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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一切都是结构性问题
国人一贯质疑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即使数据是准确的。网友们一般的认知规律是，统计数据高了，人们说自己拖后腿了，统计数据低了，人们又说自己被平均了。这次国家统计局在对《2018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中解读，“低收入群体是指调查对象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群体，中等收入群体是指月收入在2000-5000元；较高收入群体是指月收入在5000-10000元；高收入群体是指月收入1万元以上。”
把中等收入群体界定在2000-5000元的水平，必然被网络的口水淹死。统计局火速纠错，将中等收入群体改成中等收入组的概念，舆论不了了之了。
根据分析，这里面确实存在概念的误解。一般情况下，我们把中等收入群体当做社会的一种阶层，同中产阶级类似，是一种社会理想。而“组”则完全是统计学的概念。其次，中等收入群体的样本一般是收入，而中等收入组的样本一般是人数，两者的目标样本不一样，统计结论也会有很大的差别。最后，相对于中等收入群体或中产阶级，我认为中等收入组更有研究的价值。
根据社会收入结构演化规律，一个社会的国民收入结构首先会形成金字塔形的结构，随着社会经济制度的不断进步，金字塔形结构向纺锤结构演化。但是，一旦社会形成了坚固的既得利益集团，金字塔形收入结构会向奶嘴型结构畸形发展，即使社会整体财富和平均财富水平均在增加，但是财富的集中力量却在不断加强，如果社会制度变革继续受阻，会导致社会呈现出倒丁字型结构。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以2000-5000元/月为中等收入组，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大部分群体的收入水平处于偏低的一个位置。在社会整体经济水平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也反映了我国从金字塔形社会收入结构向纺锤型结构转变遭遇很大的困难，塔尖正在逐步收缩，向奶嘴型社会结构转型的趋势明显。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中位数24336元，人均收入基本在2000元/月范围附近。根据统计分布规律，位于中位数以下人群应该在60%以上。宁吉喆表示，中等收入群体是有测算标准的。以中国典型的三口之家的年收入10万元-50万元之间，中国有4亿人，有1.4亿个家庭，有购车、购房、闲暇旅游的能力。显然，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中位数同所谓中等收入群体的测算标准是有矛盾的。
在国内，一般将中等收入群体等同于中产阶级的概念，按百度百科，中产阶级是指人们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得到满足，且中等层次的“感情需求和尊重需求”也得到了较好满足，但不到追求高层次“自我实现需求”的阶段。并且中产阶级大多从事脑力劳动，或技术基础的体力劳动。显然，所谓中产阶级的消费应该由“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行为构成，只有这些行为能够被国民放心的采取，才能达到满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的效果。根据我们的生活常识，在现有的福利系统和金融资产体系中，一个三口之家支付房贷、车贷、孩子教育支出、食品支出、养老支出、服装支出等项目中，不会少于15万/年。如果继续考虑生老病死等风险性支出，则全年将会达到20万左右。考虑感情需求一般会促进交际费用等方面的支出，尊重需求除了在工作中具有较高的工作地位外，日常生活中一般会有继续教育支出、高端消费支出等。总之，在社会经济相对稳定的前提下，达到中产阶级标准至少需要年收入达到30万元以上。按照三口之家全年收入30万以上计算，人均月收入需要达到1万元以上，略高于《2018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中高收入群体月均1万的水平。
但是，当前中国社会转型速度逐渐放缓，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压力不断增长，社会焦虑感有增无减，三口之家如果年收入仅仅维持在30万左右，基本感觉就是在“安全需求”和“尊重需求”间徘徊了。并且由于传统上，国家制度化的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社会很难对未来有稳定的预期，进一步促使社会机会主义行为盛行，一切以短期利益为导向，进而导致所谓的“中产阶级”无法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因为其本身就存在不稳定性。
回到居民的收入问题，按照生产与收入分配理论，居民收入是劳动创造价值水平决定的，居民收入低说明我国劳动价值创造能力较低。在市场经济中，大多数收入来源与产业就业，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就决定了就业的质量和结构，并进一步决定居民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收入水平是判断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根本因素，因此社会结构在这里也就被决定了。
人才的需求与供给的结构性匹配程度是决定当前居民收入和社会结构的关键因素。对人才的需求结构是由产业结构决定的，进而由经济体制或社会经济发展主导思路决定。而人才的供给结构则是由教育体制和结构所决定。
随着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经济体制实验的失败，全世界范围内盛行凯恩斯主义有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模式，对经济干预程度或对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地位的不同，造成了经济发展的自由度与独立性的不一致。
后发国家往往采取赶超策略，大多利用政府之手干预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在失去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的法治环境下，政府之手往往为利益集团之手所掌握，沦为利益集团攫取经济发展利益的制度化的手段。其中，最隐蔽而又最堂而皇之的手段应该是招商引资。对产业结构不健全、发展基础薄弱的地区，通过政府的招商引资奠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而招商引资大多从土地、资金、人才、能源等方面给予充分的优惠政策，这本身就是对要素市场价格机制的干预，往往导致资源的错配，致使大量稀缺的资源向没有产业基础和市场基础的大型企业集中，挤压具有市场生存合理性的本地企业的资源，使他们资源获取难度加大。这种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对经济自由发展的伤害，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尤其是在社会大变革的清末民初时期被反复证明。由招商引资搭建的产业结构在本地一般缺乏内生增长动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产生结构性问题，而这些结构性问题又需要通过招商引资的手段进行解决，以至于再次出现新的结构性问题。
一次次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压力，向人才结构转型升级快速传递，在国家财富快速积累的同时，致使社会财富没有时间进行积累。我们的问题不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太慢，而是招商引资促进的产业转换速度过快，产业内生增长动力不足。
人才的供给结构由教育体制和结构所决定，但是当教育成为社会治理的一种手段的时候，或教育过于成为一种社会治理手段的时候，人才供给结构与产业人才需求结构间的不匹配必然加剧。当前，国家对人才供给改革采取的办法是加强公共职业技能培训基础能力建设，意图打造一支高技能人才队伍，而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学校教育体制，教育的自由度及独立性未得到提升，下一步必将造成新的结构失衡。究其原因，则是政府并不直接参与企业经营，按期对经济未来发展方向的预期而进行的人才培养，并且是大规模的人才培养，在本质上是一种赌博的机会主义行为，一旦未来技术和产业发展不能按照政府的设想前进，则会造成人力资源和社会公共资源的浪费。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的技术形态正在对传统上人类在产业中的价值提出挑战，首当其冲便是技能人才和所谓的高技能人才。除职业教育方面，最重要的当属非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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