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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阅读《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共1小时，累计60小时。
◆ 产业改革：铸钱、盐铁与酿酒
>> 酒与盐铁并列称为“三榷”，成为国家实行垄断经营的主要产业，历代衍续，从未中断，而对烟草、茶叶的国营垄断也成为专营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 流通改革：均输与平准
>> 主要政策有二：一曰“均输”，就是统购统销；一曰“平准”，就是物价管制。
>> 均输与平准，一是管理零售市场，一是掌握批发环节，两者互相配合，构成国营商业的统一体系，其功能等同于物资部和物价委员会，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计划经济运作模式
>> 政府收入的增加并非因生产效率的提高，而是既有的社会财富在政府与民间的重新分配。
◆ 变法造就第一个“半亿帝国”
>> 在全球范围内，几乎与刘彻同时的另外一个大帝，是罗马共和国的凯撒（前102—前44年）。这似乎又是一个巧合，就在中国构筑了中央集权体制的时候，罗马也从共和政体向帝国政体转型，世界进入了“独裁者时代”。
>> 无论是产业改革还是流通改革或税收改革，其最终的结果都是“国库为之一饱”，即其改革的目标和效果都是为了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
◆ 变法的负面效应及争论
>> 算缗令及告缗令的实行，更是导致了两个后果：第一，社会财富被强迫“清零”，中产阶层集体破产，工商动力丧失；第二，更严重的是，政府在这场运动中几近“无赖”，对民间毫无契约精神，实质是政府信用的一次严重透支，从而造成社会财富观念的空前激荡，民众的储蓄和投资意识从此锐减。
>> 国营事业在“办大事”的同时，也体现出了与生俱来的劣质效率。
>> 在国家主义的政策之下，国强易得，民富难求。
◆ 盐铁会议与“桑弘羊之问”
>> 群儒反对国营化政策的理由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一是指责盐铁、均输、平准等是“与民争利”，造成官商勾结，物价沸腾，民间经济萧条；二是国营企业生产和经营存在重大弊端，其商品要么不适民用，要么质量低劣，各级官吏则强买强卖；三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权贵经济，形成了一个背靠政权，以国营为名，通过特权攫取庞大利益的经济集团，他们的权势大于朝廷重臣，他们的富足一点也不逊色于范蠡之辈。
>> “桑弘羊之问”：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战争的开支从哪里出？国家的财政收入从哪里得？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化解？而这三项不正是治国者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最重要课题吗？
>> 桑弘羊经济思想的最大贡献就是强调工商富国。
>> 桑弘羊几乎已是摆脱了伦理的局限而考察财富问题，他的重商理念，百代以降，少有认可。
>> 桑弘羊所提出及执行的所有经济政策的主旨并不在于压抑工商业——相反，他和汉武帝最早透彻地看到了工商业所产生的巨大利润，他们的目标在于将工商业中的私人利润转化为国家的利润。
>> 自汉武帝之后的中国历代统治者从来没有轻视工商业，他们只是抑制民间商人而已。
>> 轻视商人与重视工商，正是一体两面的结果。
◆ 变法背景：世族经济威胁中央集权
>> 中国社会由贵族形态向士绅形态转型则又经历了七百年左右的过渡期，即自西汉中期到隋，我们称之为世族形态，与之适应的便是世族经济。
>> 世族集团在经济上“闭门成市”，严重阻碍了商品大流通，使得生产力无法释放，在政治上对中央集权构成威胁，随时可能孕生颠覆政权的力量。
◆ 改革三战场：财政、货币和土地
>> 改革基本上紧紧地围绕影响宏观经济的“三大核心课题”财政、货币和土地而展开。
>> 所谓“五均”，是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这六大都市设立五均官，由原来的令、长兼理，称为“五均司市师”，他们的工作，一是定时调节、均平物价，名曰“市平”；二是控制市场供应，市场货物滞销时，以低价收购，货物涨价时，则以高价出售；三是办理赊贷，根据具体情况，发放无息贷款（赊）或低息贷款（贷）；四是征收山泽之税及其他杂税。
>> 所谓“六筦”，是指官府掌管六项经济事业，即由国家专卖盐、铁、酒，专营铸钱，征收山泽生产税，经办五均赊贷。简而言之，“五均六筦”就是全面恢复盐铁专营和均输、平准二法。
>> 所有推行计划经济的人无不以“均贫富”和实现社会公正为口号，而实际上都是为了加强集权以及扩充财政收入。
◆ 最惨烈的改革结果
>> 王莽变法的失败，既是一次古典社会主义的试验失败，又是理想主义者的失败。
>> 将王莽变法与之前的汉武帝变法相对比，便可以得出如下的技术性差异——在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上，两场改革都以加强中央集权为目标，而经济集权的前提正是政治集权。
>> 武帝启动改革之时，“七国之乱”已然平息，削藩取得成功，在政治上，中央已形成不容对抗的集权能力。可是，王莽以外戚身份取汉而代之，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因此，激进的经济改革势必遭遇重大阻力。
>> 在改革与民心的关系上，从四大利益集团的权益博弈来看，中央集权改革将侵蚀地方政权和有产阶层的利益，所以改革成功的前提是，务必获得底层民众的支持，也就是必须“把人民发动起来”。
>> 一般而言，集权者用以鼓噪民心的理由大抵有四个：抵御外国侵略、防止地方割据、反贪反腐、反对贫富不均。
>> 汉武帝搞改革的口号是保家卫国，汉王朝对匈奴的战争顺乎当时的民心，为改革争取到了强大的舆论支持。王莽在政权未稳、未取得社会共识之际，就匆匆变法，缺乏广泛的民意基础，而且他推行的众多改革措施——特别是币制改革从一开始就让基层民众受损。
>> 在集权式改革与民间财富的关系上，任何集权式的经济改革从本质上来说都不是为了促进生产力，而是通过财富的重新分配，使中央政府获得更多的经济权益。
>> 汉武帝变法建立在七十年“文景之治”的厚实基础之上，长期的休养生息为国营化政策留下了巨大的敛财空间，而且财富藏于民间商人之家，易于剥夺。王莽则没有这样的社会条件，西汉末期财经疲弱，天灾不断，而且，庞大财富握于官商一体的世族集团之手，收刮的难度自然大增。
>> 在改革与官僚执行能力的关系上，刘彻是一代雄主，心狠无情，手段霹雳，他在改革中有效地发挥了能臣以及酷吏的作用，在不同的阶段用不同的官吏，用之深宠，过之则弃，绝无拖沓。而他与桑弘羊的合作关系长达四十余年，如同一对政治伙伴。王莽用人多疑，好换将帅，没有一支忠心高效的执行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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