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条件下经济周期理论的扩展与应用——换一种思维看待次贷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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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次贷危机爆发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力，因此对其爆发原因和必然性的探讨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本文尝试从全新的角度出发——以经济周期理论为依据，从开放宏观的视角，对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与必然性做出更合理的新解释。首先，通过对战后美国经济结构演变的分析，探究其经济周期的演化逻辑。其次，分别从短、中、长周期的角度和国际经济格局演变的角度研究次贷危机的爆发原因与必然性。最后，指出美国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和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才是减轻经济危机破坏性与频发性的根本方法。　　关键词：经济周期，次贷危机，开放宏观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2007年初美国房贷市场爆发的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经过近两年的逐步升级，首先演变成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金融危机，尔后又在2008年末将以美、英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拖入了衰退的泥潭，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此次危机造成的巨大破坏使得对次贷危机的产生原因和性质的探讨自然成为了中外理论界争论的焦点。
　　目前的研究中，大部分国外学者比较偏重从金融市场的发展、运行的中、微观角度对次贷危机的产生原因进行研究，强调金融自由化导致的道德风险积累、逆向选择、衍生产品过度交易和羊群效应被极度放大等负面因素对危机形成的影响，而从经济周期经济角度开展的研究却十分不足。
　　我国学者对次贷危机成因的认识与国外学者大致相同，只是主流观点的侧重点偏向宏观经济政策层面。一种观点认为，美联储在2000年IT泡沫破灭后采取低利率的货币政策推动了房地产市场的过度发展，在金融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造成了房价虚高和财富效应作用下的消费信贷急速膨胀，从而埋下了危机爆发的隐患；另一种观点认为，美国长期奉行赤字财政的财政政策造成了国内消费过度、进口激增和内外失衡加剧，并进一步引起货币政策跟进，从而吹涨了资产泡沫。还有少数学者试图从经济周期的角度阐述次贷危机的必然性。他们通过回顾美国战后的历次经济危机的爆发时间、原因和破坏程度后得出结论：此次危机的爆发时间与最近八年美国经济周期步入下降阶段的时间相吻合，故具有必然性。然而这种假说并没有考虑到经济周期的变异性，也没有阐明战后美国经济周期的演化逻辑，因此对当前危机爆发的必然性缺乏有效的解释力。
　　国内外现有的经济周期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方面：
　　一是总结经济思想史上出现的关于经济危机成因的理论。崔友平（2004）认为：早期的经典作家，如西斯蒙第（Jean Sismondi）、马克思（Karl Marx）非常重视消费不足带来的危机；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则试图通过用“创新”解释康德拉基耶夫周期，证明创新不足和资本设备相对固定的使用寿命是危机爆发的必然原因；凯恩斯（John M.Keynes）用三大心理规律证明经济危机的性质——实体经济生产过剩及其成因，并提出了统治西方经济政策长达40年的有效需求管理理论；而继承“纯货币论”早期代表霍特里（Ralph G.Hawtrey）经济思想的弗里德曼（Jerome I.Friedman）则对此持有不同见解，认为经济危机的原因是由于货币信用过度扩张。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从经济结构角度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是由于货币供应量过多，导致消费过度并使生产资料的资本不足。除此之外，罗宾斯（Lionel Robbins）的投资过度论和卡莱斯基（Michal Kalecki）政治周期理论也享有一定的声誉。
