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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就一个国家而言，经济国有化导致“需求大于供给”，经济私有化和两极
分化导致“供给大于需求”，这是近两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实践证明了的两个极端社会矛
盾。 上世纪初，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已经证明，当一个社会私有经济占主导
地位，国有经济相对较少，由于私人经济追求利润最大化，相对降低劳动成本，必然导
致两极分化，出现了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不足的社会矛盾。上世纪中期，包括中国在
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均已证明，当社会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地位，私有经济寥寥
无几，甚至绝迹，国有经济效率低下，一方面是社会商品短缺，另一方面为了解决社会
问题国家还要照发工资，低廉的工资涨速大于商品的增长速度，出现社会“需求大于供
给”的另一种社会矛盾。
凯恩斯和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一致之处是他们都强调国家干预经济，但是，凯恩斯的
理论主张在私有经济为主体的基础上，适度发展国有经济，利用国有经济为社会创造“
需求大于供给”来弥补私有经济过度发展和两极分化所导致的“供给大于需求”的矛盾
。而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指导一些国家彻底消灭私有经济，将私有经济完全变为国有经
济，用国家完全控制经济来保障社会需求。然而无论任何社会，国家干预过了头都会走
向另一极端，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凯恩斯理论影响下又出现了“需求大于供给”的
滞胀，社会主义国家干脆普遍经济停滞，供给严重不足。为了解决国家干预经济造成的
“需求大于供给”的社会矛盾，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社会主义国家
纷纷实行改革，改革的核心也是改变单一国家所有制的经济结构，鼓励发展私有制经济
。以私有经济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国家，用发展国有经济弥补单一私有经济的不足；以国
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用发展私有经济来弥补单一国有经济的不足，其实质都
是调整社会的所有制结构，即调整社会财产的国有与私有的比重和私有财产的两极分化
，以解决社会供给与社会需求的矛盾。
当前，美国出现金融危机，这是一种新形势下的“社会供给与社会需求”的矛盾
现象，这种矛盾最终需要用调整社会所有制结构的理论来解决。在美国，房地产企业、
汽车制造企业甚至金融企业，开始出现破产倒闭现象；几乎所有的家庭购买住房和汽车
，均是以银行贷款的方式取得；社会失业率超过10%；为了防止企业倒闭引发更多的失
业，尤其是银行倒闭有可能产生企业连锁倒闭现象，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奥巴马政府
采取政府向破产企业注资的扶植政策。种种现象说明，美国社会已经处于社会供给相对
大于社会需求，私有相对大于国有和私有两极分化的所有制结构矛盾之中。美国社会商
品琳琅满目，房子和汽车市场也是供大于求，老百姓无钱购买，就连现在使用的住房和
汽车所有权都是银行的。尽管美国社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仍然很高，有别墅、汽车和高
品质的家庭用品、食品和社会福利，但是这掩盖不了其两极分化、私有大于国有、供给
大于需求的社会矛盾。奥巴马政府所采取向企业注资、医疗制度改革等政策措施，本质
上都是强化国家干预经济，增加国有经济比重，补贴老百姓提高购买力，难怪奥巴马被
讽刺说有社会主义倾向。要解决当前美国社会的金融危机，必须重新拾起凯恩斯理论，
当然凯恩斯理论并没有提到改变社会所有制结构，即改变国有和私有比重这样的理论高
度。向富人增加税收，将其财产转化为国有，投资于破产企业，增加国有股份的比重，
同时保住就业，让广大老百姓提高购买力，以解决“供给大于需求”的社会矛盾，这是
解决金融危机的唯一办法。当然，美国社会是富人统治的社会，任何政策措施的实施，
都需要由富人在“现在多交税”，还是“等失业率再上升引发政权不稳定时再交税”之
间作出抉择。任何社会矛盾的激化都有一个过程，因此任何政策措施的实施也有一个循
序渐进的过程。金融危机还刚刚开始，对社会的影响还不是十分明显，政策措施得力，
危机被消化在萌芽状态，处理得不好，金融危机将爆发为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届时不
解决也得解决，办法离不开上述理论和政策措施。
中国为什么没有明显的金融危机现象，因为中国目前正在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前提
下，用大力发展私有经经济平衡了社会供给与社会需求的矛盾，经济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尽管中国已经开始出现两极分化，但是国有经济为主体足以使国家具有主动平衡社会
供求矛盾的能力。中国改革开放焕发了私有经济的活力，市场繁荣，商品丰富，大大提
高了社会供给能力，然而社会需求的增长并非完全归功于内需，很大一部分依赖出口。
美国金融危机实质是社会供给大于社会需求引发，因此，美国尽管公然违反关贸协定这
样的国际贸易法规，为了解决自身的国内问题，也要对中国关上自由贸易的大门。因此
，中国政府在坚持发展私有经济，继续提高社会供给能力的同时，还需要依靠国家的平
衡能力提高全民的收入水平，努力扩大国内需求，使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更上一个新的台
阶。社会需求的增长不能仅靠政府指令提高工资，还包括让更多的人有股份，让更多的
人当老板，让社会财产不是集中在国家和少数千万、亿万富翁手中，而是分布在广大人
民手中。只有让更多人当上老板了，更多的农民当上农场主了，这些人的消费以及这些
人雇用更多的就业人员消费，才是从根本上解决提高社会需求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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