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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李承晚与美国
李承晚既是一个满腔热忱的民族主义者，同时还是一个不屈不挠的自我倡导者——当大权独揽时，他的成功助长了他的偏执倾向。
由于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李承晚被朝鲜宫廷选作特使，于1905年夏赴美会见老罗斯福总统。此时老罗斯福总统正准备磋商结束日俄战争的和约，李承晚希望老罗斯福能够帮助自己，终结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用记者兼历史学家约瑟夫·古尔登的话来说，罗斯福给李承晚灌了一通“不失礼貌而又模棱两可的含混之词”。他知道，朝鲜驻美国大使馆的亲日分子不会给李承晚任何帮助。他也没有告诉李承晚，国务卿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正在前往东京的路上，准备与日本签订一项秘密协议，美国准许日本控制中国东北与朝鲜；作为回报，日本应承诺不插手美国在菲律宾的事务。后来，之所以有些美国友人认为李承晚生性多疑、为人狡诈，正是因为我们曾不止一次地背叛、欺骗了他。最终，日本人开始了在朝鲜长达四十年之久的暴虐无道的殖民统治。老罗斯福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美国“连对自己都保证不了的事情，当然无法向朝鲜做出保证”。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虽然异常残暴，但在朝鲜境外，这一情况却鲜为人知。
李承晚留在美国，接受了对于他那一代朝鲜人来说非常优异的教育，并且继续为朝鲜的解放孤军奋战。这一期间，他经常与一些有地位的美国人见面，这些人多数与教会有关系，通过他们又结识了许多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然而，这些关系只是为他提供了一些途径，使他有机会为祖国的自由大声疾呼，他依旧人微言轻。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期间，李承晚颇受校长伍德罗·威尔逊的赏识。他成了威尔逊家非正式社交聚会的常客，在那里经常有许多学生一起弹琴、唱歌。尽管李承晚不会唱歌，却乐于分享这种轻松自在的美式聚会所带来的温馨感觉。威尔逊看来很喜爱他，也经常向陌生的来宾夸赞他是“未来朝鲜独立的缔造者”。
但是，后来登上美国总统宝座把美国带入“一战”的威尔逊，与在普林斯顿当校长时的威尔逊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在“一战”后召开的巴黎和会上，威尔逊表示希望能够建立起一种全新的世界秩序，其中之一便是给予殖民地国家自决权。对于威尔逊这一设想，没有人比他的门生兼故友李承晚更感欢欣鼓舞了。在这次八月盛会上，那位曾经属意于李承晚作为独立的新朝鲜领导人的导师，为李承晚的祖国带来了自由的曙光。这正是李承晚期盼已久的时刻，他希望自己能够立即离开美国前往巴黎，代表自己的同胞向这位伟大的知己进行游说，让日本殖民者松开攥紧朝鲜的拳头。但是，威尔逊在巴黎和他不是一条心。正像过去一样，这位总统需要日本在亚洲的配合。此外，日本在“一战”中选择了正确的一方，作为胜利者，它正准备继承战败国德国在中国的特权。李承晚这才懂得世界大战的首要原则，那就是获胜者继续拥有自己的殖民地，而失败者只能把自己的地盘拱手送人。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接到命令，不得给李承晚签发护照。
……
1945年的朝鲜基本上是一个没有政治制度与本土领袖的国家。当红军横扫北方的时候，苏联人将自己的政治制度以及一位新的领导人金日成强加在他们头上；而在南方，不管美国人喜欢与否，他们还是选中那位大半生的时间都在国外流放的李承晚。那时的他已是一位75岁的老人，易动感情、自以为是、反复无常，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结，极端仇视共产主义；他曾经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可一旦掌握全国的民主制度后，所有的人都要对他唯命是从。正是日本人与美国人造就了这样一个李承晚，他的一生都在背信弃义、铁窗生涯与政治放逐中度过，他的性格因此而改变，心也变得坚硬如铁。无论是这位曾经野心勃勃的年轻政治家的多舛命运，还是金日成的种种人生际遇，实际上这些正是朝鲜历尽磨难的现代历史悲剧的生动写照。
李承晚年纪轻轻就已是个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政治犯。尽管他拿到了哈佛大学的学士学位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学位，他的人生仍然像他的祖国一样充满坎坷与失望。作为一个被流放国外的政治犯，李承晚始终感到自己人微言轻；同样，作为列强眼中一个被人遗弃的国家，朝鲜一直举步维艰。获得博士学位以后，他曾经短暂回国，但是此后却不得不重返美国，度过了三十五年的时光。他成为一名逆境中的“乞求者”，为了让朝鲜挣脱殖民统治的枷锁而不断游说。李承晚既是一个满腔热忱的民族主义者，同时还是一个不屈不挠的自我倡导者——当大权独揽时，他的成功助长了他的偏执倾向。
1945年太平洋战争结束后，李承晚的手里攥有一张王牌，为了这个出牌的机会，他已经苦等了三十年。由于那些即将决定战后朝鲜命运的少数美国人从来就没有关心过这个国家的战后地位，因此长期生活在美国，曾经为了朝鲜的独立而四处游说的李承晚就成为能够得到美国支持的不二人选。此外，他还与一直同华盛顿过从甚密的中国国民党有长期的交往。在朝鲜，就像在中国一样，美国人想要选出一个既是民族主义者又是基督徒的领袖。同时，这些人的民族主义情结还必须符合西方的宗教和政治标准。
有了蒋介石的支持，就等于有了一张能在华盛顿发挥影响力的通行证。实际上，那些无论赏识还是憎恶蒋介石的人都认为李承晚就是一个“小蒋”。与蒋介石不同的是，他是一个严谨的基督徒。李承晚在一个非基督教国家加入基督教，并且在许多场合都因为自己的信仰而遭人诟病。对那些早年力挺李承晚的美国人来说，尽管亚洲人与他们格格不入，但是他（以及蒋介石）的宗教信仰却让他们感到宽慰。就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一位外交官向当时很有影响力、后出任艾森豪威尔政府国务卿的杜勒斯讥评蒋介石与李承晚，杜勒斯颇有启发地回答说：“好吧，我告诉你，不管你说他们什么，这两位绅士都相当于当代的耶稣。他们为了自己的基督教信仰而遭受磨难。”
包括蒋介石在内的许多人都向麦克阿瑟推荐过李承晚。当他最终回国出任总统时，乘坐的是麦克阿瑟的飞机，这件事本身就是一则典型的政治宣言。美国人似乎找到了自己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自己人找到了他们。对美国十分友好的英国高级外交官罗杰·梅金斯认为，美国当时的举动就像一个孤立主义国家极不情愿地被拖入世界大国的新角色，因此他们始终倾向于找到一个让自己放心的代理人；美国选择李承晚说明“美国人总是希望与一个能够被他们当作‘自己人’的外国领袖打交道。他们不喜欢大动干戈”。但是，喜欢李承晚的并不包括那些在韩国每天与他打交道的美国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对他十分反感。生性粗鲁、不擅外交的首任驻韩美军司令霍奇将军尤其鄙视李承晚；正如军事历史学家科雷·布莱尔所说，霍奇认为李承晚“阴险狡诈、喜怒无常、凶残腐朽、捉摸不定”。
（www.earm.cn/田成杰2019-3-25整理；书中注释节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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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最寒冷的冬天：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美]大卫·哈伯斯塔姆/著，王祖宁、刘寅龙/译；台海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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