　　二是通过建立数量化的宏观经济模型分析经济走势和政策冲击的效果。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Lucas（1975）在“竞争性均衡成立”、“理性预期”、“信息不完全”的假设下建立了一个经济周期的均衡模型，分析了非系统性财政金融振动、信息时滞和加速器效应对产出变动的影响，以及价格、名义利率和用于投资部分的产出的准周期运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代表R.Prescott和P.Kydland（1977，1982）从P.Romer的“新古典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出发，通过对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的整合提出了总产量的增长趋势和产量波动的内在决定因素是同一的，而波动只是总产量增长趋势适应环境变化和外部冲击的自然反应。这种对经济周期的独特认识，不仅在理论上更有助于理解经济周期的规律，而且在实证检验中表现出了强大的说服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供给方的冲击，尤其是技术冲击是总产量产生波动的唯一源泉。它使后来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更加重视对供给方的考察，从而能够更全面地认识宏观经济周期波动中的决定因素。
　　三是研究某一特定时期的经济运行特征及成因。近十年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美国新经济的探讨上。宋玉华（1998）、刘崇仪（2006）论述了新经济“两高两低”的特点；华民（2002）、王力（2005）认为，全球化、技术进步、财富效应和有力的经济政策促进了新经济的形成和持续发展，并探讨了中美贸易摩擦和经济结构调整问题。
　　四是研究危机史与危机的国内和国际传导机制。吴纪先（1988）、孙执中（1997）分别研究了战后美国、加拿大和联邦德国、日本历次经济危机的成因、破坏性及熨平波动的宏观经济政策。宋玉华（2007）等分析了世界经济周期的传导机制，并在对美国、欧盟、中国和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动性进行实证研究后得出结论：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动性与非协动性因素并存；战后世界经济周期存在一定的新变化——平均周期延长、波动幅度减小。
　　然而，这四方面的研究都未涉及到次贷危机及由其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与美国经济周期的关系。现有的试图用经济周期理论解释当前危机的文献均以静态的视角看待美国经济周期，不仅缺乏对经济周期动态化的探讨，更没有阐释美国经济周期的演化逻辑。这就无法揭示当前危机的内生性因素是什么，危机的爆发是否具有历史必然性，如何理解危机对美国经济的长期冲击，也无法对危机的后期走势做出有意义的预测。因此，我们尝试对当前危机的分析视角设定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动态化的经济周期领域。通过考察美国经济周期的演化逻辑，对本次经济危机的新特征、成因及发展趋势加以判断。
　　二、战后美国经济周期的演化及其逻辑
　　1.战后美国经济周期演化的主要特征
　　根据美国实际GDP增长率的变化（见图1），我们可以把战后美国经济大致划分为11个周期，如表1所示。

　　从图1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战后经济周期无论长度还是波动幅度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时间路径上不断地动态演化，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8～1975年），忽略越战因素，美国经济周期的长度存在一定的缩减趋势，经济危机有频繁化的态势，而波幅即危机的破坏性有逐渐收敛的趋势。
　　第二阶段（1975～2001年），美国经济周期长度显著增加，经济危机的频率下降，但波幅经历了先扩大再缩小的过程。
　　第三阶段（2001年至今），美国经济周期的长度大致保持在90个月以上的水平，但考虑到2001年和2003年爆发的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因素，周期长度的变化趋势并不十分明朗。
　　同时，次贷危机造成的破坏效应正在慢慢显现：美国GDP增长率从2004年起一路下滑，2008年6月至2009年3月已连续3个季度负增长；2009年4月的失业率更攀升至8.9%，仅次于1982年第二次石油危机时的水平。由此可知，本轮周期的波动幅度正在不断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GDP增长率（见图1）、工业生产指数增长率（见图2）和全员劳动生产率（见图3）一直处在长期下降通道内，且具有较强的协动性（见表2）。这说明美国经济增长率的变化与其工业生产的扩张速度和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即美国经济周期的演化绝非“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一定的实体经济结构演化基础上的必然结果。

　　2.战后美国经济周期的演化逻辑
　　美国经济周期的主要特征在战后的种种变化充分证明了其演化路径的复杂性。然而无论是周期长度，还是波幅变化的背后总有一定的经济结构变化作为支撑。沿着其经济结构变化的路径，通过分析导出这种变化的各种基础性因素，我们便可以得到美国经济周期的演化逻辑及经济危机的爆发规律，从而为深入探析此次危机的根源和进一步判断经济的运动方向提供有力依据。
