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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王陶陶
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即是合法12-27 08:44
摘要：近日是苏共亡国27年整，深入吸取苏联灭亡的教训，理解戈尔巴乔夫悲剧的真正内涵，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分外重要。即戈尔巴乔夫对于苏联不是凭空出现的，也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必然出现的。
很多人说苏联解体是一种偶然，比如说戈尔巴乔夫这种人的出现，在他们看来，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很难想象苏联会那么快的垮掉。甚至连大名鼎鼎的《失败帝国》之作者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都抱有这样的看法。在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看来，苏联具有良好的官员培养体制，苏联干部从基层到中央做了很多职务，历练丰富，如果不是运气糟糕到极致，理应能够避免戈尔巴乔夫导致的悲剧。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斯大林官僚体制的本质是什么？
是干部完全服从于领袖，听从领袖的命令行事。这种体制如果能够有效，其基础就在于消灭干部队伍中的桀骜分子，同时削弱干部本身的自我担当和任事的勇气，他必须时刻谨守上面的指令，而非自己思考问题本身。那么，这会培养干部的什么才能？
是工作能力吗？是见识情商吗？其实都不是。斯大林体制对官僚队伍的最大培养效果，就是增强其服从和卸责的能力。在这种体制下，只有善于服从，才能获得赏识，只能善于卸责，才能避免灾难。所谓善于服从，就是避免自己做决定，一切唯上，所谓善于卸责，就是面对危险时，一定要离得远远的，避免惹祸上身。不具备这两种本事的人，很难适应这样的机制。
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合格干部，翻开戈尔巴乔夫的履历，你会看到，在担任总书记和最高决策人之前，这位亡国统帅的工作经历都是完美无缺的，他几乎没有犯过任何错误。问题是，作为一个需要时刻处理复杂事务的官员，如果戈尔巴乔夫没有任何错误，那么与其说他是一个天才，不如说他是一个善于服从领袖和推卸责任的官场高手。在这种体制下，戈尔巴乔夫式官僚的履历是完美的，所以他这样的人必然会成为构成苏共高层的主要材料。
这也意味着，苏联体制最终培养、遴选出来的只能是戈尔巴乔夫这种圆滑善变、推卸责任的官场高手，这样的官场高手作为领袖下面的廷臣时，无疑是合格的，但是他一旦作为必须承担最终责任、必须做最终决策者的领袖时，就很可能成为灾难。你不可能指望他去面对那些风险极大的问题，毕竟他的天才和本能只是推卸责任和避免做决策，而非扭转乾坤，扶狂澜于既倒。
在立陶宛事变中，在莫斯科联邦议会选举中，在阿塞拜疆事变中，戈尔巴乔夫都是任凭事件发展，而不敢做出那些可能被舆论抨击，需要自己承担责任的挽救措施，而且最后，他都把这些危机的处理者抛出去背锅担责，维护自己的完美形象。这实际上是戈尔巴乔夫以高明官僚的方式行事领袖的职责。
事实上，不仅仅是戈尔巴乔夫，当时的苏共高层都是这样的合格官员。1991年8月，亚纳耶夫等苏共高层组成的国家紧急委员会发动了挽救苏联的政变，然而，委员会的苏共高官们无不恐惧承担责任，平日冠冕堂皇的兖兖诸公互相推脱，都期望别人出手做危险的事，自己收揽功劳，结果这些怯懦精明的官僚队伍空有强大的实力，却最终在狂妄自大、残酷无情的叶利钦街头运动面前一败涂地。
对于苏共高层当时的特点，没有谁比普京本人体会更深。普京说道，当柏林墙事变发生后，柏林人冲击苏联驻柏林使馆，苏联的机密档案处在危险之中。在柏林任职的普京要求使馆出面弹压，使馆高层却说要等待莫斯科消息，但莫斯科高层也不想承担弹压的责任，最终保持了沉默。于是使馆高层不敢单独下决定。“领导人们陷入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怯懦”，在这种情况下，普京，当时一个普通的使馆干部手持武器，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止住了柏林人的冲击。但在其他地区，苏联地方机关和外交机构原没有这么幸运。
因此，当参加过十月革命或者卫国战争、残酷却敢于任事的老一代苏联高层谢世之后，新生代的苏联领袖只能是一个善于推卸责任、收揽功劳且力避风险的合格圆滑之官僚，像叶利钦那种敢于任大事、做大事的人，反而很快会被踢出苏共高层队伍。
最终，叶利钦这样勇于任事、残酷无情的枭雄加入苏共的敌人队伍，戈尔巴乔夫式的软弱圆滑之官僚成为苏共的领袖。这是苏共体制遴选的必然结果，也预示着苏联的必然命运。
这就是苏共留给我们的残酷教训啊，组建合格的干部队伍，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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