场法制规范”高尚全表示，“加强金融市场法制建设还要注意的是，金融立法和对相关法律的实施要有专业性，要与改革的大方向相结合。我们必须注重从整个改革协调推进的角度来推进法制建设，这是蕴含在方法论之中的方法论”“同时，还要运用好我们过去40年改革经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试点。因此金融监管也要做好试点工作。”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党委副书记、副主任兼上海分行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分局据长金鹏辉分享上海自贸试验区金融改革经验时表示，自2013年9月18日上海自贸试验区挂牌成立以来，国务院先后于2013年9月、2015年4月和2017年3月发布了三个关于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方案，每个方案都对金融改革开放提出了明确要求。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会同上海市相关部门出台了30多项实施细则，搭建了上海自贸试验区金融改革的完整政策框架，推进了自由贸易账户系统创设、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市场开放、人民币国际化、利率市场化、金融简政放权等关键领域金融改革，为全国金融改革开放积累了有益经验。
“站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增设新片区的新起点上，以资金自由流动为重点推动关键领域金融改革。”金鹏辉表示，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的金融改革需要优先考虑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新突破：一是在资本项目可兑换上取得新突破；二是在金融对外开放上取得新突破；三是在支持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上取得新突破；四是在金融配套制度建设上取得新突破。（《清华金融评论》2018年12月刊）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党委书记、行长邢毓静介绍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融合发展经验时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进一步推动金融改革开放面临的巨大挑战，并结合国际经验，提出在通过联合监管推动金融业融合和资本自由流动方面，英国关于退欧后与欧盟开展金融合作的设想值得借鉴。且科技创新拓展了大湾区金融业融合发展的可能性边界。
“制度先行、科技助力、开拓创新，就可走出粤港澳湾区金融发展新路。” 邢毓静表示，第一，建议借鉴欧盟的金融市场法律框架，推行单一金融市场通行原则，授予粤港澳湾区内合格金融机构“单一通行证”；第二，建议借鉴英国经验，按照监管沙盒的理念，建立粤港澳金融监管试验区，设立联合协调机构，在广东、香港、澳门三地金融监管部门开展广泛的监管对话与合作，推动对湾区内跨境金融服务的监管标准趋同，按照共同的原则对跨境金融服务进行监管，促进跨境金融服务的发展，避免监管套利。第三，大力推广运用物联网、区块链、跨境第三方支付等科技手段促进服务效率。
其次，金融政策发力，推动双向开放，为改革攻坚期创造更好政策环境。
以监管防风险，以改革促发展，以开放促改革，是目前金融业支持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本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对改革和开放的重视程度明显提升。
会议提出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要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要放宽市场准入，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保护外商在华合法权益特别是知识产权，允许更多领域实行独资经营。要扩大进出口贸易，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削减进口环节制度性成本。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有效管控各类风险等。
同时，在国内宏观政策方面，会议提出，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从去年的“取向不变”升级为“加力提效”，并强调要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稳健的货币政策从去年的“保持中性”调整为“松紧适度”，并强调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性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同时宏观政策强化逆周期调节机制并增强结构性政策的体制机制建设，这些举措旨在增强制度建设，从而建设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这对于包括金融业在内的各行各业和各类市场主体而言，均带更为规范、透明、法制化和开放的制度环境。这是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政策举措，也是中国从制造业大国转向服务业大国的必由之路。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认为，从全球经验来看，绝大多数金融行业都是竞争性服务业，当年我国引入外资银行，最开始期望引入资本，回头来看，国内商业银行从竞争中学到很多内容，为我国金融业带来产品演变、市场建设、业务模式、管理经验等一系列变化。后又通过竞争性股改上市，国内银行的经营效率、资产质量、公司治理等都有了较大提高。外资银行的进入也对国内政策带来改革压力，包括会计准则、监管准则以及营该增等。
“金融服务业在对外开放过程中，由竞争机制带来压力、动力、进步和繁荣，会发展得更好。”周小川表示。（《清华金融评论》2018年12月刊）
“中国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国内国际两种资源，除了商品资源买卖，更应在全球配置资产。加大对外投资，与所投资的国家共发展，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义，也是维护经济全球化的措施之一。”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表示，这需要国家提供更好的金融条件。除畅通融资渠道、完善金融市场外，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也是重要的金融条件。（《清华金融评论》2018年1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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