　　根据总结美国战后历次经济危机的特点及爆发原因，我们发现危机的爆发时间、周期长度和波幅均与美国经济结构的演化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从经济结构的角度来看，根据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对危机爆发的影响将危机分为传统型、过渡型和现代型，如表3所示。其中，传统型危机是从实体经济部门爆发，并蔓延至占经济总量比重不大的虚拟经济部门；过渡型危机是从与虚拟经济部门联系紧密的实体部门爆发，并传导至已占国民经济相当大比重的虚拟经济部门；与此不同的是，现代型危机首先从虚拟经济部门爆发，在造成极大破坏后同时向国内外实体经济部门蔓延，并引起全球性衰退。

　　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鉴于1929～1933年危机的教训，坚持实行以Q条例为代表的严格金融监管。因此，以金融业为主体的虚拟经济部门对实体部门的依赖性较大，而金融的功能也仅局限于动员储蓄和优化资金配置。1973～1975年及1980～1982年危机期间发生的“滞胀”，彻底动摇了凯恩斯主义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地位，而新自由主义思潮蓬勃兴起的逻辑中点必然是70年代以来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大额可转让存单（CDs）、期权（Option）、信贷违约互换（CDS）等衍生工具的出现大大加快了金融自由化的速度和程度。金融创新的发展不仅极大地突破了对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限制，还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于1986年完全废除了Q条例，实现了利率的市场化。进入90年代后，在IT技术的推动下，金融交易的便捷性、安全性和全球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金融市场，特别是衍生品市场蓬勃发展。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统计，2005年美国金融衍生品的市值已超过了美国当年的GDP。这也是虚拟经济的规模第一次超过实体经济，说明美国的经济结构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此带来的对经济周期长度与危机爆发时间和破坏力的影响显然是不可忽略的。
　　从危机的成因的角度来看，传统型危机是由实体经济部门的内生性与外生性两类因素造成的。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到，石油禁运和战争结束后国内需求下降这两种外生性因素，与传统内生性因素（投资、生产过度）一样，各造成了4次危机。过渡型危机是由实体经济部门的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投资、生产过剩引起的，并迅速传导至与之联系密切的虚拟经济部门（NASDAQ市场、风险投资一级市场），从而进一步影响到与之联系紧密的实体经济部门的服务业（会计、审计、投资银行业、咨询业）。现代型危机则是由虚拟经济中（如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在传导至包括保险业、投资银行业、咨询业、商业银行业在内的几乎全部虚拟经济部门后，引起资本市场发生恐慌性抛售、信贷紧缩，而银行的惜贷行为直接导致实体经济部门流动性匮乏→利率上升→投资下降→产出减少→失业增加，收入下降→消费下降→产出进一步减少→实体经济全面危机爆发，而当前的危机也正是沿着这条路径发展的。虚拟经济部门危机向实体经济部门传导，并最终演变成全球性实体经济衰退的事实，再次有力地证明了美国经济危机的成因已在战后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改变。
　　从危机的传导机制的角度来看，美国经济危机的国内传导方向与国际间的传导途径均发生了明显变化。传统型危机在国内的传导方向是实体经济部门→虚拟经济部门，而现代型危机则正好相反。传统型危机爆发后往往通过国际贸易途径进行国际间传导：国内对进口产品的需求下降→外国出口部门生产减少→外国企业雇用需求下降→外国失业率上升→外国实体经济危机爆发；而现代型危机爆发后则主要通过国际金融途径传导：国内次贷债券违约率上升→投资机构头寸增加→为保持固定杠杆比率，抛售其他风险资产→其他证券价格暴跌→所有机构恐慌性抛售各种资产→外国金融机构因大量持有本国各种证券而遭到巨大损失→外国机构流动性紧缩→外国金融机构惜贷→外国资本市场利率上升→外国投资下降→产出减少→失业率上升，收入下降→外国实体经济危机爆发。可见，以金融部门为主体的虚拟经济在金融自由化、IT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迅速发展壮大，并独立于实体经济部门运行，并且通过全球化浪潮在实现了资本的全球配置和追逐利润的同时，也将美国经济周期与世界经济周期更紧地绑在了一起。
　　然而，美国经济周期演化的过程中除了不断改变的经济结构因素外，还存在着一成不变的因素，即生产过剩问题。7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将目光集中于提高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并以推动美国产业结构不断高度化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正是这种政策思路的必然结果。但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一样，也存在生产过剩的问题。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正是衍生品市场上的过度供给造成了虚假繁荣的表象，使资产泡沫越吹越大。衍生品的过度交易不仅没有产生人们预期的分散风险的作用，反而使投资者行为趋同，加剧了资产价格的波动程度和风险的实际集中，并最终在利率提高的刺激下刺破泡沫、爆发危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战后美国经济周期的演化逻辑是沿着“刺激总需求，扩张货币供给→滞胀→新自由主义兴起→金融自由化→虚拟经济极大发展→危机爆发原因、危机类型改变”的内生路径逐步依次展开的。其中，IT技术进步和全球化这两个外生因素与金融自由化一起对虚拟经济超过实体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危机的类型也从实体经济部门推动的“传统型”，经过混合因素推动的“过渡型”，完成了向虚拟经济部门推动的“现代型”的转变。危机爆发原因从实体经济部门向虚拟经济部门演进的过程，证明了美国经济周期的演化逻辑本质上就是虚拟经济的发展历程，也是其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必然结果；然而，美国经济的生产过剩问题也伴随着经济周期演化的始终，并从实体经济生产过剩向虚拟经济生产过剩转变。
三、重新审视当前危机的视角：开放经济的经济周期
　　战后美国大致发生了11次经济危机，其中1957～1958年、1973～1975年、1980～1982年危机是波及到全世界的3次最大的经济危机。然而，人们似乎普遍认为，当前的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的本轮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破坏力要大大高于战后的所有危机，连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也认为“美国正在经历一场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于是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此次危机如此巨大的破坏力？次贷危机与以往的历次危机有何联系？危机爆发的必然性是什么？
　　由于战后GATT、布雷顿森林体系和IMF的建立标志着国际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各国经济的关联程度大大提高，经济周期的协动性显著加强，因此，对美国任何经济问题的考察都要依赖于开放条件下的分析视角。美国经济内、外部均衡的实现和改变，与以虚拟经济发展为标志的内部经济结构的调整过程共同构成了其经济周期（特别是危机阶段）演变的现实逻辑基础。因此，我们通过在开放条件下建立对经济周期短、中、长期的分析框架，分层次深入剖析本轮危机与以往不同的新特点、爆发根源及其历史必然性。
　　从短周期（2002～2007年）的角度来看，本轮危机属于由典型的金融危机引起的实体经济衰退。危机爆发的根源是相对独立运行于实体经济部门之外的虚拟经济部门生产过剩，而以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为代表的虚拟经济的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通过开放条件下财富和资本双重效应实现的，如图4所示。2001年9.11事件后，为刺激经济复苏，美联储连续降低利率，同时放宽放贷的审核标准，将大量“次级”信用等级的居民列入贷款发放范围。随着房价的上涨，贷款购买的房产不断增殖，产生了极强的财富效应。由于次级贷款的借款对象多为低收入者，故其边际消费倾向也较高，导致以房产作抵押的消费信贷规模迅速膨胀。消费的旺盛进一步扩张了总需求，引起进口和贸易赤字的激增，从而加剧了外部经济的失衡。同时，旺盛的总需求也按一定比例扩张了对服务业和金融业的需求。由于资本的国际流动性大大高于劳动力，因此导致资本密集型的虚拟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实体经济，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内部经济的失衡状况。这里要特别指明的是虚拟经济与传统的实体经济运行模式有很大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虚拟经济的流动性更强，由于IT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全球资本市场，使得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速度极大提高，突破了传统的时空限制；（2）虚拟经济对其他相关产业的联系更广泛、深入，这主要是由金融业的五大功能（①为投资、资本配置提供信息；②监督投资并实施合作管理；③为贸易、资产多元化和风险管理提供便利；④动员、集中使用储蓄；⑤为货物、服务交易提供便利）决定的；（3）不受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约束，资本越多越易造成资产价格泡沫的膨胀，从而加剧虚拟经济供给过剩的状况。因此，次贷危机的爆发必然会产生与传统经济危机相比更广泛和持久的影响，而次贷危机在短期内即演化成巨大的实体经济危机，更超出了传统的金融周期理论的解释范畴，证明美国经济在中长期内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问题。

　　从中周期（1992～2007年）的角度来看，此次危机系2000年新经济结束后美国经济结构调整余波未平，而被2001年爆发的“反恐战争”延后，属于必须的阶段性回调。这与历史上因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而被延后至1953～1954年的危机和因1965年越战升级而被延迟至1969～1970年的危机竟然惊人地相似！表4反映了美国经济周期受战争因素影响，形成战时与和平时期截然不同的运行特征的历史传统。2001年4月至今的本轮周期已经经过了90个月。周期的长度已明显超过了和平时期的平均47.3个月，更接近战时周期平均83.5个月的水平。因此，本轮周期具有鲜明的战时周期特点。由此也可以合理地推断本轮周期内的繁荣不会持续太久，一旦战争结束或冲突规模下降，经济爆发危机并转入萧条阶段将在所难免。

　　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自由化红利”、90年代初苏东解体带来的“全球化红利”和IT技术进步带来的外溢效应的耗尽，美国经济于2000年结束了长达128个月的增长，并爆发了危机。美国经济本应立即进行深度回调，以消化自1993年以来电子和通讯设备制造业及其上下游产业共同积累的大量过剩产能，以及在资本市场逐利性扭曲下产生的大量无法带来实际收益的低效技术创新；同时引导产业资本和风险投资基金进入新一轮技术创新领域（如新能源、环保技术等）以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提高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然而，2001年的战争和小布什政府追求眼前利益而推行的一系列错误的经济政策却使美国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原有的产业结构，失去了进行中长期结构性调整的最佳时机。随着低利率环境下次贷资产泡沫的不断膨胀与最终破裂，以虚拟经济危机的破坏性衡量的美国实体经济内外结构调整的成本已明显超过了政策制定者当初的预期。
　　从长周期（1958～2007年）的角度来看，此次危机是处于第四轮长波下降阶段的必然产物。熊彼特在1934年英译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对世界经济的三次长周期作了如下划分：
　　“长波”Ⅰ——从大约1783～1842年，持续时间为59年，是所谓“产业革命时期”，这个周期的基本特征是手工制造或工场制造的蒸汽机逐步推广到一切工业部门和工业国家。上升期为1783～1815年，共33年；衰落期为1816～1842年，共26年；并于周期开始后的第42年，即1825年在英国爆发了第一次经济危机。
　　“长波”Ⅱ——从1842～1897年，持续时间为55年，是所谓“蒸汽和钢铁时代”或“铁路化时代”，其特征是机器制造的蒸汽机成为主要的动力机，并得到普及。上升期为1842～1875年，共33年；衰落期为1875～1896年，共22年，并于1857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此后每十年爆发一次世界性的危机。
　　“长波”Ⅲ——从1897年开始（当时此“长波”尚未结束），是所谓“电气、化学和汽车时代”，其特征是电动机和内燃机在一切工业部门中的普遍应用。考虑到两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此轮长波将延长几年，大约至1957～1958年的战后第一次同期性世界经济危机。
　　持续时间为60年。上升期为1897～1928年，共31年；衰落期为1929～1958年，共29年；并于周期开始后的第32年爆发了著名的1929～1933年大危机。
　　我们现在正处于“长波”Ⅳ——从1958年开始至2007年尚未结束（已进入末尾阶段，鲜有重大发明），是“核、生物、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时代”。由于本轮长波已度过了49年，而现在正处在其下降期，因此根据以往三轮长波的经验，2000年后爆发大危机的概率显著增加。特别地，我们不同意有的学者关于“90年代以来的新经济是第V轮长波的开始”的观点，原因如下：（1）高估了IT技术进步的意义。尽管计算机、网络通讯技术的进步会大大促进经济的发展，但其作用与交通运输工具革新以及电报、电话等通讯手段对经济曾经起的作用一样，只是提高了生产过程中的物流和信息流的速度，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资本的运动方式和范围。许多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及资源密集型部门受限于其劳动、生产工艺的特点难以完全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故并未像资本密集型产业一样获得几何倍数的增长，即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特别是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作用很可能被高估了，这一点可以从图3中清楚地看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劳动生产率并未出现大幅增长，而是保持与此前大致相当的水平。（2）与经济周期的现实观察相矛盾。如果假定1992年以来美国经济进入新一轮长波，并于2007年转入下降期，则无法解释为何其经济仅增长了大约15年就出现了一次“百年未遇”的大危机，而以往的长周期则平均经过了约26年的上升期。
　　从战后国际经济格局演变的角度来看，此次经济危机可以被看作是与7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倡导“金融自由化”带来的“自由化红利”对应的“自由化成本”，以及与90年代苏东剧变带来的“全球化红利”对应的“全球化成本”。战后美国国际经济地位的不断下降则体现在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中。类比1931年9月英国被迫放弃金本位制，并宣布英镑贬值，导致同英镑联系的欧洲国家纷纷放弃储备英镑的历史，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标志着美元地位的衰落——美元正处于其全球霸权的下降通道中，而1980～1982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不仅是战后最严重的一次危机（次贷危机除外），更意味着本轮长波即将进入其下降期。由于一国货币的世界地位取决于实体经济的相对强势，随着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和美国外部失衡的加剧，从长期来看，美元地位的衰落不可避免。从图3战后美国劳动生产率的波动中可以发现，美国劳动生产率长期下降的趋势并没有在IT技术进步后得到明显改善。这也为美元地位的衰落提供了经济基础层面的解释。
　　综上所述，尽管美国经济中虚拟经济部门的过度供给为次贷危机的爆发提供了有力的短期层面的基础解释，但从中长期来看，美国经济结构调整的缓慢性及战后美国经济的全员劳动生产率长期下降的趋势和经常账户失衡的加剧才是本轮经济危机爆发背后最深层次的原因。
　　四、结论与启示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通过对战后美国经济周期的特征及其演变历程的梳理，我们将危机按爆发原因归为三类，并找到了经济周期演变的内在逻辑——危机的类型从实体经济部门推动的“传统型”，经过混合因素推动的“过渡型”，完成了向虚拟经济部门推动的“现代型”的转变；同时，危机的传导方向也从实体经济→虚拟经济转变为虚拟经济→实体经济。这种变化充分证明了美国经济周期的演化逻辑本质上就是虚拟经济的发展历程，也是其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必然结果。但是，美国经济的生产过剩问题也伴随着经济周期演化的始终，并从实体经济生产过剩向虚拟经济生产过剩转变。当然，考虑到经济问题的复杂性与特殊性，我们也不能断然排除今后再次爆发“传统型”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2）由次贷危机引起的当前全球性实体经济危机表现出与战后历次危机不同的特点：破坏性极强，传导速度极快。对危机爆发的必然性的研究不仅需要考察微观层面的金融衍生品市场运行、联系机制和宏观层面的财政、金融政策沿革，更需要以经济周期理论为依据，从开放宏观的角度分析美国经济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结构性变化。从短周期（2002～2007年）的角度来看，本轮危机属于由典型的金融危机引起的实体经济衰退，而危机爆发的根源是相对独立运行于实体经济部门之外的虚拟经济部门生产过剩。从中周期（1992～2007年）的角度来看，此次危机系因2000年新经济结束后美国经济结构调整，而被2001年爆发的“反恐战争”打断而延后的，属于必要的阶段性回调。从长周期（1958～2007年）的角度来看，此次危机是处于1783年以来第四轮长波下降阶段的必然产物。
　　（3）从战后国际经济格局的演变出发，辩证地看，此次经济危机可以被看作是与70年金融自由化带来的“自由化红利”相对应的“自由化成本”；是与90年代苏东剧变带来的“全球化红利”相对应的“全球化成本”。从战后国际经济格局中长期演变趋势来看，美国国际经济地位随着其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放缓以及由此带来的经常账户赤字的持续增加而步入下降阶段，而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美元全球霸权的衰落恰恰反映了这种态势。2007年次贷危机的爆发直接引起了亚洲和南美多国签署了双边或多边货币互换协议，并以本币取代美元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国际地位进一步弱化的必然逻辑，从而再次证明了此次危机的必然性。
　　综上所述，鉴于战后美国经济周期演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全员劳动生产率长期下降的趋势和经常账户失衡的加剧，以及现实中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巨大影响和复杂的、多样化的联系机制，我们可以预计本轮经济危机不会很快结束。尽管从短期来看，美国政府祭出扩大财政支出的凯恩斯主义救市方案可能取得一定效果，但从长期来看，只有加速产业结构调整，缓解经常账户赤字，不断推动技术进步，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提高美国经济增长率，才能从根本上缓解经济危机爆发的剧烈性和频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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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王汉儒 来源：《世界经济研究》200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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